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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成都鲜为人知的三大名士家族

提要:家族文化是中华文化数千年传承的核心,以姓氏血缘关系为人际纽带的一些民间大姓豪门家族,从汉代开始出现,一直绵延到现代,往往成为漫长历史进程中的一种十分突出的社会文化现象。不同的历史阶段里,这些姓氏家族表现出来的特点各有不同。从两晋到隋唐,著名门阀家族既享有社会名望也拥有特殊待遇,宋代以后的著名姓氏家族,则往往通过几代人努力维系其士大夫特色。一般或以学术、或以名望再加官职累积才形成社会地位,并不具有传统世袭的特殊性,所以这些家族若能享有几代声誉,一定都是能人辈出的杰出典范。宋代有许多这种新型的世家大姓,而且以文化积淀比较深厚的地方比较突出,像成都这一重要古城,宋代就出现过王氏、范氏、宇文氏等几大家族,但世人知道其渊源和事迹的恐怕并不多。始建宋代的成都华阳二江寺一、王氏成都王氏的籍贯是今天城南的华阳,古代属于成都府华阳县。成都王氏在宋代涌现的人物比较多,以王珪为代表也算有名,客观来说,论仕途不比

  家族文化是中华文化数千年传承的核心,以姓氏血缘关系为人际纽带的一些民间大姓豪门家族,从汉代开始出现,一直绵延到现代,往往成为漫长历史进程中的一种十分突出的社会文化现象。不同的历史阶段里,这些姓氏家族表现出来的特点各有不同。

  从两晋到隋唐,著名门阀家族既享有社会名望也拥有特殊待遇,宋代以后的著名姓氏家族,则往往通过几代人努力维系其士大夫特色。一般或以学术、或以名望再加官职累积才形成社会地位,并不具有传统世袭的特殊性,所以这些家族若能享有几代声誉,一定都是能人辈出的杰出典范。宋代有许多这种新型的世家大姓,而且以文化积淀比较深厚的地方比较突出,像成都这一重要古城,宋代就出现过王氏、范氏、宇文氏等几大家族,但世人知道其渊源和事迹的恐怕并不多。

宋代成都鲜为人知的三大名士家族

  始建宋代的成都华阳二江寺

  一、王氏

  成都王氏的籍贯是今天城南的华阳,古代属于成都府华阳县。成都王氏在宋代涌现的人物比较多,以王珪为代表也算有名,客观来说,论仕途不比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人,论文才也不如四川三苏等人天下皆知。

  这一家人也有一种紧扣宋朝特色的本领,就是在科举十分兴盛的背景下,成都王氏一门涌现的科举人才实在不少,中进士的非常多,像王珪更因此做到丞相,封岐国公,要算这家人中非常优秀的人物。

  虽然王氏出自成都华阳,但王珪很小就随家人迁居舒州(州治属于安徽潜山县,汉代庐江郡所在辖皖县和后来的舒城县,到唐代改舒州,宋代沿袭),他在成都生活的时间很短,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中进士,选中榜眼,先在扬州地方做通判,后进开封府集贤院修起居注,又以翰林学士出任开封知府。因母丧返乡三年,回汴京继续以翰林学士做伴读,王珪也有诗文之才,尽管不算特别优秀,与欧阳修、苏轼等人实际都有交往,关系很不错。

  宋仁宗晚年在立太子问题上,前后纠结了七年。虽然很早就把濮王子嗣养在身边有备无患,但迟迟不定名分,内心还渴望再有一个亲生儿子。韩琦等重臣忧心忡忡地督促仁宗定下储君之位,王珪以翰林学士身份需要草拟诏书公告天下,他的为人非常谨慎,坚持要向仁宗当面请示确认。

  等仁宗召见,王珪请示:“天下臣民早就希望立太子,这次果真是陛下的圣意么?”仁宗道:“朕意已决。”他再拜称贺以后才退而起草。宋英宗赵曙即位,原本自小和仁宗、曹太后非常亲近的赵曙对继位一事耿耿于怀,与曹太后关系非常疏远冷淡,母子各自都感到伤心。

宋代成都鲜为人知的三大名士家族

  王珪的华阳集

  按说王珪属于拥戴英宗的关键人物,理应获得提升,有人将他拖延草拟诏书一事进了谗言,令英宗怀疑他不忠,到治平四年(1067),英宗在位最后一年才召他入内殿,升端明殿学士,赐龙盘金盒,安慰王珪说:“从前误信人言,今天朕已疑窦尽消了!”

