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州文化—微州印象—徽文化精神及其价值的现代透视(一)

徽文化是一个极具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其内容广博、深邃，有整体系列性等特点，深刻透露了东方社会与文化之谜，包容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民间经济、社会、生活与文化的基本内容，被誉为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典型标本。
    我们今天所说的徽州应是一个历史地理概念，是指地处皖南，毗临江浙，纬线范围在北纬30℃左右的这一地区。历史上称为新安，北宋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建徽州府，遂得名。范围包括今黄山市的歙县、黟县、休宁县、祁门、屯溪区、徽州社会和文化是在南宋以后崛起，明清时达到鼎盛与繁荣，清末以后衰退的。其文风昌盛、教育发达、人才辈出，自宋至清，徽州共建有书院、清舍等260多所；社学明初有462所，清康熙时达562所，私塾更是林立，“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科举及第者众，仅明清两代徽州本籍中举人者996人，中进士者618人，状元数仅清一代本籍加寄籍有18人，曾涌现出了朱熹、戴震、俞正燮、王茂荫、胡适、陶行知、黄宾虹等一大批杰出人物。更有影响深远的徽商，成为人们长盛不衰的研究课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思想文化领域开始突破过去“左”的思想禁锢，党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制定了正确政策。学术界对徽文化的研究至少历经了大半个世纪，20世纪80年代以后更趋火热，逐渐形成了一门相对独立的地方学——“徽学”，被誉为是并列于敦煌学和藏学的中国三大走向世界的地方显学之一。徽文化还将以多种途径、多种方式走出安徽、走出国门，让全国、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它、了解它，使其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一、徽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徽文化和中国其他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一样，在长期的孕育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自成系统、内涵深厚的一门学科。
徽文化随着徽州区域文化的形成而形成，随着徽州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它广泛体现在徽州社会历史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各种生活实践中，既有突出的徽州地域特色，又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文化特征，是中华传统文化在跨入现代门槛前夕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徽州介于万山丛中，自然环境神奇，境内既有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黄山，以及景色奇异被子人称之为“尚待开发的黄山”的自然保护区牯牛降和清凉峰，还有全国道教名山齐云山，“几百里山水画廊”的新安江水系等等。自然地理环境自成一统，相对独立，“东有大障山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厄。”
    历史上除太平军乱外，少有战福，人文荟萃，素有“东南邹鲁”、“文化之邦”、“文物之海”之誉称。再加上徽州人文化素质较高，对文物、文化的保护意识强，即使是“文革”的十年浩劫，也有许多历史文物资料被保存下来。
    从一些出土的遗址、墓葬的器物看，最早生活在古徽州土地上的苗越先民，其农耕和手工业生产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秦时，徽州就设置黟、歙二县，山越民族“依山阴险，不纳王租”、“勇捍尚武”、“断发文身”“火耕水耨”，被称作“蛮越”。孙吴对徽州山越族征服战争之后，经过他们辛勤劳动，不断推动着这一区域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出富有特色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公元208年徽州始立新都郡，置六县。黟、歙等历史文化上的亲缘性，地理条件的内在统一性与行政区域的一律性实现了重合，中断了山越民族经济文化独立发展的过程，为中原士族徙入后汉越文化的同化提供了先在条件。
