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化—文化行旅—木渎书场

　　我比谁都清楚，木渎书场是1977年春天恢复开场的，地点就在木渎镇吴县图书馆贴隔壁的中市街54号长弄内，书场前身是木渎商业系统的会场。会场改书场，几乎未多加改动，只是书场多了一个负责人，便是时年五十的薛阿胡子。若问我何以比谁都清楚，是因为当时我家就住在54号长弄内，而且有缘的是与演员合住一幢三开间平房，在一个天井里进出。更巧的是，我家的主卧室，与演员的宿舍仅半墙之隔，真可谓一家开灯半家亮，在马桶上方便的声音也听得一清二楚。不过，双档演员都识相：夜场散后回宿舍排书、吃夜宵都躲到东面那个宿舍里，只怕影响了我们的休息。

　 那时人们刚解开久缚的桎梏，再加上黑白电视还没飞入寻常百姓家，所以历经十年封杀后复出的三弦琵琶声，就像一股酷暑里吹来的凉爽的风，吹得这条长弄里天天车水马龙。苏州评弹有行话：响档得，哑档漂。响档指名角，哑档指蹩脚演员或无名小卒；而得与漂，则分别指生意好与坏的意思。所以，面对当时各地如雨后春笋般竞相冒出来的书场，要请到个把响档撑场面，不容易。但阿胡子的面子就是大，他几乎隔三差五就会从苏州光裕社或上海新长征评弹团请来名角响档，直搅得木渎书场的名气水涨船高，有时连吴江、常熟、昆山等相邻地区的老听众都会慕名赶来一饱耳福。尤其每逢响档光临，有时连当场书票也买不到。事后我才知道，个中原因除了阿胡子早年就做过书场老板外，其夫人杨阿姨也功不可没，因为杨阿姨的父亲就是当年蜚声书界、英年早逝的杨莲青，而金声伯、顾宏伯、陈卫伯等伯字辈响档，都是其徒弟。师姐复出开办书场，师兄弟们当然要来捧场。

　 因了与所有前来演员的演员的紧邻关系，所以当时在机床配件厂当铣工的我便有了与所有演员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并藉此结识了不少如雷贯耳的名角响档，有的还结为了忘年交。

　 蒋云仙是以擅说《啼笑因缘》闻名江南的女单档，时年四十出头，长得又白又胖，以致有了二下巴。她整天笑眯眯的，一张嘴，更是妙语如珠，能把死的说成活的，风趣幽默得令人乐而开怀。尤其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是，她的一口南腔北调，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居然会把木渎与横泾这两个仅相隔十几公里的小镇的方言，都区别得明明白白，模仿得毫无二样。后来我才领悟，她之所以能在书中塑造出一个个性格迥异、鲜活蹦跳的人物，是与她这口足以以假乱真的各地方言分不开的，同时也佐证了一个优秀的评弹演员书外的功夫。为此，初学写作的我还写了一篇《蒋云仙与她的南腔北调》，请她配收一张演出剧照，发表在无锡的《银幕与舞台》上。

　 金声伯是杨莲青的徒弟，人称巧嘴。他来木渎开讲《七侠五义》，场场爆满。我工资低，还要攒钱成家，听不起书，就只好伸颈踮脚站在书场窗外听戤壁书。肯定是我听白书的情形给他冷眼里看见了，一天下午，金老师把我叫到他房间，把几张书票推到我面前说：“汤弟弟，这几张联票是送给你的。”我不肯收，非要以每张一角五分的原价付钱。金老师便解释说：“这是公家每场配给我的业务票，我要收钱了，就是贪污了。”我自不能让金老师无辜担罪名，所以当时我连声道谢予以了笑纳。事后我才从阿胡子那里知道，原来这组联票都是金老师自己掏腰包买了专门送我的。我感动，又无以回报，后来就写了一篇《金声伯请我听白书》的小文，发表在《无锡日报》副刊上。

　 唐耿良来木渎开讲评话《三国》时，随行的还有一名叫孙毅的老师。孙毅从不上台说书，整天躲在卧室里写个不停，我估计他是个作家。所以，有天我斗胆把我写的一篇小小说请他指正。孙老师不但认真审阅了我的拙作，还热情地提了不少改进意见。当我知道孙老师竟是当时上海刚复刊的《儿童时代》副主编时，已是唐耿良剪书离渎的早晨。那天一早，孙毅老师走到我的家中向我告别，同时把一叠手稿送给我“作个纪念”。事至此时我才知道，原来孙老师随行到木渎，是协助唐耿良创作一部短篇评话呢！从此，我与孙毅老师开始了书信联系，并在他的帮助下，在1980年的《儿童时代》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眼泪王》的短篇小说。

　 将近四年中，我有幸见到了顾宏伯、胡天如、张国良、张鉴庭等老一辈评弹艺术家，还结识了跟随父亲邢瑞庭出来跑码头的邢晏春、邢晏芝兄妹档，他俩是邢老先生的一双儿女，只是当时还没出名。不过，当时邢氏兄妹一天到晚弦索不断、弹唱不息的勤奋，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最终远离评弹演员是1980年冬，因为那时我家所住的平房要拆建了。但是，我必须承认近四年与评弹演员近距离接触，已影响了我的人生轨迹，对我后来的人生道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为我就从那时起义无返顾地爱上了文学创作，并在不知不觉中，把家乡评弹所独特的艺术个性与创作规律，溶入了我现在的小说创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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