  宋神宗当皇子时就欣赏王珪,觉得他服侍仁宗、英宗草拟诏书极有文采(实际古人理解是语句非常稳妥,符合官样文章标准,适当有一些骈文的辞藻),即位后升他为翰林学士承旨,继续草拟重大典章。

  三年后升参知政事,属于副宰相辅佐王安石。当时几大核心人物,神宗赵顼、王安石以及反对他们的司马光,全都个性极强,根本不好打交道。王珪充当比较理想的协调角色。

  一方面来说,王珪的能力也好,才学也罢,虽然都说不上顶尖,总体属于比较圆滑老到;另一方面来看,也唯有王珪这样的人能够在几个大腕中斡旋,内心也算一个比较正派的大臣,也实属难得。

  到神宗后期,王安石被铺天盖地的批评声音迫使离开,王珪还留在朝中,依然得到神宗信任,成为拥戴宋哲宗继位的重要人物,他奏请英宗高太后同意册立延安郡王为太子,继位成新君,哲宗封王珪为岐国公,不久病故,追赠太师,谥号文恭,非常感激他的定策之功。

  王珪从仁宗到哲宗前后服侍过四位皇帝,同时仁宗传位,神宗传位两次王珪都有突出贡献。尽管实际做文书工作很多,他的文学名声不算多高,但其文集仍以家乡出处定名为《华阳集》。

  《华阳集》收录很多王珪所写的重要朝廷文书,文学价值不算很高,但史料价值却非常大,比如记录英宗时期对亲生父亲濮王的尊崇一事。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王珪把当时情况和颁布的诏书都留下记录。

  还有宋神宗年间西域于阗国来汴京一事,历来都说北宋前期于阗国就被黑汗国所灭,当地开始奉回教。王珪作为一个见证者,通过他记录一些朝廷的表文表明于阗国并没有被黑汗占据,两邦实际并存。因为王珪的记录不是孤证,就王珪死后,宋哲宗、宋徽宗时期,也还有于阗使者前来宋朝的证据,最后一次来到开封时,宋徽宗和宋钦宗刚刚成为金人的俘虏。历史的价值在于真实性和连贯性,王珪的《华阳集》在文学史上意义不算大,但在研究宋朝历史方面,却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佐证。

  王珪是成都王氏家族的一个最杰出人物,但这一家族出名倒也并非以他为起点。王珪的父亲王准,祖父王贽,甚至他的曾祖王景图全是进士出身。可以说从五代十国期间,成都王氏已经具备比较深厚的文化根基。

  过去往往都提及,宋代四川有诸多文人世家,笔者论述苏易简、苏舜元、苏舜钦“铜山三苏”曾提及,五代前后蜀时期,因唐末以来大量北方士族南下,为巴蜀境内文化提升起到非常大的影响和改变。四川境内各州县读书好学的风气非常浓厚,因此涌现较多文士家族,与苏易简大体同时还有阆中陈氏家族,陈省华、陈尧叟、陈尧佐也是相当有名的状元家族,其祖上陈翔正是唐末追随王建从关中到蜀中的一个重要人物。

宋代成都鲜为人知的三大名士家族

  影视剧中秦桧,历史上秦桧是王珪女婿

  由于从唐末积淀百年的熏陶,成都王氏接连出现科举人才,到王珪这一代成为一个高峰,王珪的儿子王仲修也在神宗元丰年间中进士。连侄儿王仲原的儿子王耆,王仲孜的儿子王昂也都科举登第,甚至王昂还是一位状元。

