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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钱氏:名门望族为何千年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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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有句俗语叫“富不过三代”,孟子也说过,“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中国的豪门望族虽多,却往往是三五代之间的短暂兴盛。钱家的世世代代,成就了一个十足的奇迹:从钱镠到钱弘俶、从钱易到钱大昕、从钱玄同到钱钟书、从钱学森到钱永健……三十多世,遍布海内外的钱家后裔千年不散,人才辈出,这绝非偶然。有学者研究表明,钱氏家族有自己独特的成功之道。

     2010年7月30日,随着中国力学之父——被周恩来总理尊称为“三钱”之一的钱伟长以98岁高龄辞世,我们对钱家更多了一份高山仰止的崇敬。本期百年家族就为您揭秘钱氏家族千年不衰“奇迹”的奥妙。

     宋人编《百家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皇上老儿姓“赵”,老“赵”家自然排名居首。那名列第二的老“钱”家呢,也绝对含糊不了!“钱氏”鼻祖就是唐朝之后“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国王钱镠。钱镠在唐末大动乱之际,因缘时会,得以割据一方,建立了吴越国。地盘大约就是今天的浙江省,定都杭州。吴越国社会安定经济富足的状况,用后世柳永《望海潮》的话说,就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当时,黄河流域由北方胡人为主,先后更迭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五个短命王朝,史称“五代”。所谓“十国”,就是在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并存的由汉人为君王的十个割据小国。每小国的疆域地盘,相当于今天一两个省区。“十国”中最强大的,是建都金陵,先后以李璟、李煜为君王,年祚四十二年的“南唐”。而“十国”中最安定、年祚最长的,就是老钱家治下的“吴越”。

     “吴越”国王钱镠,明智文雅,始终不妄自尊大,惟以保境安民繁荣经济为要务。当时一位风水师说西湖风水不好,煽惑他填掉西湖,说如不填塞,吴越国只能维持不到百年,而如填掉西湖则可延长国祚。钱镠考虑到填湖不利于民,就没有听信这种妖言。他临终遗嘱子孙:“度德量力而识事务,如遇真君主,宜速归附。圣人云顺天者存。”“民为贵、社稷次之。免动干戈,即所以爱民。”能有这种目光睿智、气度不凡的君王,古今中外,十分罕见。

     公元978年,即宋太平兴国三年,在大宋朝廷已建立十八年后,钱镠之孙弘俶尊奉祖先遗嘱,举家入朝,成就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和平统一,使鱼米之乡的江浙避免了兵燹战火,此后一直为富甲华夏之区。钱氏之重大贡献,受到宋代朝野钦敬。成书于宋代的《百家姓》,将“钱”姓居于第二,就昭示了皇室对老钱家的高度评价,也含有当时知识界对钱氏的尊重和感激。

     宋朝与汉唐不一样,它不是靠农民起义推翻前朝统治,而是采用不流血的军事政变,从后周皇室孤儿寡母手中篡夺的政权,就是“陈桥兵变”。赵匡胤虽黄袍加身,但毕竟觉得不大光彩,甚至有点理亏,因而对后周皇室和吴越王室就给予特殊的优渥待遇。其中《水浒传》所描述的小旋风柴进持有祖传的“丹书铁券”,就是宋朝皇帝颁发给前朝王室子孙后代的法律豁免特权。

     史料载,钱镠祖孙三代、有5位国君。这5位,以86年的太平治理,使吴越国成为遍地烽烟、“最黑暗的”五代时期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苏东坡所谓“民至老死,不知干戈”;杭州府的富庶繁荣程度也超过苏州府和会稽府,跃居江南第一。研究钱氏家族史22年的钱镇国先生说:当时一石(大约60公斤)米才50文钱,国库里有10年存粮,且有3年不向老百姓征税;杭州的人口也由隋代的1.5万余户,增至五代时的10万余户。

     “所以有人讲,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钱镠是奠基人。”近代杭州有个不成文的惯例,凡有地方最高长官到任,必去清波门外柳浪闻莺公园内的钱王祠走一走,他们要瞻仰的,是善政的遗泽。而钱王祠乃至临安钱王陵园内,也留下无数前来寻根问祖的后人身影。

