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福清的结局是什么？蹲八年大狱后惨死

　　鲁迅的祖父周福清是清朝末年的七品小官。他于同治六年考中举人。同治十年，周福清先是在会试中被取为第一百九十九名贡士，接着又通过殿试，成为三甲第十五名进士。周福清在翰林院庶常馆经过三年学习，于同治十三年(1874)被派往浙江省杭州府金溪县当知县。光绪四年(1878)，因事被巡抚参劾革职，降为教官。但是，第二年周福清又花钱捐了个内阁中书，来到京城，抄抄写写，成为从七品的小京官。

　　光绪十九年(1893)三月，周福清的母亲去世，按清朝定制，要离开官位回乡居丧三年。就在周福清回到浙江为母亲守制不久，他的儿子周用吉报名参加这年八月的举人考试。主持浙江这次乡试的主考官恰是二十二年前与周福清一起考中进士的殷如璋，他是江苏扬州人，这时的官职是通政使司参议。周福清得知自己的同年殷如璋被朝廷派来充当浙江省主考的消息后，立即动起了心思。

　　七月二十五日，周福清从上海赶到苏州，在这里一面停船静候主考官殷如璋的官船，一面准备好关节条子。

　　所谓关节，是指考生直接或间接与考官串通作弊，在入场前订下考生在试卷诗文某处做何记号，用何字眼。周福清暗订的关节字眼是“宸忠”、“茂育”四字，专门写在一张纸上，另外还有一张纸写着“洋银一万元”，是周福清许诺在事成之后酬谢主考殷如璋的价钱。周福清把密订的关节、开价的银数连同自己的名片，一起装入信封，等待送给可称年兄的主考官殷如璋。

　　光绪十九年(1893)七月ニ十七日，主考官殷如璋乘坐的官船到达苏州码头。周福清为避人耳目，自己留在船上，派家仆陶阿顺代送关节。

　　他嘱咐陶阿顺，到考官船上，先投帖拜会，争取让主考大人接见，当面递信，考官如不接见再投信函。

　　事情就坏在陶阿顺身上，他本是个粗人，他原来在绍兴府陈顺泉家当佣工，这年七月才被周福清借来，相随伺候还没有几天。

　　当时，殷如璋正和副主考周锡恩聊天，陶阿顺将信函递上后，殷如璋知道其中有物，不便当众拆开，便搁置桌旁，表示不在意的样子，让陶阿顺先回去。谁知陶阿顺粗俗无知，竟当着众人的面说，此信关系银钱大事，怎么不当面给个回条?

　　事情曝了光，殷如璋又气又恼，立即下令把信和人一同交给地方官府查办，殷如璋本人则保住了清白。

　　在案发地苏州，知府王仁堪命令衙役先将陶阿顺严加看管起来，并不时提讯一番。可是，陶阿顺“供词闪烁”，难得实情。八月初六日，江苏按察使司向浙江按察使司发来通报公函，将陶阿顺及有关信函一同解交案中人所在地浙江。浙江巡抚嵩骏对这一案子十分重视，立即委派按察使赵舒翘会同布政使刘树堂及杭州府知府陈琦一同办理。三人接连提审陶阿顺，并通令周福清的原籍绍兴府会稽县，迅速查拿周福清。

　　周福清在上海躲了一阵子，于八月下旬悄悄地返回绍兴原籍。这时朝廷颁下谕旨：“内阁中书周福清即行革职，查拿到案，严行审办。”

　　回到老家的周福清自知难以脱逃，便来到会稽县術衙，投案自首。已经丢了乌纱帽的周福清，当即由会稽县转押省城，送杭州受审。

　　这一案子经过几个月的审理，浙江巡抚嵩驶于光绪十九年(1893)十一月初十日将审理意见奏报朝廷，认为周福清暗通关节，按大清律例应该处斩，但考虑到周福清毕竟作弊未遂，所谓一万元赃款还只是口头承诺，而且最终还是投案自首的，因此建议朝廷适当从轻处理。

　　负责办理此案的浙江巡抚嵩骏和刑部衙门都想在新罪上减等免周福清一死。对这一处理意见，光绪帝没有完全接受，他在刑部奏折进呈的当天即十ニ月ニ十五日颁下谕旨，宣布仍将周福清处以死罪，只是“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

　　等到第二年秋审时，周福清并没有被“处决”，而是减刑为“牢固监禁”。于是，周福清就被牢牢地关押在杭州的监狱之中。直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照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侵时趁乱逃跑出狱的人犯，若事后主动回监狱投案均予宽免之例，周福清获准释放。这样，周福清蹲了八年的大狱，出狱后只过了三年，就死去了。

　　这起科场舞弊案，使周家急速败落下去，鲁迅的父亲周用吉，不仅举人没当上，连此前获取的秀才功名也被革除了，挥不去的伤感，抹不掉的郁闷，致使他刚刚三十五岁就死去了。恰是由于这柱科场案，鲁迅的家从小康跌入困顿的地步，十几岁的鲁迅先是随母亲下乡避难，到乡间“为乞食者”，后来则“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庄”，体验着生活的艰辛和社会的冷酷。然而，后来的鲁迅却为自己是“破落子弟”而庆幸，并说“使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跌宕和坎坷，对鲁迅的少年生活乃至性情人格的形成都产生了非同一般的影响，他也由此成为骨头最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