  王珪比较有学问的子侄大多感觉比较陌生,其他的子孙却反而有名。比如他的第四子王仲岏(避宋钦宗赵桓名讳改王仲山),得了一个女婿就是后来为人唾弃的秦桧。只不过嫁女儿时,秦桧才进士及第,才学是有的。在徽宗末年,秦桧也是态度鲜明、抵抗金兵的一份子,转变立场是后来的事情,甚至可能还受岳父影响。据笔记史料说,王仲岏后为抚州知州,位于今天江西境内。金军南下搜山检海追击赵构时,金军还没到抚州城下,王仲岏就主动联络金兵要投降,为人颇为不堪。而王珪大女儿嫁李格非,生的女儿就是大名鼎鼎的才女李清照,李格非同时也是苏轼的门生。所以,李清照和秦桧有亲属关系是客观事实。王珪还有另一女儿嫁郑居中,为徽宗时宰相。郑居中的儿子郑亿年后因秦桧得势,就出于同属王氏姻亲得到提携,加资政殿大学士。

  后人总结王氏家族从太宗太平兴国年间以来,前后有六代人全都获得科举出身。不单王珪这一支,同族弟兄的王琪、王仲均、王爵、王祖愿等,整个成都王氏大都能够从科举获得前途,这一家族能人不断,虽然像王珪这种跻身宰辅的一流人物罕见,至少感觉非常善于应付“考试”。

  二、范氏

  范氏,从两汉以来就是巴蜀地区的豪强大姓,宗族势力庞大,比如两晋出现过天师道宗师范长生,辅佐氐羌流民首领李雄在成都建立成汉,范氏家族在成都一带就留有子孙。而宋代成都范氏自范镇开始,在史学界传有"三范修史"的佳话,三范指范镇、范祖禹、范冲三代人。

  范镇生于宋真宗景德四年,籍贯也是华阳县,哲宗元祐二年(1088)卒,享年八十一岁,时间比另一范氏名臣范仲淹稍晚。这两个宋代范家名人一个来自西南,一个来自东边,据说祖上都认唐代初年的范履冰(河内郡人,今河南沁阳)为祖宗。虽然后来天南地北,但古人特别重视祖宗名望,哪怕几百年下来早已经是不同的两个家族,可追溯起来也算有着共同的血脉渊源。

宋代成都鲜为人知的三大名士家族

  司马光与范镇一家交情极深,绵延三代

  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十八岁的范镇在家乡偶遇成都知府薛奎。薛奎少年时有神童美名,十岁左右就才华显露,被乡里称颂。真宗后期一度知兴州、任陕西转运使,杜绝当地与党项贸易的弊端,建议把物资从四川运往关中,受到表扬。薛奎到成都以后,向来以宽柔著称,但对当地侵吞西北驻军物资用来敛财处置非常严厉,获得百姓和军中的赞誉,一致称赞薛奎可与太宗时期治蜀的名臣张咏媲美。

  薛奎另一大贡献就是善于发现人才,女婿是大名鼎鼎的文学巨擘欧阳修。当时发现范镇以后,惊叹“此乃庙堂之人也!”聘至官舍为子弟讲学。范镇为人谦虚低调,既不乘车坐轿,也没人迎送,来往一年多,守门人还以为他是当地的普通学子,根本不知这个年轻人是知府大人的座上宾。

  在成都三年,薛奎回京师开封升龙图阁直学士,权三司使公事,顺便带范镇入京,向人夸示在蜀中“得一伟人”,并预言范镇“将以文学名世”。一年后,薛奎提参知政事位列宰相,真宗刘皇后去世时,仁宗把刘皇后信用的一批人换掉,唯独薛奎继续重用,没多久因病去世,年六十八,由女婿欧阳修书写墓志铭。

  仁宗宝元元年(1038),范镇中进士第一为状元(可惜伯乐薛奎已病故),数年后,为宰相庞籍(民间包公故事的反派庞太师,实际庞籍为人非常正直)荐升直秘阁、开封府推官等职,旋升起居舍人,知谏院。庞籍生平还推荐了另一个重要人才就是范镇一生的挚友司马光。

  宋仁宗后期长达七年多不肯立储君一事,满朝大臣都不敢说话,范镇当时知谏院,属于谏官行列,出于责任心,第一个站出来对宋仁宗进行劝谏。三次面见皇帝陈述,更前后上书十九次痛陈利害,呼应重臣韩琦多次申诉,终于定下后来的英宗赵曙。