     1982年中科院遗传研究所提供的数据:全国汉族姓氏约3600多个,其中钱姓约占0.22%,估算为264万人,排在第89位;近年最新数据已退至96位。”

     日本学者池泽滋子曾对钱镠家族文人群体的形成和成就及其对北宋和后世文坛的影响做过深入研究,其中提到钱俨、钱显、钱起等人。

     因为钱镠的功绩,人们将归宗的路线放长了些,时隔1100多年,梳理出千百俊杰也合乎常理。但是,近代钱家确乎有过人才“井喷”现象,除了已编成绕口令的“一诺奖、二外交家、三科学家、四国学大师、五全国政协副主席;十八两院院士”,还出现了许多杰出的父子档人物,如钱基博、钱钟书父子,钱玄同、钱三强父子,钱穆、钱逊父子……还有杭州钱家钱学榘的儿子:2008年10月8日荣获诺贝尔化学奖的美籍华裔科学家钱永健(与日本科学家下村修、美国科学家马丁·沙尔菲共同获得)。

     钱学榘是出色的空气动力学专家,担任过美国波音公司总工程师,跟钱学森同一个祖父。钱永健的哥哥钱永佑是神经生物学家,曾任斯坦福大学生理系主任,兄弟俩都在十几年前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

     钱家恐怕是出院士最多的。有消息说,当代国内外科学院院士以上的钱氏名人有100多位,分布在全世界50多个国家——有人向掌握资料较多的无锡钱氏联谊会副秘书长钱志仁(退休中学特级教师)核实这一数据,他说,这个总数不知如何统计得来的,但无锡钱家确实出了10位院士:台湾“中研院”院士钱穆,中科院院士钱伟长、钱钟韩(钱钟书堂弟)、钱临照、钱令希、钱逸泰以及江阴钱保功,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易(钱穆长女)、钱鸣高,中科院学部委员(相当于院士)钱俊瑞。其中,鸿声乡就占6位。

一提到“三钱”——这个最初由周恩来总理喊出的“别号”,人们便会肃然起敬地想到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1911-2009)、中国力学之父钱伟长(1912-2010)、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1913-1992)。

一个时代的自豪记忆:“三钱”

     一提到“三钱”——这个最初由周恩来总理喊出的“别号”,人们便会肃然起敬地想到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1911-2009)、中国力学之父钱伟长(1912-2010)、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1913-1992)。“三钱”是中国科坛的杰出人物,也是世界顶尖的科学大家。他们为给祖国撑起一片安全的天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实力决定地位”的国际背景下,他们在给国家带来更多安全感的同时,也赋予了我们一个时代的自豪感。他们的爱国情绪、拼搏精神、智慧之光,永远昭示、激励国人。

     钱学森是用美军战俘换回来的。美国人一时疏忽放走了他们曾经控制下的、这位当年美国海军次长认为“至少等于5个师兵力”、后来享誉世界的航空火箭专家、空气动力学家、应用软科学家和系统工程学家。钱学森的脑袋的确与众不同,仿佛里面藏着一座智慧的金山,又似乎装有一堆留给明天的秘密。

     1935年8月,钱学森作为一名公费留学生赴美国学习和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回国前,曾任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1949年中秋节,新中国成立的喜讯传到大洋彼岸,钱学森夫妇和十几位中国留学生一边赏月,一边倾诉衷肠。在这天上月圆、人间团圆的美好时光,钱学森萌发早日回国报效祖国的念头。就在钱学森积极筹备回国事宜的时候,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国国内掀起一股疯狂的反共逆流。钱学森涉嫌学院马列主义书记威因鲍姆的案件,美国政府决定取消他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同时指控他是美国共产党员,非法入境。钱学森一边据理驳斥美国联邦的指控,一边正式申请回国。就在他打算离开洛杉矶的前两天,移民局突然勒令他不准离开美国,海关扣留了他的全部行李。

     1950年9月6日,钱学森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非法拘留,引起中国留学生的强烈愤慨。钱学森的导师、人称“超音速飞行之父”的冯·卡门教授多方奔波,终于把他保释出来。然而,美国联邦调查局没有放过对钱学森的迫害,千方百计设置障碍阻止他回国。为了麻痹美国当局,钱学森另行选择“工程控制论”进行研究。令人可笑的是,当时美国当局对工程控制论跟军事的关系还蒙在鼓里,毫无察觉。

