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汤若望冤案始末：验证日食获胜反被判凌迟

　　明末清初这些传教士他们在中国主要是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比如，为了传教还学习中国的汉语，把中国的文化往西方介绍，把西方的文化往中国来介绍，这起了一个交流的作用。

　　汤若望，德国人，明末清初活跃在北京政治舞台上的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先后在明朝和清朝的钦天监任职，顺治皇帝还任命他为钦天监监正，因其所制历法遭到朝中保守大臣的反对，遭诬陷而下狱致死。康熙亲政后重新审理了此案，为汤若望平了反，通过汤若望这个冤案，我们可以窥见清朝初年朝政的跌宕起伏。

　　●传教士在京●

　　■在众多的来华耶稣会教士中，以利玛窦和汤若望最为著名

　　■协助徐光启编修《崇祯历书》，制造天文系

　　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在北京的活动。元朝时，中国的丝绸、造纸术、火药、印刷术等发明都传到了西方，西方的一些传教士来到中国，但为数不多，如马可·波罗。明朝嘉靖三十一年开始，一直到清初耶稣会教士陆续来到中国，但规模也不大，几十号人。他们这些人用劝说和教义来教诲人们，扩散其影响。在众多的来华耶稣会教士中，以利玛窦和汤若望最为著名。

　　利玛窦是明末清初来中国的第一个有名的传教士，这个人加入耶稣会后曾接受东方传教的培训，对中国儒学有所了解。来到中国后，他把传教和儒学相结合，谓之“合儒”，尽量地中国化。他了解士大夫在中国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为了博得他们的信任，他用十五年的时间钻研儒家经典。他精通汉语，一面教学，一面传教，利用他的西方科学知识和已具备的汉文化修养结交权贵，像万历皇帝，宰相叶向高、徐光启，大臣李之藻、袁宏道，都是他的好朋友。这个人死后葬在了北京，现在在北京市委党校里边有很多传教士的墓地，其中他是第一个。

　　利玛窦他们当时耶稣教会为什么往这儿来呢?因为《马可·波罗游记》在西方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个游记当中写中国如何如何富裕，就像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看美国一样，去了都能捡黄金。这个书在西方影响很大，所以这些人由于对财富的觊觎，对传教，对扩大教会势力的渴望到了中国，利玛窦是第一批人。

利玛窦

　　汤若望这个人出生于德国科隆的贵族之家，性格比较活跃，学习成绩很好。毕业后被保送罗马的日耳曼学院，在欧洲受过良好的教育，对天文、数学都有研究。1619年受耶稣会派遣在法国神甫金尼阁的带领下到达澳门，明朝天启二年进入广东，同年12月25日到达北京，1630年再次进京，继任已故教士邓玉函之职，协助徐光启编修《崇祯历书》，制造天文系，在中国生活了47年。这个人就基本上把一生都献给了传教事业，都在中国活动。

　　汤若望精通天文历算，他以对月食的准确测算赢得了户部尚书张问达的赏识。当时中国历法已经不太精确了，经常出错。

　　明朝末年徐光启奏请开设历局，就是修订历法的一个机构。徐光启做过宰相，这个人比较开明，他因看到了西方科技的进步，比中国先进，所以他对此进行了研究和学习，采用西洋新法推算中国的历法效果很好，这样徐光启对西方传教士更加信任。

　　到了崇祯七年，《崇祯历法》137卷修成。崇祯十六年，皇帝下诏，把《崇祯历书》改称为《大统历法》，准备实行，但还没等到颁行，明朝就灭亡了。

　　汤若望利用修订历法博得了朝中大臣以及皇帝的信任，还在中国学者李祖白的协助下写了《远镜说》，《远镜说》就是对望远镜的一些原理进行了介绍。

　　在明末战事频繁，后来明军越来越处于劣势，所以朝中大臣就想在火器上有所突破。汤若望就帮助明朝用西方的办法督造战炮，他口述了有关制造大炮的相关技术，由焦勖等人整理编成了《火攻挈要》两卷和《火攻秘要》一卷。崇祯九年时候，汤若望奉旨设厂铸炮，两年中造了大炮20多门，这个大炮威力很大，在和满族在东北打仗的时候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历史进入到清朝初年，当时1644年，清兵进入北京，摄政王多尔衮命令内城的居民三天之内要搬出，汤若望给多尔衮写了一个折子，他说：“为了保护教堂和天文仪器以及图书资料的安全，请求仍在原居地居住。”同时他把自己从事的传教和修历工作做了简要的介绍，第二天他的奏请得到了恩准。