  在神宗时期,范镇与司马光一起反对王安石,两人对朝局诸多见解一致,另一方面私下又都爱好历史。司马光本来与王安石的私交也不错,起初对王安石入朝还充满期待,但因青苗法推行,王安石对神宗的种种裹挟,使司马光感到王安石太过激进,变得无法容忍。

  范镇此时推荐著名同乡后辈苏轼入职谏院,一来,苏轼名声响亮,获得神宗欣赏;二来苏轼也对王安石做法有意见,自然可以做出成绩。王安石知晓意图,改变对任用官吏的传统,防止谏官随意批评,对入职人员统统进行出身履历核查。

宋代成都鲜为人知的三大名士家族

  范镇参与编撰《新唐书》

  苏轼在家乡刚为父亲苏洵守完孝,回到开封天地已经巨变,众多师友全都被调离京师,苏轼没有顺利入职,按捺不住对朝局的担忧,上书对王安石进行批评,同样被调到杭州做通判。由于神宗欣赏苏轼才学,待遇上反而特殊享受知州的级别。

  范镇与司马光在熙宁时期被闲置,只能以著述为主,约定互相为对方作传。虽范镇不像司马光那样有大部头著作传世,但官方重要的史学典籍基本都有他的参与,比如《仁宗实录》、《仁宗起居注》,包括《新唐书》的一部分内容。该书虽然以欧阳修、宋祁负责较多,但范镇与宋祁的私交甚好,可说是忘年交。

  宋祁也像薛奎一样知益州三年,编过一本《益部方物略记》记录四川成都及周边的物产、动植物、药材等六十五种,流传至今。2020年10月30日,入选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宋祁死后,范镇为他撰写神道碑。

  范镇在私人著作方面仅有《东斋记事》六卷,内容涉及北宋的典章制度、士人逸事,同样包括蜀地的风土人情。范镇自己的儿子事迹不显,侄子范百禄在神宗、哲宗年间却比较有名,但继承史学才华的是侄孙范祖禹。

  范百禄是范镇哥哥范锴之子,也是进士出身。早年曾负责四川职务,提点利州路、梓州路刑狱讼事,当时有官员意图对泸州投降归顺的部族头领进行杀害然后冒领军功,还扬言继续讨伐当地部族,范百禄谏言反对。

  由于范百禄有正义感,熙宁七年(1074)到京师入职谏院,没多久,还是因为对王安石诸多新法不利言论而调走。哲宗继位以后,世交司马光主持大局,大举更改王安石的做法,范百禄对恢复差役法有意见,向司马光直言,顽固的司马光一度冲他发火。范百禄坚持认为差役法会增加犯人流配,导致民间怨声载道,和王安石几乎是一样结果。司马光终于醒悟,叹息:“微君言,吾不悉也。”

  范百禄为人公正严谨,之后入大理寺,升刑部侍郎,最后知开封府,高太后对范百禄非常欣赏,几次驳回他希望外调的请求。正因为范百禄其实看清当时朝局风向,苦于无法摆脱,最终因尚书仆射兼中书侍郎的宰相苏颂卷入旋涡。哲宗实际对苏颂、范百禄都有好感,尤其苏颂为人实际不偏不倚,充当调和王安石一派和司马光一派的作用,但范百禄关系上毕竟更倾向司马光,最后被流放,死时六十五岁。

  范祖禹是范镇侄孙,范百禄侄儿,很小就成孤儿,范镇将其收养在身边,视为自己孩子一样:“此儿,天下士也。”由于范镇与司马光的交情深厚,修撰《资治通鉴》时,司马光让范祖禹单独负责唐代部分,在洛阳十五年精心著述,这期间司马光手把手教范祖禹编书,赢得高度称赞。

  在此之前,司马光还有一个十分欣赏的刘恕,也是史学通才,本来希望他作为最重要的助手。《资治通鉴》得到英宗、神宗支持,毕竟编撰人员起初分处各地,司马光为官也不固定,前期全靠通信联络和互相寄送书稿,非常麻烦,进度缓慢。最终全靠在洛阳十五年算是静下心来,加上范祖禹被接到司马光身边,负责最重要的唐代部分,这才加快进度顺利完成,相当于司马光将范祖禹视为一生学问的继承人。

