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习俗：一口糕、一杯酒，古人重阳节有多热闹？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寥寥数语，便将重阳节的核心意象与游子情思定格千年。这一承载着驱邪祈福、敬老团圆的传统节日，其习俗背后藏着代代相传的典故与烟火气息，在岁月流转中沉淀成独特的文化印记。

重阳节的诸多习俗，都与东汉桓景避灾的传说紧密相连。相传彼时汝河瘟魔肆虐，夺走了青年桓景的父母性命，他历经艰辛寻访到仙人费长房学艺。待九月初九瘟魔将再度为祸时，费长房赠予他茱萸与菊花酒，嘱咐其带领乡亲登高避灾。那日桓景依言行事，全村人登上芦岗之巅的蔡侯望河楼，茱萸的辛香与菊花酒的醇厚交织，竟让追来的瘟魔头晕目眩。最终桓景持青龙剑斩杀瘟魔，从此汝河两岸再无瘟疫侵扰。这个在《续齐谐记》等古籍中流传的故事，为登高、佩茱萸、饮菊花酒等习俗注入了原始的信仰内核，也让重阳节有了“避灾祈福”的初始寓意。

登高作为重阳节最具标志性的习俗，从避灾仪式逐渐演变为兼具养生与雅趣的活动。魏晋时期，登高已在民间普及，《临海记》便记载临海民众重阳之日数百人齐聚登山的盛景。到了唐代，这一习俗更融入了“高升”的吉祥寓意，成为朝野共庆的活动。文人雅士尤爱登高抒怀，杜甫在夔州登高时写下“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的千古名句，将身世之叹与秋日萧瑟融于山巅景致；而王维笔下“遥知兄弟登高处”的遥想，则让登高成为维系亲情的精神纽带。从险峻高山到城中城楼，从避灾之所到观景胜地，登高的场所虽变，那份对平安的祈愿与对景致的欣赏始终未改。

与登高相伴而生的，是佩茱萸与饮菊花酒的习俗。古人称茱萸为“辟邪翁”，认为其浓烈的辛香能驱散邪祟、抵御瘟疫。晋代《风土记》明确记载“九月九日折茱萸插头，可辟除恶气”，民间不仅将茱萸枝叶插于发间，还会缝制茱萸香囊佩戴，孩童胸前的香囊更是秋日里的别样装饰。唐代时这一习俗蔚为流行，宫廷与民间皆以佩茱萸为节令仪式，王维诗中“遍插茱萸”的描写便是最好佐证。菊花酒则被称为“长寿酒”，需提前一年以菊花、黍米酿制，至次年重阳开封饮用。汉代《西京杂记》早有“饮菊花酒令人长寿”的记载，宋代《梦粱录》更将其与茱萸并称为“辟邪标配”，唐代宫廷甚至将其作为节庆赏赐，让这杯秋酿承载了健康长寿的期许。

重阳糕的出现，则为节日增添了几分香甜的烟火气。因“糕”与“高”谐音，既呼应了登高之意，又暗含“步步登高”的吉祥祝福，故而成为重阳节的应节美食。这一习俗在唐代以前便已形成，到宋代更是盛行一时，《东京梦华录》记载当时的重阳糕以粉面蒸制，上插剪彩小旗，点缀石榴、栗子等果实，精致可观。明清时期的重阳糕更显讲究，不仅要制成九层宝塔造型寓意“九重天”，顶端还会饰以两只面塑小羊，巧妙呼应“重阳”谐音。清代诗人蔡云曾作诗描绘其制作场景：“篝火鸣机夜作忙，依然风雨古重阳。织工一饮登高酒，蒸出枣糕满店香”，将酿酒蒸糕的节日氛围跃然纸上。民间更有以糕片轻搭儿女额头，祝“百事俱高”的温馨仪式，让甜糯的滋味中藏着长辈的期许。

重阳节的风雅，更在文人雅集中尽显。唐代将重阳节定为“三令节”，皇帝会赐宴群臣并举办诗会，唐德宗便曾命百官以“清”字赋诗，留下诸多佳作。秋日天高气爽，菊香袭人，文人墨客登高赏菊时总少不了吟诗作赋。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让菊花成为重阳节的文化符号；李清照在《醉花阴》中写下“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以菊花酒的清冽诉尽相思。宋代汴京重阳节时，酒家会以菊花装饰成“菊花洞户”，文人雅士在此聚会宴饮，赏菊簪菊，将节日的诗意推向极致。

在不同地域，重阳节还衍生出各具特色的习俗。广东南海等地有“游龙祈福”的传统，龙舟缓行河涌，船头插茱萸、船尾挂稻穗，村民抛洒重阳糕并互赠菊花酒，形成独特的“秋祭”景观；明代《大兴县志》记载重阳节为“女儿节”，已嫁女子需回娘家团聚，与家人共庆佳节，让节日多了几分亲情团圆的暖意。而南北朝时的骑马射箭、明清时的放风筝“放晦气”，则为节日增添了几分竞技与娱乐色彩。

从桓景避灾的古老传说，到登高赏菊的文人雅趣，从茱萸香囊的辛香到重阳糕的甜糯，重阳节的习俗早已超越了最初的驱邪寓意，沉淀为敬老、团圆、祈福的文化载体。千年来，这些习俗在岁月中不断丰富，在地域间相互交融，让每一个重阳都浸透着菊香与温情，成为刻在民族记忆中的文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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