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诸葛亮识人用人的七种方法！太管用了

　　诸葛亮主要从语言和行为两方面了解人，他认为通过问答可以了解一个人的志向、操守以及如何应对变化，还可以了解人的见识、智谋和勇怯之情。通过用酒、财、约会来考察人，可以了解一个人的性情和这个人是否廉洁、是否守信用。

　　三国时，诸葛亮以精于治国闻名于世，行兵布阵被司马懿称为“天下奇才”。在用人方面，诸葛亮也有过人之处。刘备初入蜀时，任命蒋琬为广都长，有一次刘备出外视察，突然来到广都，他见蒋琬“众事不治，时又沉醉，大怒，将加罪戮”。这时，诸葛亮出面为蒋琬求情，他说蒋琬是“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劝刘备重用蒋琬，使刘备对蒋琬刮目相看。

　　刘备与曹操争夺汉中时，刘备兵力不足，“急书发益州兵”，诸葛亮正在犹疑之际，其僚属杨洪进言“无汉中则无蜀”，劝诸葛亮马上发兵。诸葛亮见杨洪见识不凡，于是“表洪领蜀郡太守”，杨洪推荐门下书佐何祗有才略，诸葛亮便请刘备任命何祗为广汉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

　　公元234年8月，诸葛亮在弥留之际，仍不忘推荐蒋琬和费祎“可任大事”，后来蒋琬和费祎先后担任掌管国家军政的大司马一职，使蜀国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保持了稳定。

　　诸葛亮是如何知人的?在《诸葛亮心书》中，诸葛亮说：

　　夫人之性，莫难察焉，善恶既殊，情貌不一。有温良而为诈者;有外恭而内欺者;有外勇而内怯者;有尽力而不忠者。然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词辩，而观其变。三曰：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显然，诸葛亮主要从语言和行为两方面了解人，他认为通过问答可以了解一个人的志向、操守以及如何应对变化，还可以了解人的见识、智谋和勇怯之情。通过用酒、财、约会来考察人，可以了解一个人的性情和这个人是否廉洁、是否守信用。诸葛亮的知人术和《庄子·列御寇》提出的“九征”鉴人法(见7月15日《广州日报》B9版)有类似之处，是一种很实用的知人方法。

　　诸葛亮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出名的军事家政治家，著名的“草船借箭”、“声东击西”等都是他的良策。也正是因为他的足智多谋，为刘备打下了一片江山。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真的是一个最好的决定，然而曹操也曾三请诸葛亮，为何诸葛亮选择了刘备而不是选择曹操呢?

　　民间曾有歇后语“曹操请孔明——没诚心”来评价曹操三请诸葛亮这件事，从侧面也看出了曹操并未满含真心实意来请诸葛亮出山。曹操第一次派了曹洪，第二次派了程煜，第三次自己亲自出马都未能请到诸葛亮。曹操本是孤高自傲之人，这样一来，一方面已经彻底破坏了对诸葛亮的印象，另一方面，曹操的个性实在多疑，认为诸葛亮大概与他不是同道中人亦不能共事。而诸葛亮大概更能看出曹操虽然有选贤任能的才能，但是确实也让不少能人志士丧生，虽然他实力最为强大，但是两人的政治理念不同，实在也是不能相互合作。

　　相反，刘备为何“三顾茅庐”就能请得到诸葛亮呢?首先，要说刘备的本性了。刘备本是儒雅之人，礼贤下士，为人谦逊，拥有一颗怀柔之心，也正是这样身边的兄弟一个一个对他都是忠心耿耿。光是刘备“三顾茅庐”，就不难看出他的求贤若渴。再者，刘备的背景。诸葛亮作为一个读书人，对于皇室正统的概念还是十分根深蒂固的。刘备是名正言顺的皇家后代，辅佐他本来就是一件必然的事情。最后，刘备实力虽然较弱，但是他还是拥有着权力，身边还有一众的将士。跟随刘备，必定能得到重用。