    由于中原战乱频繁，西汉时期起就有中原土族南迁，他们或在徽州为官而留连忘返，或迷恋徽州大好河山而以徽州为家，或看中徽州独特的地理环境而入徽定居。在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唐末黄巢起义有两次中原衣冠大规模南迁，入徽先后达75个姓氏。这些中原士族在徽州“每一村落聚族而居，不杂他姓。其间社则有屋，宗则有祠，支派有谱，源流难以混淆，主仆攸分，冠裳不容倒置，逐步形成了典型的徽州宗族制度。他们的徙入带来了发达的中原文化，在长期的与山越共处、融合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徽州的经济结构，促成了徽州告别半原始社会直接进入封建社会，”俗益向文雅“。徽州风气为之一开。在山越文化与中原文化的长期融合、同化过程中产生了具有浓厚徽州特色的新质文化：保旱乡土、严宗族、尚祖祭、重教育、尚气好义、俭朴勤劳、文风昌盛、崇仪礼……表明徽州文化开始走向成熟。
    南宋时期，封建政权南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第三次中原衣冠大规模徙入徽州。在已形成的徽州文化的厚实基础之上，徽文化再次焕发勃毂生机，直至明清全面繁荣。崛起于宋，兴盛于明清的徽商，凭借较高的文化素养，贾而好儒的特色雄居中国数百年，所谓“无徽不成镇“，徽商的足迹遍布大江南交，徽商经济是徽州地域文化派生在以盐商为龙头的徽商深厚物质文化的基础之上。这一时期的徽州文化，既有突出的徽州地域特色，又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文化特征。
    通过对这一文化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它不是单一的徽州地域文化，它是中原文化的移植，是中华多种文化在徽州这一特定地域的汇合和凝聚，它既有徽州区域文化的特征，又兼有中华传统文化的特征。它的内核应是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文化，所以徽文化也可以说是“以徽州为中心的积淀和融汇于徽州土地上的中华传统文化之精华。“
    徽州区域范围只有一万多平方公里（指古徽六邑），历史上总人口充期量百万人，然期却孕育、衍生、发展出了极具特色且辉煌的徽文化现象，这些文化现象既有整体上的共性——包括与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相比的共性，更具地理区域上的个性；既包容了东方文化的一般性，更呈现、蕴藏了徽州这一方山水、土地环境的个别性。为什么会造成这一现象呢？
    中国封建专制政权造成战乱频繁，把中原、吴越、荆楚等四面八方的人们卷入了徽州这片山岭割切与外界断绝的“世外桃源”，但这不是“来此绝境不复出焉”，更非“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而是在山的封闭翼护下又由水系的四通八达而随时能走出去。这样，随着各处外地人的迁入而带进的多种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而酝酿、孕育出一种开放的、有进取精神的新群体与新文化。这个过程又经过徽州人由辐射式的水道出而经商，把徽文化带出去，拥有巨资后又回来买田做屋把外边文化引进来，他们拥有土地后又延师教子弟读书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所培养出来登科及第出而为官做宰宦的读书人的”衣锦荣归“，又将外边文化引入则是第三次浪潮。当然，这些迁入、经商与做官，都不是一次完成的，其间均经过无数次的反复过程。一次次的进与出、吐与纳、接受与反馈，意味着一次次文化的碰撞与交流、矛盾与融合、凝聚与发展。这就使得这一特定地域在徽商的“徽骆驼精神”哺育下，形成了集山之静水之动、开放与凝聚又重品格的徽州独特地域文化，促成了徽州文化的特别繁荣，形成了自成特色的徽文化。
    如徽派建筑艺术，其独树一帜的特色，就是内在地包容和照应了徽州地理环境、山水、资源、风俗及文化的特点；再如新安医学，其缘起及在许多专科上的独特贡献，都内在地与徽州的山水及丰富、独具风味的动植物资源和药材资源关联。其他还如徽派盆景、徽州三雕艺术、徽州文房四宝艺术、徽漆、徽菜等，也都既具有中华民族特色和东方色彩上的实用、审美价值和意义，又是内在地与徽州地理环境及资源的条件相关联，具有地下文化单元上的缘起发生和现象存在的意义等等。特别是徽州人生活在万山丛中，“聚族而居”，非常恪守宗法，“千年之冢，不动一扌不千丁之族，示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虽数十世未改，而霄小不敢肆焉。”独特的习俗，塑造了徽州独特的山区社会结构。因此，研究这种独特的社会结构，特别是研究究各个姓氏村落的演变、变迁及历史发展情况，不同姓氏家族及村落的相互交往、纠葛共存关系，尤其具有姓族聚落人类文化学的研究价值。徽州文风昌盛，重儒及第、重教育、重对子弟的培养、重“亢吾宗”等等思想意识及价值观念的传统，就很受徽州人中本为中原北方士大夫族、名门望族移民的记忆；徽州的宗族文化、聚族文化、水口村庄布置等等，也都直接与移民总是关联，特别是徽州的方言，至少是其语言的复杂性上，十里不同音，山南山北各方言，堪称一绝，究其原因，也多少与移民问题相关。
