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设计要能“入厅堂”更要能“下厨房”

　　在2001年中国城市规划年会美好城市VS城市病”自由论坛上，遇到一个这样的测试：“你觉得北京、上海、天津、苏州，这4个城市哪个最宜居?”。测试结果也是在意料之中――全场近200人，北京一票、上海两票、天津一票，其余的全部投给了苏州。面对这样的光环，苏州市规划局总规划师相秉军未置可否，问了大家这样一个问题：“在座各位可有人长期在苏州居住?”语出良久，竟无一人举手。大家面面相觑，陷入沉思。

　　的确，城市规划设计形象与建设正如娶妻一样，要求“入得厅堂”、光彩体面，亲友尽知;而是否“下得厨房”、体己贴心，也只有长期身处其中方能体会。

　　形象VS内涵――城市规划设计

　　宽敞的马路、高大的立交桥、华丽的政务中心、达到国际顶级赛事标准的体育场馆、白天绿晚上亮的城市景观……这并不是某一座城市，这几乎是我国当前所有城市的范本。千百年来风情各异的景象已不复存在，经过再造的城市全部似曾相识。当然，也有些有“个性”的――挖一个人工湖，造一条仿古街。然而，城市毕竟不是用来看的。

　　“宽马路、大立交占用了大量宝贵的建设用地，仅仅用来满足城市景观形式上的需要而不是交通功能的要求。更有甚者，宽马路阻断了城市支路的相互连接，使城市交通的‘微循环’全面断裂，马路两侧联系不畅，城市空间被切割成一块块的‘孤岛’，城市功能的综合效益大大降低。”不仅如此，车行道路的拓宽，将自行车挤上人行道，与行人争道，使步行活动不再安全舒适。而建立在“以车为本”的尺度上，城市框架拉得更大更散，城市建设占地更多而使用效率降低，人口密度随之降低，导致公共交通服务效益降低，城建用地浪费。

　　精英VS公平――城市规划设计

　　什么样的城市规划设计能让你满意?1000个人可能会有1000种答案。富人希望自己住的地方有山有水有会所，最好还能打打高尔夫;中产阶级要求生活便利;穷人希望能解决就业，维持温饱。

　　“我们一直说，城市规划有三种范式。第一种范式叫精英式规划，第二种范式叫民主式规划，第三种范式叫公平式规划。”精英式规划是指“政府+规划师”的规划模式，如何规划、建设城市由政府决定，规划的话语权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民主式规划是指城市规划设计要听从大多数市民的意见;公平式规划比民主式规划更进一步，不仅要遵循大多数人的利益，更要兼顾到弱势群体。

　　城市规划是一种公共政策，这一观点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城市规划的服务对象应该是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整个社会群体，主要目的应该是维护社会公平。正如一位规划大师所言，无论是政府规划部门还是规划师们“为穷人们规划设计所付出的心血，一点也不应少于为富人们规划设计时所投入的一切”。然而，知易行难。在实践中，拥有“钱”和“权”的强势群体往往左右着城市规划的编制和实施。规划要么“跟着领导走”，要么“跟着项目走”。即使规划师颇有微词却也难悖“雇主”之意，以百姓为本的设想难以进入决策和实施阶段。

　　尽管城乡规划法的出台使公众参与的法律地位得到明确，但我国城市规划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无论在广度、深度上都仍然处于初级阶段。

　　理想VS现实――城市规划设计

　　每座城市只有6000住户，超过城市人口限额的移居到人口稀少的城市;每座城市划为4个部分，包括货场总站、食品供应站、医院和公共食堂;城市街道规定宽度为6米，住房后面是宽敞的花园;居民住在3层的楼房里……这是莫尔在《乌托邦》中描绘的景象。然而，这只是乌托邦。城市不是艺术品，不是一张图纸，而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

　　很多地方的城市规划设计决策是带有‘洁癖’的，这种‘病症’不容忽视。一些城市决策者要求城市大、新、整洁，这种洁癖使得城市太过理想化，不够温暖、体贴，没有人气。城市规划行业多年来一直处于理想状态。上世纪80年代时做城市总体规划，我们采用的就是规划师对于城市空间理想的一种模式。20年以后，我们把当时的规划图拿来和城市的现状一对照，发现规划是规划、现状是现状，城市依然很乱，那些理想的功能分区格局实现的比例比较低。如果现在我们依然还是用简化的、终极的理想形态来做城市规划，只能提供给市民一个美好的愿景，而这个愿景在复杂的城市建设的要素和机制面前，显然太过苍白。规划者应该能够告诉人们今年应该做什么事情，而不是提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划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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