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才子佳人文学中的两性格局与文人心态

   摘 要：才子佳人文学以描写文人婚恋 故事为主要内容，历史悠久，影响巨大。它在两性关系上所反映出的男弱女强的畸形格局，与文人的依附心态和自卑情结密不可分。本文试图从才子佳人文学作品入手，具体分析男弱女强的两性格局，从而剖析文人的依附心态和自卑情结，探讨文人的这种心态对才子佳人文学的深层影响。 
    关键词：才子佳人文学；男弱女强；两性格局；文人心态  
   一 
    中国有一类被称为“才子佳人文学”的作品，专以描写文人婚恋故事为主要内容，以小说、戏剧体裁居多，历史悠久。这类作品数量巨大，影响深远，在中国古代爱情文学中占据着主流地位，其流风余韵至今仍隐约可见。 
    所谓“才子佳人文学”，其主角当然是才子，多是些功名不高、未入官场的年轻文人，才貌俱佳，风流倜傥。所谓“佳人”，则无一不是美貌女子，温柔体贴，顾盼生情。才子遇合佳人，于是就敷演出许多旖旎风流的故事。 
    才子佳人文学起源甚早，东晋葛洪所撰的《杂记》中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可视为这类文学作品的滥觞。其后，在唐传奇、元杂剧、明清小说戏曲中，才子佳人文学得到长足的发展，成为爱情文学的主流。十九世纪晚期，由于种种原因，才子佳人文学一度跌入低谷，但不过是暂时萧条。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才子佳人文学改头换面，又迅速繁盛起来，只是渐渐失去了爱情文学主流的地位。到了二十世纪晚期，才子佳人的形象还隐约出现在一些作品中，使人们在不得不叹服其顽强的生命力的同时，又不得不审慎地研究它的文化底蕴和历史内涵。 
    历经千百年的发展变化，才子佳人文学作品虽然艺术成就不一，在具体情节设置、人物命运安排等方面各不相同，但是在两性格局上却表现出近乎一致的特点，即男弱女强。所谓“男弱女强”主要是指女性的家庭环境优于男性，或者女性具有超自然的能力；女性主动追求男性，男性被动接受女性的情感和献身，女性承担爱情与婚姻的全部责任，男性则尽可能地逃避责任，男性一般依靠女性获得幸福。这与西方爱情文学中男强女弱的两性格局大相径庭。当然，无论是中国的“女强”，还是西方的“女弱”，女性都是男性的附属品和占有物，她们只是男性价值的见证者，本身没有任何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为什么在才子佳人文学中会出现男弱女强的两性格局呢？答案似乎应从这类作品的作者身上寻求。在中国文学发展的漫长历史中，创作才子佳人文学的作家形成了一个纵贯历史的颇为庞大的文人群体。他们在两性格局上始终持如此一致或十分相近的创作态度，无疑反映了某种具有顽强历史传承性的意识和心态。在中国古代的礼治文化和专制制度的长期统治下，文人群体积淀成某种集体无意识，这就是依附心态和自卑情结，通常又转化为一种求助意识，在文学创作中反映为某种怪异的、非正常的创作冲动和情节设计，于是就出现了这种男弱女强的畸形格局。 
二 
    在中国历史上，文人阶层似乎从来没有发育成一支完全独立的政治力量。尽管文人阶层历来是一支强大的、极富潜力的社会文化势力，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从历代史实考察，文人阶层只有依附统治集团，才有可能比较有效地发挥其政治作用；同样地，文人只有成为统治集团的成员，也才有可能比较充分地释放其潜在的文化能量。在任何一个时代，完全脱离统治集团而又能充分发挥自己政治文化力量的文人都是非常罕见的；即使是有这样的实例，那也只能是个别文人的个体行为，而不会出现群体现象。 
    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集团出于巩固政权和维护政权的需要，也都会毫无例外地推行一些强有力的措施，以国家行为形成制度，来争取和笼络文人阶层，使大批文人源源不断地补充到统治集团之中，为统治者效力。西汉以后，文人参政逐渐制度化，相继出现了察举、征辟、举贤良、策问等制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太学，鼓励上学求官。其后的历代统治者都不断地加强读书与做官的紧密联系。而科举制度的出现，使读书与当官走向了一体化，并且使“学而优则仕”成为制度。随着科举制度的不断完善，文人对政治权力的依附程度日趋加深。 
