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文化—徽商—晋商与徽商两大商人流派不同点

    晋商，徽商，南北两派，水土不同，总有许多差异。
 

    所谓徽商，应该是指旧时徽州出身的商人，旧时的徽州辖歙县、休宁、黟县、婺源、祁门和绩溪六县，古称新安。如今的几处晋商大院和平遥古城全部集中在现在的晋中一市，王家大院在灵石静升，常家庄园在榆次车辋，曹家大院在太谷北，乔家大院在祁县乔家堡，渠家大院在祁县东关，依旧制是太原、汾州两府治下。
 

    晋商，徽商，南北两派，都有大钱，富甲天下。徽州人说“海内十分宝，徽商藏三分”。老西儿自信满满，“天下富家，山西三姓，徽州二姓”。

    山西榆次、太谷、祁县、平遥在山西中部的太原盆地从北向南依次排开，灵石就已经上了太原盆地与临汾盆地间的山地。说到晋商的兴起，多从明朝的“开中制”说起。

    而徽州地处皖南山区，依胡适在《口述自传》里的说法因为徽州受地理条件的限制农业不能发展，为了生存，徽州人只好脱离农业生产，到城里经商。

    胡适祖籍徽州绩溪，祖上也是商人，到胡适这一辈，家里还有一个油栈，一所酒栈，与他人合伙经营着一家茶庄。“所以一千年多年来，我们徽州人都是以善于经商而闻名全国的。”胡适接着就说到了文化，“不过在经济的因素之外，我乡人这种离家外出，历尽艰苦，冒险经商的传统，也有其文化上的意义。由于长住大城市，我们徽州人在文化上和教育上，每能得一个时代的风气之先。”先生甚至扯出了朱熹。朱熹虽然生在福建南平尤溪，因为祖籍徽州婺源，而徽州古为新安郡，所以著述多署名“新安朱熹”。胡适说：“因此在中古以后，有些徽州学者——如十二世纪的朱熹和他以后的，尤其是十八、九世纪的学者像江永、戴震、俞正燮、凌廷堪等等——他们之所以能在中国学术界占据较高的位置，都不是偶然的。”这就说到了在中国思想史上曾经有过漫长而重大影响的新安理学。据说程朱理学的奠基人洛阳程颢、程颐和集大成者朱熹的祖籍都在徽州，所以程朱理学也称新安理学。

    徽人虽然重商，但“十家之村、不废诵读”，所以我们今天还能觅得到婺源紫阳书院、黟县屏山书院、竹山书院、南湖书院的旧影，似乎依稀听得到千年不绝的“人心曲曲湾湾水，世事重重叠叠山”。这样才有新安理学的传承，才有徽州朴学的兴起。这样才有徽州儒生“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传统，自古徽州儒生从医者众多，形成了名重一时的新安医学。这样才有胡适引为骄傲的乡党，才有朱熹，才有江永，才有戴震，才有陶行知，才有黄宾虹……

    黄宾虹，清同治四年黄宾虹生于浙江金华。今天金华建有占地一万八千平方米的黄宾虹艺术馆。1955年黄宾虹死于杭州，杭州栖霞岭31号有黄宾虹纪念馆，西湖边有黄宾虹的铜像。然而，黄宾虹并不是浙江人，先生是安徽歙县潭渡村人，其父是商人，“商旅金华”，经营广达布总号，先生才有机会生在浙江。先生26岁那年，父亲经营失败，返回了歙县潭渡。先生31岁，父亲去世。先生返乡盘桓十余年之久，在潭渡留有故居宾虹草堂。“南黄北齐”，先生在艺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要说先生的艺术传承，自然应该寻得见新安画派的深厚渊源。既然说到了画，自然应该想得到始于明代婺源何雪渔的徽派篆刻。
   

    比清雅枯寂的新安画派稍早还有市俗的徽派版画。明代徽州休宁胡正言刻的《十竹斋画谱》和《十竹斋笺谱》是世界印刷史上划时代的作品。有人这样描述徽派版画：“明代版画声势最为雄壮的一派，十五世纪中叶兴起于徽州府，十七世纪末发展到高峰，在海内独步一时，产量之多、种类之富、艺术性之高都达到了空前的地步。”而徽派版画的基础又是源于徽派刻书。

    有徽州巨商大贾支撑，本是地方小曲的徽调逐渐发展完善，而后才有乾隆五十五年四大徽班进京，造成轰动。再有这些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巨商大贾支撑，徽商还吃出一个八大菜系之一的徽菜。还有青山碧水间黛瓦粉墙的西递、宏村为代表的徽派建筑。自然还有徽墨、歙砚、徽派盆景……

    胡适生在上海，4岁回到徽州绩溪上庄，13岁离开家乡外出求学。胡适晚年说：“徽州话是我的第一语言。我小时用绩溪土话念的诗，现在也只能用土话来念。”翻开《胡适口述自传》，自传开篇第一句便是：“我是安徽徽州人。”只这一句，一个文化人给徽商悠悠大统轻轻地做了一个注脚，便使得徽商巨贾一派铜臭里溢出了一缕淡淡的书香。

    走过几处晋商的大院，望着壁垒森严的堡墙，穿过青砖漫地不植一草一木狭长窄小的庭院，想着除了那些可以引以为荣的事迹之外，恐怕我们真的还有一些可以反省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