     1955年6月的一天,钱学森摆脱特务的盯梢,在寄给比利时亲戚的信中夹带一张香烟纸,香烟纸上写的是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的信,迫切请示通过外交途径帮助他早日回国。于是,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中国大使王炳南拿着钱学森的亲笔信,指名道姓地要求美国允许钱学森回国。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中美参议以尽快交换战俘为前提达成协议。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登上美国“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船回国,祖国也在焦急地等待这位游子的回归。

     风华正茂的钱学森回到祖国,正赶上空军建设战略方向的研究。面对帝国主义飞机肆意侵扰我国领空的现实,不少人认为要建设强大的空军,首先必须研制飞机。钱学森却提出搞导弹。此语一出,四座皆惊:导弹深奥莫测,连美苏也都刚刚起步,我们“一穷二白”怎么搞?钱学森分析说:“飞机要重复使用,对发动机材料等要求很高,我国短时间内解决不了。而导弹是一次性的,材料难度小,主要靠脑袋,中国人聪明,完全能解决制导和自动控制上的难题。”当年亲耳聆听钱学林讲话的何祚庥院士回忆往事时激动不已:“钱学森真是颇具创新胆识的大科学家,一席话令人茅塞顿开!”

     果然,在钱学森主持研究下,中国导弹后来居上,大出风头。1962年击落充满神秘色彩的美蒋U-2高空侦察机,国威大振。如今,国产战略导弹、战术导弹捍卫着祖国的安全,国产运载火箭飞向太空,我们为当年钱学森那极具创新价值的思维而深感幸运和自豪。

     当年与钱学森同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从事航空航天研究的钱伟长出生在江苏无锡的乡下。少年钱伟长长得瘦弱,衣衫褴褛。他断断续续地念到初中毕业。考上苏州中学后,钱伟长发现自己的学习基础跟班上的同学相差一大截。尤其是数学、物理那些公式、定律、推导,演绎简直像一团麻。钱伟长决心拼一拼。他刻苦钻研每一道题目,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夜深人静,他还在向老师请教。经过3年苦读,钱伟长终于取得优良成绩,但文科比理科强。钱伟长有一股倔强劲,哪壶不开提哪壶。在同时考取的5所大学中,他偏偏选中理工科清华大学物理专业。踏进清华园,钱伟长的学习潜能一下发挥出来了。每天清晨北斗星还隐隐悬在天际,钱伟长已端坐教室里看书,晚上必待灯火俱灭方回宿舍。4年之中,钱伟长完成了需8年才能完成的学业,获物理学学士学位,考取了吴有训教授门下的研究生。

     1940年钱伟长同另外两位中国留学生搭乘俄国“皇后号”轮船横跨太平洋,抵达加拿大,进入世界一流的多伦多大学深造。指导老师很快就喜欢上这个勤奋好学、刻苦钻研的中国留学生。他在钱伟长硕士学位评语中选择了难得使用的字眼,盛赞他是“了不起的好学生,校园中多年未见的优秀人才!”1942年,钱伟长获自然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以连载的形式在美国《应用数学季刊》一、二卷上刊登。他提出的一组非线性方程组被称为“钱伟长方程”。1944年,世界软科学研究权威冯·卡门教授邀请他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和喷气推进研究所跟他合作,共同研究薄壁构件扭转问题。钱伟长用一个月的时间就写出了《变扭角的扭转》一文,被冯.·卡门教授称之为“经典论文”。在出国留学的7年中,钱伟长以卓越的研究才能一次又一次成功。更为令人惊叹的是,他同林家翘合作的一项研究成果将英国伦敦从灭顶之灾中拯救出来。时值二战,盟军的参战使德国法西斯作困兽斗,伦敦正遭到德国火箭的威胁,丘吉尔向美国求援。钱伟长、林家翘等人根据自己的研究,提出了运行火箭受到干扰缩短旅程的对策,有效地阻遏了德国的飞弹。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及此事时,不胜感慨,由衷地称赞:“美国青年真厉害!”他哪里知道,使他避免厄运的实际上是黄头发的中国青年。于是,“钱伟长智救伦敦”的传奇故事不胫而走,成为二十世纪科坛上的一段佳话。

