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化—敦煌研究—敦煌艺术世界艺术的唯一汇集点

　　公元366年，有一个和尚，叫乐僔。他从中原到西方佛国取经，路过敦煌，天色已晚，打算在这里过夜，当他掸掸身上的尘土，准备躺下时，他被眼前的景色惊呆了。对面的三危山上，只见金光闪闪，佛光万道，呈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景象，如来端坐中央，正在说法，听如来说法的神佛，栩栩如生，圣洁的光圈罩在他们的头上，远处天上的飞天正在天上飞翔，火焰正在升腾。乐僔和尚被这奇景惊呆了，这不就是他要寻找的西方极乐世界吗？他就遵从佛的旨意，在这里开凿洞窟，化缘造佛。敦煌的艺术就这样开始了。

　　二、发现敦煌

　　当人们再次发现敦煌时，那是几百年之后的事情了。敦煌，就像蚌壳中的珍珠，那异彩的光芒让世人惊讶。然而，正如同撬开蚌壳时给蚌带来的苦痛，敦煌的被发现也充满了泪水和屈辱。

　　故事发生在公元1900年，大清国进入了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入国都北京肆意蹂躏抢掠，太后、皇帝连夜弃京逃跑。这个时候的敦煌，黄沙掩埋了洞窟，不但没有熙熙攘攘的居民，就连僧人也没有了。在敦煌的，只有一个叫王圆箓的道士。王园箓本来是一个军人，以后他当了道士。王道士信奉道教，但是，对玄奘却敬佩有加，这个道士到了佛教圣地，并且被官府派遣负责看守佛教的洞窟。谁也想不到，这个呆头呆脑的道士，主宰了震惊世界的发现。
　　那时的莫高窟里许多洞窟都已经被流沙掩埋。王道士在安顿下来后，对工作也比较尽心。他四处募捐，用得到的银两雇请了一些人，清理了一些窟里的积沙(那时的积沙几乎把洞窟埋掉)。而后他又雇了一个姓杨的人专门来抄写经文。古时候印刷业没有那么发达，抄写、传播经文都是积德行善的事。

　　1900年5月26日，就在这一天，敦煌发生了以后震惊世界的大事。五月，敦煌的气候比较炎热，姓杨的抄经人就把桌案搬进了凉爽的第16号洞窟内。第16号窟原是一个僧人修建的，他的弟子为他塑像，这位僧人端坐，很有些神圣的情感。只是背后的壁画，本来想画菩提树，可能敦煌人不知道菩提树的样子，画成了一棵杨树。这位抄经人，为了提神醒脑，常常吸旱烟。那个时候点旱烟用的不是打火机，不是火柴，是芨芨草杆，如果芨芨草杆这次没用完，就插进墙缝里留着下次再用。就在这一天，当他又插草杆时，竟然把长长的芨芨草一下子全部插进去了。用手一敲，墙壁是空空的声音，他连忙把这事告诉了王道士。两人一起铲开墙皮，露出一个用土块封砌的小门。小门里是一座小石窟。震惊世界的藏经洞就这样被发现了。

　　那天是1900年5月26日。一个被封存了近千年的神秘的洞窟发现了！这座只有3平方米的小石室，里面有5万卷经书，有上千幅精美的图画。这里是一个震惊世界的艺术宝库。

　　王道士是一个半文盲，当然搞不懂藏经洞的意义。他发现了藏经洞之后，请了县城里许多乡绅富豪来参观，大家还是没有人说得明白。只是认为这是神物，不可外流。就将洞门重新封存起来。

　　时隔不久，敦煌县的县令汪宗翰知道了此事。他对古物颇有兴趣，就命令王道士取出一些来。一看之下，他立刻觉得这是非常有价值的古物，就那这些珍贵的文物当作礼品，在官场上结交权贵。其中有一幅宋代的水月观音像和两卷经书，被汪宗翰送到甘肃学台叶昌炽手里。叶昌炽的知识渊博，对古物颇有研究。他鉴定这是价值连城的稀世之宝，连忙建议将敦煌的这批古物全部运到省城兰州保存起来。但当时的中国因为连年征战，国库空虚，官场又极其腐败。运送费需要五、六千两银子，根本无法筹集。于是只好下令敦煌县把这些古物原地封存。这样，王道士奉命再次封闭了藏经洞。

　　藏经洞虽然被泥块封存了，但敦煌莫高窟有无价的文物的消息却不胫而走。尤其是频繁出没在我国西部的外国“探险家”们，纷纷闻讯而来。

　　第一个来到的外国人是斯坦因。他原本是匈牙利人，后来加入了英国国籍。斯坦因一直对东方文化非常感兴趣，而且为人狡诈、工于心计。仅在我国新疆地区，他就在英国和印度政府的支持下，三次进行了探险考察，掠走了无数文物。