　　●与顺帝关系●

　　■修订《时宪历》，在全国实施，并担任天文台台长

　　■两年之间，顺治皇帝亲自登门造访了24次

　　随后汤若望数次奉诏入宫，他对皇帝和摄政王说《新历法》的优点，并呈现了望远镜、浑天仪、地平晷这些天文仪器。当时满族人刚到北京，都没见过这些，觉得特别好玩，好奇。而且汤若望用西洋的新法准确地预测了顺治元年即1644年农历八月初一的日食。摄政王一看，果然不错，就让他把《崇祯历法》再改一改，汤若望就奉命对《崇祯历法》进行修订，将原来的修历法137卷修订改成103卷，连同新编的一些新历本呈现给清政府。多尔衮被他说服后，清廷下令从顺治二年开始，将其参与编撰的新历定名为《时宪历》，在全国实施。

　　顺治七年的时候，清政府给传教士赐了一块地，汤若望在宣武门天主教堂旁重建一个新的教堂，并对原由利玛窦所建的天主教堂进行扩建，如此，把宣武门这个教堂变成北京城内最大的一个教堂，后称南堂。这个南堂也是汤若望等神甫的居住地，他们平常就住在这儿。他们的工作地点是在现在建国门有一个天文台，现在还有这地方，叫古观象台。在古观象台工作的传教士大概有50多个人，汤若望是其中主要的负责人，用现在话来说他担任台长，当时叫钦天监的监正。

　　汤若望用历法，用天文仪器这些先进的东西赢得了朝中大臣的信赖，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从顺治八年到十四年冬，他成为顺治皇帝的一个好朋友，和顺治皇帝建立了一种十分紧密的私人关系。当时年轻的顺治皇帝亲切地称呼汤若望为“玛法”(满语：可亲可敬的、长者，爷爷)，这个“玛法”可以随时进宫去见皇帝。而且顺治皇帝也多次亲临汤若望的居住地与之畅谈，求教西方的历法，这个事在汤若望有一本书叫《修历纪事》有记载。仅顺治十三年、十四年两年之间，顺治皇帝就亲自登门造访了24次。汤若望很受感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学问上循循善诱，在国事上忠言直谏，这使年轻的顺治帝倍感可亲可敬。顺治帝当时比较年轻，他求知的渴望很强，再加上朝中大权由摄政王来控制着，我想可能他内心比较空虚，对西方比较好奇，所以经常到汤若望这儿来。

　　汤若望之所以和顺治皇帝、和摄政王大臣套近乎，他的目的当然是争取这些人的支持，最终目的是传教。所以从这一时期，顺治帝的某些言论和行动中可以窥见他的影响，汤若望对他的影响。顺治帝对汤若望的恩宠不断升级，对汤若望传播的西方宗教和西方的学问表示出明显的好感。到顺治十年，顺治帝亲赐汤若望“通玄教师”这么一个荣誉称号，并颁发诏令褒奖汤若望，现在话就是口头表扬一番。顺治十四年，又亲赐天主堂立碑，御制碑文，南堂，他们天主教堂搞了一个碑文，由顺治帝给他做的碑文，并赐教堂匾额为“通玄佳境”。

　　顺治帝在赐给汤若望“通玄教师”的诏令中，只字未提宗教之事，而是肯定汤若望的历法之功。因为摄政王和朝中大臣一致认为靠洋教来统治中国是不行的，还得靠儒教文化。

　　就在汤若望受宠之时，厄运正向他一步步地走来。

　　●历法狱案经过●

　　■曾两次遭到中国对手诬陷，均未被顺治帝采信

　　■顺治帝死后对手抓住亲王葬期择日一事发难

　　第二个大问题历狱经过。所谓历狱就是因历法之争而造成一场冤案。中西历法之争由来已久，早在顺治十六年，朝中有一个大臣叫吴明烜，这个人就上疏说汤若望的历法不行，不管用，错误很多。吴明烜为什么上疏呢?他和汤若望结下了怨恨，因为在这之前，吴明烜原来这个人，他就在钦天监任职，力推回回历。这个人他是力推他们的回回历，但弄得不准。汤若望上疏指出他的错误，所以这个人比较恼火，当时是被革职回家了。

　　到了顺治十六年的时候，他上疏弹劾汤若望，他说：你汤若望这个历法也不行。结果顺治让手下大臣到观象台去验证，结果吴明烜的推算有误。按照清朝的律法，本应该杀头，但是顺治赦免他，并没有治罪。到了顺治十七年，钦天监的官员，也是回回人，叫杨光先，又上疏对汤若望进行非难，他上疏提名叫《辟邪论》，“邪”就是邪教，他认为西方这个教是邪教，他把这个《辟邪论》折子印了五千份，广为散发，说汤若望等传教士有三大罪状，“潜谋造反”、“邪说惑众”、“历法荒谬”。