     1946年5月,钱伟长以探亲为名只身返国,从洛杉矶乘船回到上海,应聘为清华大学教授兼北京、燕京大学教授。1947年,有人带来美国有关方面对钱伟长全家赴美工作生活的邀请,钱伟长明确填“NO”,予以拒绝。

     在“三钱”中,钱三强的大学生活充满革命斗争的气息。钱三强的父亲钱玄同曾任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编辑,其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对钱三强影响颇大。

     1935年侵略军入关威胁北平。日本帝国主义大肆收买汉奸,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妄图使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变为日本的殖民地,中华民族处于亡国的生死关头。“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12月16日,党再次领导北平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正在清华大学读书的钱三强也加入了游行的行列中,他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反动军警沿路设卡,阻挡游行队伍。钱三强与几位身材魁梧的同学手抬木头撞开一处紧闭的城门,城楼上的军警用石块投向学生,企图驱散游行队伍。游行队伍继续前进,军警们挥舞警棍、大刀,水龙头喷射的刺骨的水浸湿了单薄的棉衣,鲜血染红了冰冻的大地。钱三强搀扶着受伤的同学向后疏散。此后,钱三强一直是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显示了卓越的组织才能。1936年,钱三强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赴法国留学,在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从事原子能核物理研究,师从大名鼎鼎的居里夫人。10年后,钱三强学成回国,主持建立了中国原子能研究所并任所长,主持并制成了共和国第一个核装置——原子能反应堆。一次偶然的事故使钱三强大动肝火:“我们不仅要学科学,还要学管理。”此后,这位蜚声海内外的科学巨子把他的后半生献给了中国核科学组织工作。钱三强知人善任,是他大胆起用年仅26岁的邓稼先出任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总设计师。诚如邓稼先的老同学、诺贝尔奖得主、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所言:“钱三强独具慧眼的睿智和超凡的组织才能,促成了中国原子弹的爆炸成功。”

江南读书人家:钱基博、钱钟书、杨绛

     钱基博(1887-1958)是近代卓有成就的学者、古文家、文体学家、教育家。华中师大校长、历史学家章开沅在1958年致悼词说:“由于‘左’的影响,钱老的学问在他的晚年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更谈不上充分发挥其作用。”

     钱穆晚年回忆,他平生所见“治学最勤、用力最劬”的学者,就是钱基博。清末状元兼实业家张謇,对晚生34年的钱基博的评价是:“大江以北,未见其伦。”

     钱基博这一支的祖先初到无锡时定居在堠山一带(今锡山区查桥),后迁到城里。钱基博的父亲经营“永盛典铺”,到钱基博当家时,宅第正厅高悬含有家训的“绳武堂”匾。

     这是一个儒学世家。钱基博5岁时,教他的是长兄“子兰先生”,到了10岁,换成伯父仲眉公教授策论。渐渐,“对于群经、诸子、古史地学、古典文学理论,无不淹通”。

     钱基博是个保守的儒生,他成年后教过小学、中学、大学,不顾时代潮流,一律古文。钱钟书从新式学堂放学回来,要跟着父亲念古文。他后来在《围城》里露了一手,方鸿渐跟父亲方遯翁来往几封信是用文言文写的,词藻富丽,古奥典雅。

     钱基博当时交往的师友,是唐文治、梁启超、章士钊、章太炎、钱穆、顾颉刚等人。在军阀混战的上世纪20年代,钱基博写出了《现代中国文学史》,1933年正式出版后,三版售罄,1936年又出了增订版。

     据弟子吴忠匡说,钱基博藏书非常丰富,仅中国古兵法一类,便收有七八十种。他的书生气可由捐书之举得见:“1949年以来,我国的国际地位日隆,先生常喜形于色,因董理生平笔耕舌耨之所积累,举以赠之华中师院(钱基博最后12年在武汉度过),计所藏书二百余箱,五万余册,捐赠师院图书馆;诸古龟甲铜玉陶瓷、历代货币、书画墨迹等自商周三代历汉唐宋元以迄明清之文物大小二百余件,移赠该院历史系。又所藏碑帖字画一千余件,则赠与其乡里之苏南文物管理委员会;方志一千余种,赠与江苏泰伯文献馆。”