    科举制度始于隋大业二年（606），终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延续了一千三百年之久。李东沅在《论考试》中说：“……（中国取士，自唐、宋以来）无论文武，总以科甲为重，谓之正途；否则胸藏韬略，学贯天下，皆目为异路……故举世奋志功名者，悉从事于此，老而不悔。”① 
    科举制度为文人一步登天创造了极好的机会，另外，中国还有着重文轻武的传统，“自汉末世家大族形成，魏晋出现士族门阀政治，武人集团的社会地位逐渐低落……北魏崔亮创‘停年格’之前，武人甚至不能凭资参选。 南北朝时……北朝各政权的统治核心均为民族混合型的 军事集团，尚武、习武自成风气，再加上当时南北对峙，东西争长，武人地位自然较高……隋与唐初，文武似乎相对平衡，但前有魏晋遗风，后有科举之盛，文士的地位渐趋上升，在定阶品时，武散官班次低于文散官，扬文抑武之意已在其间。科举……作为统治阶级的选举标准及民间导向……蔚然成一代风气……（宋太祖）采用杯酒释兵权的和平方式以防范、遏制武将势力的发展，并以文臣知军事，重文轻武遂成定局”②。虽经 元朝反复以及明、清对文人的打击与压制，尚文已成传统，只是各朝程度不同而已。 
    然而与此同时，文人群体又处在一个相当尴尬的位置上。文人如果不被统治者所认可，文化对文人来说也就失去了意义。一旦统治者认为某些文人不能为其所用，或判定他们有离心倾向，或认定他们怀悖逆之心，则往往利用国家权力对这些文人进行，轻者在文化上实施孤立政策，在政治上断其仕途前程，剥夺其发言权，重者则剥夺其生存权。从 秦朝的焚书坑儒、东汉的党锢，到 明朝的东林党人、 清朝的文字狱，都为有离心倾向的文人群体的历史命运做了最恰当的诠释。 
    面对强大的，文人几乎缺乏任何有效的反抗手段，也几乎不可能有任何的反击力量。而长达千余年的专制统治，也使文人习惯于臣服于统治者，成为统治集团的传统依附者。文人除了拥有文化知识以外，也和普通人一样，他们同样希望过上好的生活，包括光宗耀祖，升官发财，即使他们中有些人抱有美好的政治理想，怀着“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但都毫无例外地必须首先成为统治阶级的成员，然后才有可能去实现荣华富贵的梦想或远大的政治抱负。然而，在这一实现梦想或抱负的过程中，文人必须要使自己的思想、言行与统治者保持一致，否则很容易被统治集团淘汰。这样，文人为了融入统治集团，必然地要被迫泯灭自我意识，部分地、乃至全部地丧失其独立的人格，成为不具备独立思考能力、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依附者。 
    对政治权利的依附和追求，成为历代大多数文人终生不渝的人生目标。不幸的是，能够实现这种人生目标的文人毕竟是极少数，历代大多数文人都被无情地摈弃在官僚阶层之外，使他们欲依附而不可得。专制历史阉割了许多文人，使他们在心理上成为弱者：既缺乏独立谋生的勇气和手段，又盼不来命运的青睐，在心理上总是期盼与失落并存，自傲与颓放同在。从历史上看，文人阶层在社会上是个比较特殊的阶层，就文化优势而言，文人阶层无疑是强势阶层，但倘若比较一下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情况就不同了。 
    在政治方面，文人阶层明显不如官僚阶层，属于弱势阶层；在经济地位方面，文人阶层又明显不如商人豪绅阶层，也属于弱势阶层。但是，在这两个方面文人阶层又略优于农民和手工业者。所以，从整个社会历史来考察，文人阶层可列入中间阶层，又可称之为“准强势阶层”，因为它虽然位列中游，而实际上蕴藏着巨大的上升潜力，是官僚阶层的后备军。 