  范镇与司马光都反对王安石,但范祖禹与王安石弟弟王安国也算好友,实际连王安石也欣赏范祖禹。老臣富弼临终前上书议论王安石种种做法利弊,许多人建议范祖禹不要把富弼上书交上去,会得罪王安石。但范祖禹为人正直,认为既是富弼的遗愿,也是堂堂正正的公事,北宋名臣大多是谦谦君子,因此王安石对范祖禹的人品和学识同样赏识。

宋代成都鲜为人知的三大名士家族

  司马光称范祖禹“智识明敏,而性行温良,如不能言;好学能文,而谦晦不伐,如无所有;操守坚正,而圭角不露,如不胜衣,君子人也。”哲宗继位,范祖禹任右正言。元祐年间,吕公著掌朝局(为宰相吕夷简之子),范祖禹成为其的女婿,避嫌辞职改祠部员外郎,不久又改任著作郎,专修《神宗实录》,后迁任著作郎兼侍讲,为哲宗讲《尚书》等古籍。

  据记载,范祖禹一般“口不言人过”。实际从内心情感而言,范祖禹对熙宁元丰的朝局,与范镇、司马光算是一样立场,在实录中虽极力肯定神宗的英明有为,对王安石依然充满批评。当时主事的蔡卞是王安石女婿,想方设法贬低范祖禹,最后令其流放。

  范祖禹先得一个武安军节度副使兼昭州别驾的礼遇头衔,本来这是两个地方的职务,武安军节度使属今湖南地区,治所在潭州,就是长沙一带。而昭州位于今广西桂林,治所为平乐县。范祖禹实际并没有到这两个地方,被安置在永州和贺州分别待了一阵,再贬宾州(今南宁市所属宾阳县一带),元符二年(1098)再迁化州(广东茂名市所属化州市),由于接连贬谪,范祖禹支持不住,就死于这一年,实际才五十八岁。

  范祖禹的长子范冲是哲宗绍圣年间进士,中年遭遇靖康之变。高宗在东南临安站稳脚跟,范冲随后回到史馆任职。由于家学深厚,让其重修神宗、哲宗两朝实录。范冲认为“墨本”是父亲范祖禹所修,后蔡卞等推翻“墨本”,重修“朱本”,还把父亲范祖禹贬至岭南而死。倘若自己再次重修,免不了要删改蔡卞不当言论,只恐又会引来误会和纷争,希望推辞。

  高宗再三说明,重修史书是自己本意,也是昭慈太后遗愿,“纷纷浮论,不足恤也”,明确宰相赵鼎为监修,让范冲为修撰,并提出将赵构自己要求修史的“圣语”记录附于篇尾,以正视听。

  因此范冲重修《神宗实录》时另写《考异》五卷,表明对史书资料的取舍,将原有保留的用黑墨写,新修的用红色,删除的用黄色,被世人称为"朱墨史"。之后修《哲宗实录》又写《辨诬录》一书,都获得高宗认可。由于范冲学识深厚,高宗让他当皇太子赵眘(后来的孝宗)的老师,范冲以正直史官而著称,对孝宗后来奋发有为的影响非常大,官终龙图阁直学士。

  范家与司马家关系绵延三代,南宋南迁以后,司马光的后人南来失去依靠,范冲竭力照顾司马家的后裔亲属,传为佳话。司马光夫人张氏终生未育,只有一个继子司马康(为司马光哥哥的儿子),而司马康在司马光过世四年后跟着病故,年仅四十一岁。

  司马光曾在洛阳照顾范祖禹十五年,亲自传授学问,年幼的范冲耳濡目染,成长在两位史学巨擘身边,对司马光抚养和栽培范氏父子的滔天恩情终生不忘。范冲还继承司马光的遗愿,续编其《涑水记闻》十卷,奏请朝廷让司马光子孙继续为其立宗祠祭祀,因此当时知道此事的人无不称颂范冲有情有义的品格。

