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传统的乡党社会是如何消亡的

  “乡党们……”这个曾在华夏大地延续上千年的称谓,如今已鲜有提及。但“乡党”从未离开,作为一个中国人,永远无法切断与亲朋同乡的联系,它是瓜田李下,又是和谐互助,更是乡音乡情,这是流淌在每个人血脉内的魂魄,不离不弃。

  乡党是怎样消失的?

  晚清以降,作为乡党核心的乡绅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它曾努力地转型,寻找中国乡党社会的新出路。但1949年鼎革前后,乡党速亡,那些和谐无诉的乡党伦理只能永远留在记忆里。

  古之五百家为党,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乡,合称为“乡党”,即“家乡”,如《论语》中有“孔子之于乡党,恂恂如也”。后来又转意为“乡亲”,如柳青《创业史》中有“但愿你两口白头到老,俺乡党们也顺心” 。

  传统乡党社会的消亡,应始于清末光绪帝废除科举和开新学堂的“新政”;加速于大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的农民运动;最后消亡于从1946年至1953年,席卷全国的“暴风骤雨”式的“土地改革运动”中;1957年发起的“反右运动”,以及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给被摧毁的“乡党”踏上了最后一脚。

  史学家徐中约认为土地改革和农业集体化后,“以往传统社会中充当统治精英和主干的士绅阶层,现在被摧毁了”。

  他道出了乡党消亡的核心原因——乡村精英阶层的消失。在传统乡土社会中这些精英就是以乡绅为主体的乡村自治领袖。

  古代中国皇权不下县,乡党们的社会关系不由官府直接干预,而由乡党中进过贡院、考过功名,或做过官等有知识、操行、人格背景的“斯文人”主导:乡村有红白喜事,他们必须儒雅地站在村口,面带发自内心的微笑,打躬作揖迎送贵宾;祭祀时带领宗亲,抑扬顿挫、语速徐缓地念着祭文;若乡党有诉(讼),则端坐祠堂中央,闭目、一言不发,听完双方痛诉后大喝一声:“你们都是不孝子孙,如何面对列祖列宗?”

  对于普通人来说,要中科举除了天生聪颖外还需祖上积德,谈何容易?但能识文断字,谙熟《乡党应酬》,乡党们必委托你办他们办不了之事,简单如过年书写对联。一旦被乡党们认可这方面才能,你就晋升到基层斯文人之列,你就是乡党的领袖——乡绅。

  这种认可是乡绅莫大的荣誉,也导致了,当土改到来,一些平日恭敬谦卑的乡党指着他们鼻子批斗时,乡绅自感斯文扫地,因为受不了屈辱,多少人自缢而亡,以期生前能保持乡绅那份体面和尊严。

  学者熊培云在《一个村庄的中国》中认为,乡绅这个群体在中国传统社会,是体制内权力与中国社会基层的“连接器”、“缓冲带”;梁漱溟说,近代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对乡村的破坏史。而乡村的破坏史,也是一部“乡党消亡史”。

  今时今日,真正意义上的“乡党”概念早已消亡,现在它只“宅”在三秦大地的口语里,或文学作品中,引人遐想,供人追寻。

  晚清以降面临现代转型挑战的乡党

  代表旧时代的乡绅也明白,科举见废,现代民主自治方式将取代以士绅为主的乡党基层自治,旧式乡党要在现代化转型中逐步消亡。众多乡绅虽不情愿,但还是努力转型,并积极培养适应新社会变化的“接班人”——有责任、优秀的“现代公民”。

  如晚清变革的精英,后来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各民主党派骨干,以及在各界做出杰出贡献的先贤,大多是乡绅的后人、门徒弟子。

  邓中夏的父亲是晚清举人邓典谟,晚年修纂了《宜章县志》。另一中共早期领导人彭湃的祖父彭藩是个工商业者兼地主,彭湃是名副其实的“富三代”。

  乡绅一项重要职责是赞助教育。一位曾经留学法国的四川富商成立了基金(相当于现在的NGO),补贴川籍学生赴法勤工俭学,邓小平便受益其中。邓的父亲邓文明曾是广安警卫总办(团练局长),在家庭殷实时,还曾办过一所学堂,同样是乡绅的一员。

  史学界的巨人陈寅恪的祖父是积极推进光绪新政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父亲是帮助巡抚力行新政的陈三立。如此例子,不胜枚举。

  晚清以降的精英与乡党,在血缘、经济、精神上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乡党”中不乏像上个世纪的中共党史专家邓力群等意识形态的左派代表,但是更多的人在体制内外,为中国社会的转型而努力。

  耗费毛泽东32天考察撰写出来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推动农民翻身,消灭地主剥削为核心内容,在当时并不被待见。陈独秀看后,大骂毛年轻气盛、思想偏激,中共中央拒绝刊登;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汉口民国日报》也冷处理了毛的手稿。可见,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并不认同“过激的农民运动”。

  “乡党”在民国的转型过程因战争中断

  经历了军阀混战、国共反目后,中国乡村社会面目全非。上世纪30年代,一批有志之士开始中国农村改良运动:教育家晏阳初最早到河北定县搞平民教育运动;国学大师梁漱溟辞掉北大教职的身份到山东邹平乡搞自治建设运动;西北军高官彭锡田等在河南镇平、内乡进行自治自卫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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