    也许正因为如此，文人阶层才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活跃的一个阶层。它富于活力，不甘于寂寞，渴望改变自己的处境；它富有上进心，具有强烈的攀附心态和爬升欲望。这种强烈的攀附心态和爬升欲望，表现为文人在现实中对权利的艳羡和依附，而这种艳羡和依附一旦落空，又很容易转化成某种求助心态，即借助某种外力来改变自己的处境，即由“自力”（如通过科举考试入仕）转为“他力”。然而，在现实中，“他力”又何尝轻易可遇？于是，文人只好在文学创作的想象中凭空撰出一些“他力”来，以文学之梦来弥补现实中的缺憾。《 诗经》中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③，以及《楚辞》中的“香草美人之思”,给了文人以具体的形象启示，这样，“他力”的艺术形象就往往变幻成纯情美貌的女子了。这类女子不但可以帮助男主人公摆脱困境，实现其多种愿望，而且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不会给男主人公增添任何负担。 
    从《杂记》中的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开始，才子佳人文学中的女性就踏上了努力帮助男性达成名利愿望的无尽旅程。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私奔，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为使司马相如不受贫困之苦，卓文君设计在家乡卖酒，迫使其父卓王孙不得不给二人大量钱财，司马相如遂成富人。其后此类故事屡见不鲜。妓女李娃在荥阳生走投无路之时,将他收留,李娃倾其所有,使荥阳生不必为衣食担忧,安心读书,最终获取了功名(《李娃传》);官宦子弟李元之所以能在科举考试中一帆风顺,全靠妻子云姐一人之力,云姐是蛇王之女,她利用法术偷得试题,才使李元轻轻松松中了进士(《青琐高议・朱蛇记》);穷书生李实甫依靠妻子王季兰的大批妆奁度日,不思进取,后来在季兰的不断督促下,才发愤读书,考中了进士(《型世言・拔沦落才王君择婿 破儿女态季兰成夫》);宗子美原本贫困潦倒,只因娶了仙女嫦娥,家中遂得暴富(《聊斋志异・嫦娥》) …… 
    当然，佳人也是抱着“想皇天既与他十分才，也注定还他一分禄，包的个上青云平步取”④的心态，倾力帮助才子，指望有朝一日能“封妻荫子”。这同样是古代文人依附心态的流露，只不过是借佳人之口表达罢了。才子不但可以在佳人的帮助之下获取名利，而且无论面对任何危机或身处任何困境，也都可以依靠佳人得以摆脱。杨衙内妄图霸占白士中的妻子谭记儿，白士中束手无策，谭记儿只身智斗杨衙内，迫使杨衙内改变主意，不敢再纠缠她夫妇二人（《望江亭》）；白敏中自幼与相国之女裴小蛮定亲，后因白家败落，裴母便生悔婚之意，白敏中也无计可施，幸得小蛮的婢女樊素相助，白敏中才如愿以偿（《?梅香》）；穷秀才安秀实痴恋妓女宋引章，宋引章却误嫁纨绔子弟周舍，吃尽了苦头，安秀实除了伤感之外，别无他法，全凭着风尘姐妹赵盼儿的聪明机智，宋引章终于摆脱了周舍，与安秀实结成夫妻（《救风尘》）；安骥手无缚鸡之力，救父路上几乎命丧强盗之手，多亏有一身好武艺的何玉凤相救，不但保全了性命，而且还得到一个如花似玉的妻子张金凤（《儿女英雄传》）…… 
    才子在享受佳人为他们谋来的种种利益的时候，并未想到应该付出些什么，或是承担些什么；而佳人在为才子付出一切的同时，还把爱情与婚姻的所有责任都放在了自己或其他女性的肩上。《霍小玉传》即是体现这一思想的发韧之作。霍小玉因李益负心，伤心而死，死后她不断地对李益进行报复，但是报复并未落在李益本人身上，而是落在李益无辜的妻子身上。而《潇湘雨》比《霍小玉传》更甚。崔通去参加科举考试，久无音信，张翠鸾千里寻夫，不料已经做官的崔通另娶他人。崔通不仅不认张翠鸾，而且还诬陷她为逃奴，将其发配。幸运的是，在发配的路上，张翠鸾与失散多年的父亲重逢，此时张父已是谏议大夫。崔通得知此事，请求张翠鸾宽恕自己。张翠鸾原谅了崔通，却把所有的怒火都发泄在崔通另娶之女的身上，把她降为婢女，虽然她对崔通的所作所为毫不知情。本该由男性承担的责任，却都由女性承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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