　　杨光先还说：“汤若望这个人在澳门屯兵不少”，汤若望就是这些屯兵的头目，而不可不防啊。在澳门屯兵这么多，不可不防。

　　这三条罪状都是很狠的，哪一条都可以置汤若望于死地。但是顺治皇帝看了这个奏书以后，他觉得杨光先这个奏书有点儿太勉强，所以对他这些无稽之谈置之不理，于是杨光先这次也没得逞。

　　到了1661年，顺治死了，八岁的康熙登基，朝政掌握在辅政四大臣手中。这四人比较保守，没一个开明的，对西方这一套都不感兴趣，甚至反对西洋学说。这样，朝中有关历法之争的双方力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康熙三年的时候，杨光先就又上疏了，因为觉着把握大些，其上疏的折子名叫《请诛邪教状》，汤若望等“为职官谋造反，造传妖书惑众”，如不现在扫除他，后患无穷。

　　在这个上疏中，除大力贬斥天主教教义和新的历法之外，杨光先还抓住荣亲王葬期择日一事。当时荣亲王死了，看看哪一天下葬比较好，有关人员找汤若望去讨教，结果汤若望没弄准，不符合中国人的习惯，被指责选择的葬期很不吉利，以致连累了荣亲王的母亲和顺治皇帝先后去世。这可了不得，这就形成涉及重大问题的大案要案了，皇帝、荣亲王及其母亲也是因为你的事没弄准而死的。苏克萨哈和鳌拜也对顺治生前的政策早有不满，但是他们也没办法，这次就利用杨光先的上疏下令礼部和吏部要会审汤若望。

　　●被捕释放●

　　■验证日食时间获胜，反被判凌迟

　　■孝庄斥责四大臣，汤若望无罪释放不久死去

　　康熙三年九月二十六日，清廷就会审了汤若望，还把在钦天监任职的外国传教士一块儿抓来了。这一年的冬天鳌拜把新历废除了，同时逮捕关押了已经中风瘫痪的汤若望，同时被打入狱中的还有一些传教士，像利类斯、安文思这些人。北京王府井的天主教东堂就是这两个人建的。受连累的还有钦天监一些中国人，像李祖白、许之渐这些经徐光启培养的学者。这时候汤若望已经偏瘫了，说话也说不清楚，由著名的传教士南怀仁来为他辩护。一审就把汤若望判死刑了。

　　之后，又做一次实验，由中国、回回和西洋三种历法来观测，同时预测日食时间。结果南怀仁等人根据西洋历法预测的日食时间和事实相符，他预测得很准，最为准确，要说是这件事情应该给汤若望带来好运，结果是并没有带来好运，反而加重了他的刑法，由绞刑变成了最残酷的凌迟。但是就是判决的当天，北京发生了地震(史有记载)，接着宫中又有大火，同时天上又出现了彗星，中国人迷信，说彗星不好，所以京城民众、大臣议论纷纷的，朝中不少大臣都认为这是上天的警告，这可能是我们朝廷办了什么不好的事了。这下是救了汤若望的命，当时孝庄太皇太后还健在，四大臣把这个案子审定情况向孝庄做了汇报，谁知道孝庄勃然大怒，斥责四大臣不该如此对待先帝的宠臣。于是鳌拜这四大臣改变了原判，让汤若望无罪释放;李祖白等五名钦天监官员处斩。徐光启在崇祯年间培养的一批汉人、西方天文专家被斩杀干净。所幸中国官员许之渐等人被罢黜，脑袋保住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康熙历狱”。到现在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跌到了低谷，中西文化交流面临着中断的危险。

　　年逾古稀的汤若望虽然被释放了，回到了宣武门他的教堂里去养病，但是本来身体就不好，又经过这一番折腾，身体状况是越来越糟糕，出狱以后大概两个多月，在华生活了四十多年的汤若望在痛苦中辞逝，享年七十五岁。因其所赐墓地当时已经被没收了，他的尸体没地方放，所以别的传教士也不知道葬在什么地方了，反正是不敢明目张胆地葬。

　　这个案子以后不久，杨光先、吴明烜被任命为钦天监的监正、监副，按现在话说就是正副台长，回回历取代了西洋历法。然而多行不义必自毙，就在杨光先等人得意洋洋之时，朝中的政局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历法再较量●

