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如何进行刑讯逼供的？

       刑讯逼供是一种残酷、黑暗的司法制度，在我国，刑讯制度起源很早，大概周代就已经有了，《礼记•月令》记载：“仲春之月……毋肆掠，止狱讼。”肆掠指的就是刑讯，仲春之月停止肆掠，其它时节无疑是允许刑讯的。
        秦朝的刑讯制度可以从云梦秦简中了解。其中规定：能根据供词追问，不用拷掠而得到实情的是上策；用拷掠的方法得到案情是下策；因为恐吓而搞不清案情的，是审判的失败。依据这条原则，对刑讯又作进一步规定：审理案件时，须“先尽听其言而书之”，让犯人充分陈述，就是明知供词有假，也要让犯人把话说完，再根据疑点发问，经过多次诘问而仍然欺诈，还不服罪的，就要依法笞掠，凡受笞掠的须在笔录上写明：“以某数更言，毋解辞，笞讯某”。秦律虽然提倡不用刑讯逼供的办法审案，但也承认了刑讯的合法性。
        两汉司法机关在审讯中，把被讯人的口供作为判决的根据，因此进一步确立了刑讯制。按汉律规定：如果法官认为罪证明白而犯人却拒不认罪，就可采用刑讯的方法。《汉书•杜周传》说：“在审讯时，如果被告不认罪，就要采用笞掠的方法使之屈服”。西汉王朝虽屡下省刑薄罚的诏令，但执法官吏大都上下相胥，以苛酷为能，拷囚之时，尤极残忍。而专以笞掠定罪的杜周等人又得以重用；所以到了汉武帝时，酷吏刑讯断狱成风。东汉初年，封建统治者虽然标榜“除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但对刑讯逼供却一直视为治狱的基本方法。楚王刘英被告谋反，刑官就采用极残酷的办法对其属吏逼供，“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唯续、宏、勋掠考五毒，肌肉消烂，终无异辞”。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中，尚如此残酷地刑讯，人民反抗时，其惨毒酷烈，就可想而知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由于世家豪门所垄断的政权日益腐朽，社会又长期，刑讯进一步合法化并达到恶性发展程度。北魏时实行令人不堪忍受的“重枷”，《隋书•刑法志》对此作一番心惊肉跳的描述：“夹指压踝，又立之烧犁耳上，或使以臂贯烧车钰，既不胜苦，皆致诬伏”。南梁对不招供者采用“测罚”：三天不让吃饭，女子及老小饿一天半；然后允许家里人送两升粥吃。这种情状要持续十天十夜，这是对犯人用饿饭的方法逼取口供。南陈对贪赃而又不承认的罪犯使用“立测”法：罚立测之人，用土筑成墩子，高一尺，上面呈圆面形，面积小到只能容下两只脚，执行时，鞭20下，打30板，手脚都要带上刑具站在土墩上，每上一次约近两小时，当天罚站两次，后每逢三日和七日再上测，隔七天再鞭打，直到打满150下为止。如此重复，以逼取口供。都官尚书周弘正评论说：“重械之下，危堕之上，无人不服，诬者多。”
        唐朝的司法机关审判时，为取得被告口供，法律上允许采用刑讯手段。《唐律疏议•断狱律》规定：“诸应讯囚者，必先以情审查辞理，反复参验犹未能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唐代由于审判经验的积累，拷讯方法也制度化，如规定拷囚不得超过三次，总数不得超过二百，但在实际中，这些限制很少具有约束力，连唐朝皇帝也承认司法机关“肆行惨虐，曾靡人心”，  “楚疼切心，何求不得。”武则天时，为排除异已，的统治，厉行酷吏政治。与以前王朝相比，这时的刑讯逼供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来俊臣、索元礼等一批酷吏发明了“定百脉”、“喘不得”、“突地吼”、“着即承”、“失魂魄”、“实同反”、“反是实”、“死猪愁”、“求即死”、“求破家”等十号大枷，还有“累日节食，连宵缓门，昼夜摇撼，使不得眠，号曰宿囚”，和“两手捧枷，累砖于上，号曰仙人献果；立高木之上，枷柄向后拗之，名玉女登梯。”以及“凤凰晒翅”、“狝猴钻”……种种酷刑，骇人听闻。来俊臣主持洛州牧院和皇城丽景门的刑狱时，“每鞫囚，不问轻重，多以醋灌鼻，禁地牢中”，在这种威逼下，囚犯“战栗流汗，望风自诬”。
