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的查阅与文献检索

在生活中，大家会发现，一个家族的族谱不会让人随意的查看，似乎有一种神秘感，一些人会觉得，这样对族谱的传承不利，事实上是不是这样的呢？族谱不让任意看，其实有很多的因素，下面来简单的讲一讲：1，对先人的尊重一本李姓，王姓族谱，记载的是一个家族几百年，甚至是更久远的历史，里面的名字，都是祖先前辈，它详细的记载了来历，有哪些旁支，人员，光辉事迹等等。若是随便的让人看族谱，会对祖上的事迹，名誉产生误会或不够敬重，影响后代对对祖先的敬仰和传承。2、隐私族谱中记录了一个家族的详细信息，这些信息是很多族人和家庭的秘密，若是被外人看了，有可能会有一定的麻烦或危险。因此，大多数的情况下，为了族人的隐私，族谱一般是不对外人开放的。3，古籍保护对于历史久远的孤本，珍贵古籍族谱，独一份，这样的资料非常的珍贵，每一次查看都可能会造成损伤，所以这样的古籍，孤本族谱，更是不可能随意让人查看。一些修谱工作者就知道，很多的图...

康熙中叶,清朝出现了安定繁荣的局面,到雍（正）干（隆）年间,清朝国力达于鼎盛，故史学界将康、雍、干时期称为康干盛世。纂修于乾隆时期的《四库全书》（以下简称《四库》）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是康干盛世经济富庶、社会安定、国家强盛、文教昌明的产物，是这个时期极其重要的文化成果；也打上了该时期文化专制主义的深刻烙印。1.经济繁荣、国家富庶，为《四库》的纂修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康干时期，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国家富足，国帑充裕，国力鼎盛。朝廷还藏富于民，仅乾隆一朝便数度蠲免全国地丁钱粮和漕粮，总数达白银2亿多两，数量空前。此时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经济总量居世界之首。繁荣的经济无疑为《四库》的纂修提供了足够的财力支撑。从乾隆三十八年此书纂修开始，至四十七年第一部书基本告竣，全书近8万卷之巨。此后又陆续分抄6部，再加上相关的后续工作，直到五十八年才全部完成。参加纂...

《四库全书》保存了中国历代大量文献。所据底本中﹐有很多是珍贵善本﹐如宋元刻本或旧抄本﹔还有不少是已失传很久的书籍﹐在修书时重新发现的﹔也有的是从古书中辑录出来的佚书﹐如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书有385种。《四库全书》的编纂﹐无论在古籍整理方法上﹐还是在辑佚﹑校勘﹑目录学等方面﹐都给后来的学术界以巨大的影响。但是﹐《四库全书》毕竟是乾隆皇帝以“稽古右文”为名﹐推行文化专制政策的产物﹐乾隆借纂修《四库全书》之机向全国征集图书﹐贯彻“寓禁于征”的政策﹐对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分别采取全毁﹑抽毁和删改的办法﹐销毁和篡改了大批文献。《四库全书》突出了儒家文献和反映清朝统治者“文治武功”的文献﹐把儒家著作放在突出的位置，例如一些顺服于大清统治的汉人如汤斌等人的著作受到重视，而黄宗羲、吕留良、顾炎武等一些与汤斌同时代却有骨气的文人著作则受到打击和禁毁。把儒家经典放在四部之首，把一般儒家著作放在子部之首;轻视...

《四库全书》修成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经历了不同的命运，从一个侧面映射出18世纪末叶以来中国社会的曲折变化。《四库全书》的纂修与清初学术文化思潮的变化和乾隆时期的盛世局面分不开。清初，空言义理的宋学衰落，汉学代之而起，博览群书、考订经史、辑佚书籍之风大盛，从而出现了对传统文化进行历史性总结的要求。《四库全书》的纂修正是这一要求的反映。而乾隆年间呈现出的“盛世”景象，又为大规模文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乾隆帝出于“文治武功”的需要，通过纂修《四库全书》，显示其“超越汉唐”、“稽古右文”的文治政策，也借“稽古右文”之名，达到“寓禁于征”的政治目的，对全国书籍作一次全面、彻底地审查、评论和总结。在筛选和“净化”的基础上形成“钦定”的《四库全书》也就成为维系清王朝封建统治秩序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四库全书》成书后，乾隆帝对其存藏十分重视。他决定仿效“天一阁”规制，修建文津阁...

编纂四库全书杭州文澜阁本（复制品）藏书地之一杭州文澜阁模型，面阔六间二层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朝廷设立了“四库全书馆”，负责《四库全书》的编纂，由乾隆皇帝的第六子永瑢负责，任命内阁大学士于敏中为总裁，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为副总裁，召著名学者纪昀为总纂官开始编纂这套卷帙浩繁的丛书。陆锡熊、孙士毅、戴震、周永年、邵晋涵等其他学者也参与了编纂。曾参与编撰并正式列名的文人学者达到三千六百多人，而抄写人员也有三千八百人。《四库全书》收录了当时在全国各地征收的流通图书、清内廷收藏的图书以及《永乐大典》中辑出来的珍本善本。征收准则以阐明性学治法、考核典章、九流百家之言为优先，族谱、尺牍、屏障、寿言、唱酬诗文等等则不在考虑之列。据统计，光是征收得的图书就达13501种，献书最多的鲍士恭、范懋柱、汪启叔、马裕四家赐以内府所印《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当时乾隆还规定，凡从坊肆来的，应该付给一定的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