　　■比试测算日影，看哪种历法准

　　■康熙八年，清政府正式复用西洋历法

　　第三个大问题，就是平反过程。

　　康熙六年，14岁的康熙皇帝亲政，康熙对鳌拜等四大臣的专断早有不满，但这几个人现在还挺不知趣，特别是鳌拜，很蛮横。康熙原来就对他们很反感，所以常常听孝庄和两宫皇太后说汤若望如何如何好;汤若望落到现在这一步，死无葬身之地，都是被别人诬陷的，康熙决定要亲自查明此事，为汤若望平反。

　　康熙七年十一月，内阁通知杨光先、吴明烜和南怀仁，叫他们都过来，比试测算日影，看谁的准。办法是在地上立一根直木，预测正午日影所到之处。测了三天，都是南怀仁预测得准，所谓“正午日影正合所画之界”的结果。这是西洋历法的胜利。而杨光先和吴明烜这一方有很多错误，这些错误被南怀仁一一指出由于，杨、吴两个人不服。这样朝中又组织二十多位满汉大臣对双方的测算结果进行为期数天的再度测试，最后奏报康熙说：“南怀仁测验，伊所指仪器逐款皆符;吴明烜所测验逐款皆错。”说南怀仁测的和所有仪器测的，每一款都符合，吴明烜每一款都不行，都有错误。这就对杨光先很不利了，杨光先自知大事不妙，但是还要挣扎挣扎，他赶快上疏，说“中国乃尧舜之历”，中国的历法是从尧舜留下来的，“安可去尧舜之圣君而采用天主教历?”怎么能用天主教历?中国人怎么能用天主教历呢?“中国以百刻推算，西历以九十六刻推算，若用西历，必至短促国祚，不利子孙。”康熙看后大为光火，下令将杨光先、吴明烜等人革职查办，杨光先论罪处死斩立决，老婆、孩子流放宁古塔，后来杨光先没斩立决，还是放他一马，叫他回家了。

　　咱们现在用这个历法还是西洋历法，一天还是九十六刻，至此杨光先这一派遭到重大挫折。到了康熙八年三月，清政府正式复用西洋历法，同时杨光先早已不当官了，让南怀仁担任钦天监的监正，此后一直到道光时期，钦天监都是由西洋人来掌握着。

　　●平反昭雪●

　　■南怀仁上奏为汤若望平反

　　■康熙和孝庄太皇太后携朝中大臣亲临墓地悼祭

　　这一年的五月，康熙制住了鳌拜，朝中政局大变，康熙控制了朝局。这时候南怀仁一看，时机对他有利，他连续写下了三个折子。中心内容是杨光先依附鳌拜等权贵，对杨光先罗织的三大罪状进行反击。

　　最后南怀仁呼吁为汤若望平反昭雪，他说：“臣等与若望俱天涯孤踪，兔死狐悲，情难容己，今权奸败露之日，正奇冤暴白之时。”不久康熙帝就接受了他的请求，按惯例在朝廷上集体讨论为汤若望平反一事。

　　当年历法冤案当中受害的人都得到了平反，汤若望也恢复原官职，归还了他的墓地，并赐银五百多两为汤若望举办了隆重的葬礼，地点就是现在市委党校院内。葬礼上，皇帝特派官员宣读了自己的亲书祭文，说：“汤若望鞠躬尽瘁，恤死报勤，朕悲其长逝，特加恩恤，遣官致祭，尔如有知，尚克歆享。”最后一句话的意思是：你如果在天有知的话，也应该稍微心安一点了。

　　面对皇帝的悼词，南怀仁、利类斯、安文斯这些西洋传教士跪在地上感激涕零，灾难、厄运终于过去了。不久，康熙皇帝觉得光派人去赐点儿银子，还不足以表达自己的心情，他又和圣祖太皇太后，就是孝庄携朝中大臣亲临墓地，带了一帮大臣又到墓地去了。按照中国的礼节、礼俗悼祭汤若望，这很隆重了，朝中人士和传教士都认为中国皇帝的这一举动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哪个大臣享受这么高待遇啊，是不是?先是派特使、赐银子、还墓地、恢复官职，这又来了一次，把老奶奶也搬来了，这个恩典大了。

　　汤若望在中国皇宫先当官享受恩宠，后被判分尸酷刑，就是凌迟了，继而神奇获救。这个经历，被德国历史学家称为“是使所有好莱坞采用过的有关中国的题材都黯然失色的电影素材，构成了一部高低起伏的戏剧”，说这很有戏剧性。

　　汤若望冤案平反后，宣武门的南堂归还给了南怀仁，归还给了西洋传教士，原羁押在广州的25名传教士也陆续被允许返回原传教区，清初“历狱”最终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