    徽州文化也有由徽州本土再向外扩展的问题。徽州文化不仅包括本土的诸文化，更包括由本土而移出于外、同时还保存着自身顽强的同一性的文化。如徽商，它就是徽州人出游外地的经商之帮。徽商虽然离徽州本土走四方，聚居全国各地，但他们总不忘宗族，不失乡谊，修谱收宗，建会馆、聚同乡，同祀朱子等，文化上保持顽强的同一性，构成独特的移民现象。再如徽剧，它也主要是由侨居、寓居于外地，主要是扬州、苏州的徽州人倡兴、扶持、鼓动发展起来的，也是一种典型的移民文化现象。其他还有如徽州园林艺术、建筑艺术、徽派刻书、徽派篆刻等，也多与移民问题有关。
    二、徽文化的特征、内涵与价值
    作为一个区域文化的特征，它所表现的是这个区域文化在一个时代由其特殊的精神需要、精神状态和精神力量所构成的精神特征。徽文化精神在历史上并不是一个抽象的精神实体，它正具体地存在于徽州地区各个历史时期的特征中，并通过各个历史时期中那些普遍、恒久因素的积累、凝聚，而不断充实表现出来。那么，徽文化精神的内涵是什么？怎么概括和表述？其价值是什么？这是探索徽文化精神的中心问题。
    这些年来，国内学术界众说纷纭，认识也在不断深化。有人认为“它所体现的那种理念或精神有：以义统利的义利观、公私兼顾的公私观、民富国强的家国观、遵守契约的诚信观、贾而好儒的人才观、冲突融合的和合观等”。这是徽州当时各项事业兴旺发达的精神支柱。还有人结合徽州地区的历史发展过程，认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特定的时代，又在徽州这块土地上造就了一代儒商——徽商，他们不甘穷困，开拓进取，凭借较高的文化素养，贾而好儒的特色，雄居中国数百年，所谓“无徽不成镇”，造成了徽州物质文化的历史辉煌。徽商是鼎盛时期徽文化的重要创造者，他们除了具备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文化特征外，还具有冒险犯难、开拓进取、百折不挠的“徽骆驼精神”。研究徽文化精神，必须要讲“徽骆驼精神”：保旱乡土、严宗祠、尚祖祭、重教育、尚气好义、俭朴勤劳、文风昌盛、崇礼仪……还有人认为徽文化精神特征有：（1）保守僵化与开放创新并存（山的封闭与水的开放，理学的保守与徽商的创新，徽州工艺作品思想内容的封建落后与科学技术的创新、进步等）；（2）艺术与环境的结合（徽派版画、新安画派、徽州盆景、徽州方言、徽州文房四宝、徽派建筑、徽菜等都与徽州特别的山川环境紧密相关）；（3）吸收外地文化和向外扩张徽州文化并举（如新安医学先驱师湖北、四川名家，徽剧吸纳弋阳腔、西秦腔精华；而徽商的开拓又将徽文化扩撒至四方，徽戏进京，促成京剧产生，徽州版画“独鳌艺林”等）；（4）刚勇好强与文质彬彬兼备（徽州文化是山越文化和中原汉族文化的融合，兼具山越刚勇好强和土族衣冠尚气重礼的特性）等等。
    其他学者还有从不同角度对徽文化精神阐述的，种种论述统计起来恐怕有几十条，真所谓“丹青难写是精神”，徽文化精神内涵之广大，也令人叹为观止。
我认为要全面准确地把握徽文化精神，应找到贯穿于徽文化全部精神的本质的东西。徽文化的重要特点是它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浓缩和汇聚，含有中华文化的一个标本和缩影。正因为它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有机部分，始终受到这个大系统制度文化的制约和支配，所以它具有两个鲜明特征：一方面是徽文化之最具代表意义的徽商，他们身上的“徽骆驼精神”是中华民族顽强的原始生命力和勇于开拓创新精神的一个生动体现。以徽商为代表的“徽骆驼精神”向世界表明中华民族并不乏开放、进取精神和冲破“停滞不变的社会”的能力，中华民族有能力创造历史，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这一精神，体现在一大批从徽州走向世界的先哲先贤们的开风气之先的首创精神。这是徽文化精神的核心与动力，是最有价值的，是徽文化的精华。另一方面是徽州作为“程朱桑梓”，程朱理学成为徽文化的指导思想，使徽文化深深打下了封建文化的烙印，我们相信随着徽精神的多层面开拓和探究，人们将进一步加深对徽文化的认识，了解它的地位，取其精华为现代化事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