        封建专制制度在宋朝得到高度强化，宋初各帝虽屡下禁止非法刑讯的诏敕，但刑讯逼供的现象仍十分严重。开封府发生王元吉被诬一案，巡卒对他施以“鼠弹筝”的酷刑。宋太宗于此也说：“京邑之内，乃复冤酷如此，况四方乎!”按宋法，拷讯用荆条，一次不过30，总数不过两百。但实际上各州县不用荆条而用藤条，或鞭股鞭足至三百五”，  不仅超过封建刑讯制度的规定，而且还超过笞、杖等实体刑。南宋末年，更是不胜其酷。监司郡守擅作威福，非法残民，“或断薪为杖，掊击手足，名曰掉柴；或木孛并沲，夹两腮，名曰夹帮；或缠绳于首，加以木楔，名曰脑箍……痛深骨髓，几于殒命”，其残酷令人发指。
        元初对拷讯制度 也做了严格的规定，规定非强盗不加酷刑，需要加以拷讯的，要由长贰僚佐会议立案才能施行。但元朝处在军事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又受少数民族野蛮、落后的习惯法影响，在实践中，并无什么法制秩序可言。
        明朝仍然采用刑讯逼供的审判方法，而且刑讯的手段发展到了极其野蛮、残酷的程度，《明会典》引洪武元年令：“凡鞫问罪囚必须依法详请推理，毋得非法苦楚，锻炼成狱，违者究治”，虽然明初对刑讯逼供在法律上有所限制，但那不过是统治者收买人心的一种手段而已。在实践中，不仅广泛应用刑讯逼供，而且逐渐上升为法律制度。明律引《问刑条例》：“内外问刑衙门，一应该问死罪并窃盗、抢夺重犯，须用严刑拷讯。”明朝极端专制统治下的产物厂卫组织，拷讯犯人时，更是为所欲为。犯人的输金如果交得不够，就要受全刑，即械、镣、棍、拶、夹棍并用，“五毒备俱，呼号声沸然，血肉溃烂，宛转求死不得。”明末大宦官刘瑾又发明立枷，魏忠贤更把它“改进”为大枷，还增设断脊，堕指和刺心等酷刑。
        清朝法律肯定刑讯逼供，《大清律例》规定：对人命案和盗窃案，如果供词不实，对男子可使用夹棍，女子可使用拶指。虽然康熙年间禁用铁镣等刑具，但在执行中。仍擅甩脑箍、竹签、烙铁，狱具规格也不一，狱官禁卒从中营私舞弊更习以为常，一直到清末实行新政，颁布了《大清现行刑律》，才算从法律上废除了这种极的刑讯制。但在实际审讯中，官吏们往往仍使用各种刑具。
        纵览古代中国的刑讯史，基本上是王朝初朝较轻，法律上也有所抑制，王朝末则愈演愈烈。这是因为王朝初建时，统治者从上一王朝吸取了教训，对人民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而王朝末期，政治愈来愈腐朽，人民反抗愈来愈激烈，统治者内部矛盾也激化，统治者的也愈来愈残酷。纵观刑讯逼供，这种制度确立之初并不严重，而明清时则变得极、极野蛮、极残酷。这也是中国封建中央集权的步步强化在诉讼制度上的必然反映。
        刑讯制的原因，不仅是因为封建统治者为内部和被统治阶级的反抗，维护其统治，它还与司法制度本身有关。犯人的口供历来被认为是最有力的证据。从周代开始，历朝对口供都极为重视，把它作为判决的主要依据。周朝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唐律规定：如果“拷满不承”，允许“取保放之”。明朝也规定“鞫用刑名等项，必据犯人之招革，以定其情，”清朝说得就明白了：“断罪必取输服供词”。但怎样才能得到口供呢?犯人如果自愿招认，那自然好，如果不招认，那就必须使用刑具了。特别是有些案件，上级严限日时，催促结案，刑讯逼供就更成为必要的手段了。
        刑讯制度不仅我国有，西欧封建社会也同样存在。事实上，刑讯逼供是封建统治阶级审判制的共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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