     1957年,钱基博对党披肝沥胆,忠直进言,横遭批判。章开沅说:“他虽然确实是死于不治之症,但至少在离开人世前的心情是痛苦抑郁的。”尤其令人痛心的是,钱基博一生五百多册《日记》,被“跳踉叫嚣,如中风疾走”的无知少年付之一炬。

     由此,我们似可理解钱钟书晚年的静默和恬淡。

     因伯父中年无子,钱钟书自幼在伯父跟前长大,颇受宽容昵爱。少年钱钟书“全没正经”,专爱“胡说乱道”,一点没有他母亲的“沉默寡言、严肃谨慎”,以及他父亲的“一本正经”。1920年伯父去世后,11岁的钱钟书的教育就全由他父亲来承担。“他父亲因钟书爱胡说乱道,为他改字‘默存’,叫他少说话的意思。”杨绛说。

     1932年,钱钟书在清华园得识无锡名门才媛杨季康(绛)。当时,钱钟书在清华园名气很大,杨绛初见,发现此人“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一点也不像想象中的那样“翩翩”。二人互慕已久,开始恋爱。

     后来,杨绛给钱钟书的一封信,被钱基博接到后拆开看了。信中写道:“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读到此处,老先生“得意非凡”,直说,“此真聪明人语!”

     1933年,钱钟书与杨绛举办了订婚典礼。二人后来同赴牛津大学求学,回国后钱钟书任教清华(当时是西南联大)。

     1953年院系调整,清华改为工科大学。钱钟书摆脱教务,在文学研究所工作,实际做的是《毛泽东选集》英译本的定稿工作。那篇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经由他出类拔萃的英译被介绍到西方。

     1969年11月,钱钟书作为“先遣队员”被发往河南省罗山县“五七干校”,一度担任信件收发工作。这一年6月,女婿王得一被逼自杀。7月,杨绛也来到干校,后来写成《干校六记》、《洗澡》。

     1975年前后,海外误传钱钟书去世了,港台、日本等地发起一连串悼念活动。1977年前后误传澄清,钱钟书本人与其杰作《管锥编》的初稿一同“问世”。

     1998年12月19日,88岁的钱钟书在北京逝世。第二天新华社播出的新闻通稿中,出现“永垂不朽”字样。

     同出江南无锡钱家的钱穆、钱逊父子,因1949年钱穆“离家去国”音讯隔绝长达30年。钱逊曾说,“有人说起我的家庭,常说家学渊源云云,我深感惭愧。”他还说,听父亲教诲的机会少,是人生的一大遗憾。

     1980年4月,父子之间终于通了家书,当时钱穆已86岁。

     他在信中说:“我此两年多来双目已近失明,不能阅报,不能读书,惟尚能握笔亲自写字,此书即我之亲笔。”

“回念我此一生中所见吾国人之受苦受难者真复何限,则我父子今日之遭遇,未为过酷于他人。汝辈今日虽求与我一面,亦我此三十一年来之愿望,若天佑我国家我民族,或最近将来能达此望……”

     这一年8月底,兄妹中的4人终于在香港见到了父亲。次子钱行(原苏州某中学语文教师)回忆道:“我小时候父亲在无锡江南大学教书,课后回到苏州盘门新桥巷藕园。我们走过书房,总怕弄出声音打扰他。31年过去,不苟言笑的父亲怕是很老了罢?

“出了地铁口,我们在东张西望地寻找,继母却先凭着照片认出并招呼了我们。她旁边站着一个身穿长袍的老人,这不是与我们分开了三十多年的父亲吗?

