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西会战敌我两军伤亡:艰苦激战后歼敌4000

  鄂西会战是1943年夏季日本第十一军为打击中国第六战区部队进行的一次进攻战役,日本机动利用兵力,用各个击破的战术重创中国军队第六战区的第29集团军,第10集团军和江防军,将掠获的大批船只下行。鄂西会战历时月余,第六战区以10个军的兵力抗击了日军约5个师团兵力的进攻。日军沿长江向上游进攻,第六战区及友邻部队夹击日军,歼灭敌军4000人

  日军战报

  战后日军的战报中,声称会战期间日军共战死1025人,战伤3636人;被打死军马499匹,打伤280匹【注:《日军在支那方面之作战记录》一卷上册P149】。

  国军战报

  6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对外宣称日军被消灭25,830人【注: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自身伤亡仅1万多人,取得了空前的大捷。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更是热情洋溢的说:“敌第39师团、第13师团主力,及第3师团、第34师团、第58师团一部,均先后转用于宜昌西岸地区。敌酋第11军军长高木义人(系横山勇之误)亲至宜昌指挥,似有一举攻占我第一线要塞,威胁恩、巴之企图。我军早有周密之准备,我最高统帅并手令江防守备部队诸将领,明示石碑要塞乃中国之史达林格勒,为聚歼倭寇之惟一良机……当敌开始向我要塞外进攻时,我守备部队沉着应战,待敌陷入我之圈内,将其全部歼灭,故八斗冲、大小朱家坪、永安寺及北平山各地之战斗,屡次进犯之敌,均无一生还。敌第39师团主力及第34师团之一部,几全部被我消灭,而由偏岩窜占木桥之敌,亦被我消灭大半……所获战利品,亦堆积如丘……,此次进犯之敌,总兵力约达十万之众……其结果只赢得数万具尸体无言凯旋,战马无辜牺牲于战场者亦达三千余匹……”【注: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P133】。

  战后,陈诚点名表扬军长方天,和师长胡涟,并拟升二人为任江防军副总司令和18军副军长【注:《总统府机要档案-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等呈鄂西会战行奖惩电》】。1943年参加鄂西战役中,七十四军经石门对湘北松滋县敌人侧背攻击,并截断敌人之交通,此次会战结束后,王耀武升任第二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仍兼七十四军军长[3] 。

  有一种说法是:到了1988年,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突然改口,承认第6战区部队在这次会战中战死23550人,负伤18295人,失踪7270人,俘虏日军88人;日军死伤3500余人。其承认的阵亡数加失踪数正好等于日军点获的国军遗体数目。但据笔者查验,据台湾国防研究院编写的《抗日战史》第20章第188页对鄂西会战的描述来看,台湾国防研究院否认了上述说法,其坚称“敌军并未达成击毁我军战力之目的,反被国军予以重大消耗”,其称“我第六战区,自战争开始,即依照预定计划,作有部署之撤退,待到达石牌要塞,资邱南北线上,转移攻势。日军仓皇撤退,遗弃军资械无数,人马伤亡五千众,是则敌人击毁我军战力并未达成而反被消耗。”【注:台湾国防研究院《抗日战史》第20章P188】。另外,蒋纬国也否认了上述国军野战军被击破的说法,与台湾国防研究院的表态基本一致。这个“人马伤亡五千众”,台湾国方研究院也说了,是依据日军资料而来,且其并未公布国军战报。

  还有一种说法是:抗战时任第18军参谋长的赵秀昆在《从运用档案、回忆录想到的》一文中提到:“1943年5月……下旬,(日军)向长江南岸的18军防守的石碑要塞进攻。六战区尽其所有兵力增援18军,但未能阻止住日军攻势……蒋介石急令六战区留11师固守石碑要塞,其余均后撤到茅坪、野山关一线,组织新的抵抗。18军18师在撤退中发现日军已经趁夜全线撤走,向军长方天报告……”等等。但这种说法是在偷换概念,国军防守石牌的是第11师,不是18师。18师撤不撤,与坚守石牌的第11师没有任何关联。国军第11师一直坚守在石牌,坚持到最后没有撤退过,其他部队比如什么18师的,那是其他部队的事,他们的撤退与否不妨碍11师的坚守。

  1943年6月15日,6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向重庆拍发了一封密电:“……是役敌伤亡约3万,死尸累累可数,伤毙骡马3千余头……我伤亡自滨湖作战至鄂西会战约4万余人……”【注:《总统府机要档案-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呈作战情形电》】由此可以明显看出,出于宣传需要,事后军令部对外公布的战报缩小了伤亡数字。战后中宣部接待前线记者时,长官部虽表态能从三斗坪调2名俘虏与记者见面,但最后一名俘虏都没有拿出【注:总统府机要档案-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呈外籍记者对鄂西会战映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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