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科举反作弊手段众多,果然古人的智慧是我们所不及的

  考场上的作弊与反作弊斗争,历来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仅仅是在当下,也是古代科场的一道独特景观。

  如果要比含金量,古代科举恐怕要比现今的高考要高很多,读书人一旦中举,就意味着光宗耀祖,从此踏上仕途,娶娇妻发大财,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 。于是,一些人为了博取功名,竟敢冒丢官杀头的危险。

  虽然古代没有当下的高科技,但作弊也是花样翻新:高官干涉,买通考官(包括负责搜身的士兵) ,搞夹带,请人替考等。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古代统治者也发挥聪明才智反舞弊。

  唐朝是科举制的探索阶段,规章制度不完善,作弊手段来势凶猛。唐玄宗时,宠臣外戚杨国忠之子杨暄“学业荒陋”是朝野皆知的事实,但考官慑于杨国忠的淫威,只得录取其子,这成为唐代科场考试中的一桩丑闻。晚唐著名诗人杜荀鹤诗名虽高,却屡试不第,不由得发出“空有篇章传海内,更无亲族在朝中”的哀叹。

  个别胆大的考生,竟在皇帝眼皮底下作弊。公元751年9月,李隆基亲御勤政楼试“怀才抱器科” ,考生中居然有人在这大唐天子眼皮底下“私怀文策” 。为取信于民,唐朝在反作弊上重拳出击,先后推出一系列改革举措,比较有特色的有“搜身制” 、“复试制”和“糊名制” 。一些举措,当下的高考还在沿用。

  为防止考生搞夹带,朝廷专门在每个考场安排一个负责搜身的兵勇。后来,因如此检查有辱斯文,不少官员反对,于是改成了考试之前必须在指定地方沐浴更衣,换上官方准备的衣服。这样一来,既文明许多,作弊情况也大为减少。

  “复试制”是对那些“怀疑但查无实据”的舞弊问题重新鉴定的制度。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 ,宰相段文昌、元稹等指责礼部侍郎钱徽取士不公,所取郑郎等14名进士都是无才子弟。于是,白居易等对郑郎等人复试,出题《孤竹管赋》 《鸟散余花落诗》 ,结果黜落十人。钱徽被贬为江州刺史,其他涉弊官员也受到处分。

  为防止考官给关系考生判分上徇私舞弊,武则天亲自创立了“糊名法” ,即遮掩考生名字,以减少批卷者认出撰卷人的机会。

  历朝历代,请“枪手”代考愈演愈烈,清朝竟出现了职业“枪手” 。如清末政治人物胡汉民,便是历史上著名的代考“枪手” 。他曾在清末两次代人参加乡试,皆中举。为防止胡汉民这样的“枪手”进入考场,“准考证”也应运而生。清朝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考试前每人会有一张“票据”和“座位便览” ,没有这两样东西不准进入。“准考证”详细记载了考生的身高,有无胡须、胎痣等身体特征。考生进入考场时,监考官拿着“准考证”仔细对照后才放行。

  反作弊固然重要,但难免防不胜防。于是,“严惩”成为王朝反作弊的重要招数。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丁丑科会试,所录52人尽是南方士子,朱元璋却认定内中有诈,废黜全部录取的考生,且不由分说地砍下考官张信蹈等人的脑袋。另一考官刘三吾,时年85岁,亦被遣戍边。

  上述科场“作弊”和“反作弊”的例子,只是古代科举考试的冰山一角。1300年的科举历史中,有太多的人想靠作弊“华丽转身” 。然而,凡事有利也有弊,或许这也是推行科举制必须面对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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