  绍兴十一年(1141),与金人和议达成,岳飞身死,范冲因南宋不再振作,倾向自保而长期心情郁郁,于这一年底病故,享年七十五岁。

  三、宇文氏

  关于历史上的宇文氏,不少人都知道并非汉人姓氏,而是北周鲜卑皇族大姓。经过隋唐300多年变迁,不仅后裔减少,即便留在中原的宇文氏子孙已经汉化,宋代实际已经没有纯正的鲜卑人。很少有人知道,宇文氏后人在四川的家族却颇为壮大,在北宋后期和南宋时期的历史上,宇文家族甚至还算得上颇为重要。

  宋代四川境内的宇文家族不止一家,以绵竹和广都双流两支最主要,本质上他们属于同宗。今天绵竹属于德阳市,这一支从宇文之邵开始享名,北宋仁宗时获进士及第,神宗时期退居十五年,常为经史琴酒之乐,学者称止止先生。他与司马光、范镇、文同等人都有不错的交情,神宗元丰五年过世。

  广都这一支属于今天成都范围,宋代起始的名人宇文邦彦比绵竹的宇文之邵小近二十岁,在古代可算低一辈分了。初名褒,登元丰进士第,任朝奉大夫、尚书屯田员外郎,后累赠太师、齐国公。他的几个儿子乍看感觉陌生,其实却很有名,就是闳中、粹中、虚中、时中四兄弟。

宋代成都鲜为人知的三大名士家族

  影视剧中宇文虚中

  宇文邦彦的妻子黎氏也非常厉害,史称:“喜观书,略通大意,手自编录,以相其夫。”也就是因为黎氏对儿子的学习教育抓得很紧,所以几个儿子都学问优秀,全都及第,乡里称尊。

  今天成都邛崃的花石山花置寺石窟(四川境内比较冷门的石窟,因保存洞窟不算多,实际从唐代初年流传,今天剩七个大窟),其中一石窟内有尊高为4.7米的无量寿佛(唐宋摩崖造像)。这一佛像右侧的千佛龛左侧(高为25厘米的小佛像共1745尊),留有宋人的石刻题记:“郡守陈知存、宇文邦彦,建中靖国改元(1101)暮春十八日,临邛令、孙校、椽蹇明、程度……休于此。”为宇文家族在成都一带影响力的一个生动写照,民间能够发起开凿石窟的人,非富即贵。

  宇文邦彦最小的儿子时中,是高宗名臣张浚的岳丈、理学家张栻的外公,恰恰张浚、张栻父子都是德阳绵竹人。时中的儿子师申又是张栻的岳丈,可算是一家人内部亲上加亲。

  年长的宇文粹中,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登进士第三名。历翰林学士承旨,宣和间累迁尚书右丞,他与显赫一时的蔡京家族有点姻亲关系,属于蔡京外甥的女婿。而宇文粹中的儿子宇文师献又以门荫补承务郎,为德阳县丞。后来历知绵州(今天绵阳市),整科条,察蠹弊,节用度,理学校,在蜀地进行风俗教化,颇有成绩。后改知阆州(四川阆中),卒于任上。由宋代儒家学者张栻作《宇文阆州(师献)志》记录其生平和倡导教育学风的事迹。

  另一个宇文虚中更是宋金两代史上都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

  宇文虚中本名黄忠,由宋徽宗亲改其名为虚中,别号龙溪居士(寓意广都双流的黄龙溪,宇文家族对故乡很看重,不少人死后都返葬故乡,恰恰命运波折的虚中一家例外)。

  徽宗大观三年(1109)进士,官至资政殿大学士,本来他在宋朝的地位已经不低,很受徽宗赏识。在宋徽宗决定接受与女真联盟准备共同伐辽收复燕云时,宇文虚中上书力荐反对,认为这是宋朝违背盟约,陷入很不利的境地。果然,宋人大举攻打燕京,即使偷袭进入燕京城内,最后还是失败而归,威信扫地,还被女真看透宋军外强中干的本质。