     “父亲患有青光眼,视力模糊,他常走到我们身边,从近处审视我们每一个人,不时‘唔唔’说着,好像奇怪我们怎么会一下子变大了,变老了。而他的确还把我们当作孩子,每天,他都先自正襟危坐,然后令我们挨次坐下。他问我们每个人的经历、生活、读什么书,当他知道我们兄妹都是小学、中学、大学教师时,十分高兴,连声说‘很好,很好’。知道10个孙子和外孙都在重点中学和大学读书,更是眉开眼笑。谈到我们遭遇过的艰难困苦,他唏嘘说:‘吃点苦没有什么,我希望你们做好一个中国人,用功读书做学问。’”

     1988年11月,正在荷兰访问的大女儿、清华大学教授钱易趁台湾开放大陆赴台探亲政策,第一个获准赴台探父。此后几天,94岁的钱穆醒来便问:“我的女儿在哪里?”有一天钱易为他擦背,钱穆连说:“好舒服哪,这是我的女儿第一次为我擦背!”钱易满眼是泪,哽噎得说不出话来。

     1990年8月30日,钱穆在台北家中谢世。一年后,归葬在故乡太湖边石皮山上。钱行说:“现在父亲永远在我们身边了,什么力量都不能使我们再分开。”

《钱氏家训》的力量

     1945年初春,32岁的钱三强向何泽慧发出了平生第一封示爱兼求婚信,25个单词:“经通信,我向你提出结婚的要求。如能同意,我将等你一同回国。”很快收到回信,也是25个单词:“感谢你的爱情。我将对你永远忠诚。等我们见面之后一同回国。”战时德国信件不封口,限词汇25个。

     今天的青年,偶尔从老照片上看到钱三强夫人何泽慧、钱学森夫人蒋英年轻时的模样,惊为天人。殊不知,中国曾经有过许多这样才貌双全的名媛,最后湮没在蓝灰色的人潮里。

     钱家多寿星,多才子,多俊杰。为什么?

     原来钱家子弟多半受儒学熏陶,知书达礼,所娶配偶也都是才貌与德行兼备的女子,这样的基因,很不坏。

     史学界泰斗许倬云在谈到江南士大夫家族时,曾讲起自家的义田制度,即家族中富裕人家拿出一部分田亩,扶持家族中孤儿寡母的日常生活和继续学业。钱氏家族直到民国还有这种义田制,断了半个世纪重续,则演变为助学基金。其中红蜻蜓集团董事长钱金波、运盛实业股份董事长钱仁高、上海国际包装印刷城董事长钱成锡出力最多。目前,他们已经帮助家族内的几位家境困难的孩子念到中学、大学。

     家教的源头则是身教加《钱氏家训》。家训分为三部分:武肃王(钱鏐的谥号)八训;武肃王遗训;钱氏家训。早先,钱氏家族每有新生儿诞生,就要全家人一起恭读《钱氏家训》,这个传统在近代断了。

     第三部分《钱氏家训》是钱文选根据先祖八训和遗训,归纳在《钱氏家乘》里的,共635字,分“个人、家庭、社会、国家”4节。温家宝总理提及的“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必谋之”在“国家”节,其中还有“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执法如山,守身如玉,爱民如子,去蠹如仇,严以驭役,宽以恤民”等,讲的都是为官执政的大义。

     家训中关于个人修身,讲的是:“读经传则根柢深,看史鉴则议论伟。能文章则称述多,蓄道德则福报厚”;关于家庭:“娶媳求淑女,勿计妆奁。嫁女择佳婿,勿慕富贵”,“忠厚传家,乃能长久”;关于交友及公德:“信交朋友,惠普乡邻。恤寡矜孤,敬老怀幼。救灾周急,排难解纷”,这些,与《礼记·大学》中“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一脉相承。

     著名经济学家钱颖一是杭州钱氏的后裔,30多年前与他同住机关宿舍的一位小伙伴回忆说:“他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一位普通的机关干部,都曾下放劳动,钱颖一从小学随父母去了干校,直到念中学才回北京,应该说是在农村长大的。父母这么受冲击也没有把他的学习兴致磨灭掉。他是一个酷爱读书的人,放学回家从不休息,在我眼里他没有节假日,从来都是在念书写作业,每天早晨坚持听英语广播。几年下来,他的口语、笔头都达到了相当水平。可他的兴趣并不完全在这上面,他对数学如醉如痴,好像整天遨游在一个奇妙世界里。中学毕业后,他到京郊密云插队当了知青,可读书的热情依然如故,还是每天听英语广播,真是难得!在那个连饭都吃不上、家都回不了的年代,有多少人能坚持读书呢?还把活干得极好,从不喊苦叫累,他感动了农民的心,插队时入了党。恢复高考那年他考上了清华大学,现在已经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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