　　1907年，斯坦因得到敦煌莫高窟发现藏经洞的消息，带着一个翻译，立即赶到敦煌。他对王道士说，自己最崇拜的人就是唐僧，这一次，他就是踏着唐僧的脚印来到敦煌。他要把唐僧取来的经文再送回印度。他要求进入藏经洞。王道士怕得罪神佛，不敢答应。但是，当斯坦因拿出200两白银时，王道士就不怕神佛了。在王道士的帮助下重新打开了藏经洞，斯坦因看到，里面不但有汉文经卷，还有藏文经卷，斯坦因最感兴趣的是有许多美丽的画像，颜色如新。他们怕别人发现，就在夜间进洞盗宝。他们连续盗宝七个晚上，共运走了24箱敦煌写本经卷，近万卷。5大箱绢画和丝织品，约500幅。斯坦因雇了40多头骆驼才运走。斯坦因记得，当装好箱子的驼队准备出发时，那是一个傍晚，他回头看看满天的晚霞，就像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正在流血。

　　斯坦因盗窃的经卷，一部分留在印度，大部分运回英国，留在大英博物馆。

　　斯坦因的掠夺，也引来了世界各地的盗宝者，他们接踵而来。

　　1908年，法国探险家伯希和来了。他是位汉学家，在得到王道士的同意后，他进入藏经洞，他惊得目瞪口呆。他用了三个星期，每天1000卷的速度，看了藏经洞中的每一片纸，把斯坦因挑剩下的文物重新翻检一遍。由于他的汉学知识，他把所有经卷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另一部分为凡品。他用500两白银骗走了中的6600卷，绢画200余幅，还有20余件木雕，丝织品若干，共计一万余件。他装满十辆车。运回法国，放在巴黎国民图书馆内。

　　在骗子的掠夺中，最无耻、最疯狂的掠夺者，那就是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当他率领哈佛大学考古队来到敦煌时，藏经洞已是空空如也。他并不与王道士有任何联系，直接进入洞窟，疯狂地盗走了洞窟中不能移动的唐代半跪式观音彩塑一身，更令人发指的是，他还用胶水粘走最精美的壁画，共计26方，32060平方公分。这种野蛮的行为给敦煌的文物造成不可复原的损失。次年，当他再次来华，上次由于胶水不够，只盗走26幅壁画。这次，他带着配胶水的工人到达敦煌，企图把敦煌全部壁画通通盗走，这时，民众起来自觉保卫壁画，他们不允许自己崇拜的神物被盗。这位美国人走到哪里，老百姓就跟倒那里。而且，用华尔纳的话说，老百姓用愤怒的语言骂他，才使华尔纳的企图没有能够得逞。

　　1905年到1924年，从藏经洞被发现，不到20年，敦煌艺术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1909年，清政府学部，拨付库银6000两，下令敦煌县交出剩余的经书。王道士早已将私藏于大经桶中，一路上的官员，甚至押运的官员，都雁过拔毛，最后运到北京，只剩下8697卷经书，书藏在北京图书馆。

　　时至今日，敦煌文物大部分还都分散在英、法、日、俄、美等国的公私收藏中，存留于国内的仅是很少的一部分。

　　所以，有个日本人狂妄地说，敦煌在中国，但敦煌学在日本。

　　后来，季羡林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所以，著名的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三、保卫和发展敦煌

　　系统地研究敦煌，发掘敦煌，让世人认识敦煌，张大千是第一人。1941年，敦煌依然是黄沙漠漠的地方，张大千由成都，先乘飞机，再乘汽车，再乘骡车，最后骑马，终于到了敦煌。他用两年零七个月的时间，除了写成了20多万字的《敦煌石室记》外，还临摹壁画260余幅。

　　1944年，中国建立了第一个和敦煌有关的艺术研究所——敦煌艺术研究所，它的第一任所长就是常书鸿先生。

　　对敦煌真正进行强有力的保护，是在解放之后。

　　1951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立机构，常书鸿依然担任所长。直到1982年，常书鸿才举家迁入北京。常先生40年的艰苦卓绝工作，终于建立了中国对敦煌的系统研究和保护，历经磨难的敦煌应当庆幸自己有一位如此痴情的守护者。“筚路蓝缕，厥功致伟，常公大名，宇宙永垂！”这是季羡林先生对他的评价。“敦煌苦，孤灯夜读草蘑菇。人间乐，西出阳关古人多。”这是常书鸿对自己心灵的写照。

　　1963年，国务院拨款，加固敦煌的石窟。

　　1984年，成立了敦煌研究所。

　　时至今日，敦煌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对敦煌的研究热潮也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升温，已经发展成了博大精深的“敦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