　　诸葛亮一生睿智，做的选择也是让人不禁感叹他的聪慧。刘备一生最信赖诸葛亮，直到临终仍然将自己“扶不起的阿斗”托付给了诸葛亮，也不难看出诸葛亮的选择正确了。

　　《三国演义》中，有一次十分精彩的相互辩难，这是夷陵之战后，吴蜀重新修好时，孙权送走蜀国使臣李恢后，又派张温去成都回访。诸葛亮鄙视张温以口舌之辩而恃才傲物，特别召来益州饱学之士秦宓。交谈中，秦宓以所学知识为政治服务，有问必答，最终的落脚点是，西蜀政权是正统。

　　张温数度辩难都处于下风，竟然拿出了杀手锏：“日生于东乎?”想以此自然现象来证明，东吴才是中国的正统政权。秦宓针锋相对地回答说：“虽生于东而没于西。”此话的政治意义十分明白：虽然东吴有皇帝，但必然要为西蜀消灭。这故事是真实的，《三国志》中亦有记载，诸葛亮特地召来秦宓，就是要在打嘴仗中胜过对方。

　　可惜的是，自然现象同政治斗争并没有表里联系，徒作口舌之争尔!却不能改变西蜀日渐没落直至灭亡的命运。诸葛亮主政期间，虽然明察到西蜀危急存亡的紧迫形势，然而却举止失措，不但未能挽救局势于即倒，反而加速了它的灭亡。星殒五丈原时候，他是带着无可奈何的心情溘然而去的。

　　诸葛亮一生自视甚高，青年时就自况以管仲、乐毅，是出将入相的全才;刘备死后，治理蜀国的政绩也日见彰著，南征孟获的胜利，似乎又检验了他的军事才干，鼓舞了他率领部队进攻曹魏的信心。在做了两年半的准备之后，遂置西蜀同僚的反对于不顾，于建兴六年(公元 228年)春，率领十万军队开始了第一次北伐.

　　北伐前夕，汉中军事大本营东边的西城(今陕西安康市)、上庸(今湖北竹山县)、房陵(今湖北房县)三郡已合并成新都郡，魏国郡守由西蜀的降将孟达担任。诸葛亮多次写信去加以引诱。孟达因赖以立身的靠山魏文帝曹丕及尚书令桓阶、征南大将军夏侯尚相继亡故而惶惑不安，诚恐有不妄之灾，在诸葛亮的策反下，遂决定叛魏归蜀。

　　这样一来，不仅汉中大本营东边多了层屏障，而且随时可从东边北攻魏国的南阳，以策应诸葛亮北伐。可惜诸葛亮心胸狭窄，讨厌孟达反复无常，又担心将来成为西蜀的祸患，竟在策反成功后，又派遣郭模伪降魏国的魏兴太守申仪，利用申仪与孟达的不和，有意泄露孟达投降西蜀的消息。司马懿获得密报后，率军急行到西城，歼灭了这场未遂的叛乱。诸葛亮自断右臂的结果，使第一次北伐失去了牵制魏国的策应。

　　诸葛亮在孟达这支力量的处理上，直弄得读史之人瞠目结舌，一个政治家临大事时，竟然受情绪支配而不顾大局的需要，用“出卖”手段自剪羽翼，却不能兼容并包，甚至连借力打力都予以排斥。冷静地想想，即令孟达极不可靠，待投降西蜀后，也有许多方式冷处理，何以临阵出此下策!既然“出卖”了，那就坐山观虎斗好了，何以在司马懿攻打孟达时又发兵救援?

　　在一件事情的处理上，从策反到出卖再到救援，短短时间内态度居然反复了三次，真的不可思议了。曹操也曾遇到比孟达更为“可恶”的人物，这就是张绣。在官渡之战进行之中，降而复叛的张绣再次请求投降，曹操不顾南阳大败的惨痛，大度地捐弃前嫌，以极为热烈的态度迎接张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