  宋代成都鲜为人知的三大名士家族理学家张栻和其父张浚都是宇文家的女婿

  灭辽之后,得到降宋又降金的常胜军郭药师(辽东靺鞨族建立的渤海国汉人,非中原人)等人情报,金军冒险南下直扑开封,揭开靖康之变序幕。宇文虚中于南宋初使金被扣押,安排教储君合剌读书,就是后来的金熙宗,拜为师长,帮助金熙宗吸收汉人文化起到重要作用,可他又被女真权贵敌视,最后满门遇害,儿子师瑗同死。

  由于宇文虚中和儿子师瑗出使,最后死于北方,南宋孝宗从宇文家族中选了一个族子宇文绍节过继到师瑗名下,延续宇文虚中这一脉,显得十分重视他们一家,宇文虚中因此成为在金宋两边都非常有知名度的关键历史人物。

  由于南宋曾接收过一些从北方来投的汉人,向朝廷报告宇文虚中留在北方直到遇害的经过,很多宋人都相信宇文虚中是内心希望帮助宋朝对付金人,甚至谋划过行刺金朝皇帝,被人发现其意图才被害,也就是被南宋当做一个卧薪尝胆的义士来看待,客观来说并不是那么一回事。

  宇文虚使被扣留,前期在云中大同府就关了几年,当时的确非常意志坚定,一心向着宋朝。随着到达燕京,再到会宁,得到新君金熙宗合剌,他是一个非常仰慕中原文化的人,拜宇文虚中为师长。宇文虚中格外得到倚重,他便没有再继续顽固地对抗,转为希望帮助金熙宗完成女真各方面制度,希望通过汉化金朝实现一种新的士大夫理想。

  宇文虚中后来的的确确在为金人做事,也和金熙宗合剌建立一段非常深厚的情谊。关于宇文虚中在金人身边为官这一点,同样扣押在北方的使臣洪皓等就非常鄙视。

  宇文虚中之死的确因为当时金朝局势复杂,宇文虚中试图推动女真汉化带来很大争议,尤其作为一个投靠的宋臣地位蹿升太快,加上宇文虚中个性比较高傲,对其他女真大臣有些瞧不起,遭到排挤针对,最后因为和高士谈诗文往来授人以柄而遇害,属于一场不白之冤,但和心怀宋朝并无什么关系。

  当时南宋对宇文虚中情况的了解有一些道听途说的意思,甚至是南归汉人刻意为讨好朝廷有一些夸大其词,辽金学者刘浦江专门就宇文虚中的死有过详细论述,可见《辽金史论》一书。

宋代成都鲜为人知的三大名士家族

  过继给宇文师瑗为子嗣的宇文绍节后来也中进士,累迁宝谟阁待制、知庐州。后以兵部侍郎兼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又以宝文阁待制知镇江府。再权兵部尚书、湖北京西宣抚使、知江陵府,堪称一方大员,地位显赫。

  当时地方统制官高悦在戍所肆为杀掠,远近苦之。宇文绍节召置帐前,收其部曲,兵民皆欢。升宝文阁学士,试吏部尚书,升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宋宁宗嘉定年间升任枢密使,

  宇文绍节的同辈中还有一个宇文绍奕,曾为朝廷吏部郎,一直在家乡蜀地为官,知临邛、广汉,最后卒于家。

  广都双流的宇文氏在两宋之际出过不少人物,不光宇文邦彦这一个家族,双流一带还另有宇文昌龄一家人,属于北宋晚期出名的人物。宇文昌龄也中进士,史称:“建南平诸城砦,皆出其画。迁大理丞。本归阙,言其功,擢提举秦凤路常平,改两浙。神宗患司农图籍不肃,选官厘整,昌龄以使夔路,入辞,留为寺主簿,遂拜监察御史。”

  宇文昌龄后出任京西转运副使,召为左司员外郎,迁太常少卿。然后在各地为官,知梓州,历寿州、河中府、邓、郓、青三州。宋徽宗登位召为刑部侍郎,徙户部侍郎,也算是很有地位的官员。他与大诗人黄庭坚有过交往,有《与宇文少卿伯修(宇文昌龄)四首》流传。儿子有宇文常、宇文价、宇文震等,还有兄弟宇文乔龄,也有子侄辈宇文仁等,进入南宋后也小有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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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