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虚心纳谏：将武将进献的美女都遣散出宫

　　宋仁宗庆历年间，谏官王素听朝内外有人谣传说，武将王德用向皇帝进献了几个美女，竟然被宋仁宗“笑纳”。王素也不去调查核实，立即在朝会上就此事批评宋仁宗耽于美色。宋仁宗颇不高兴地说：“这是内宫的事情，你从何得知?”王素说：“我是谏官，规谏乃职责所在，哪怕是对于风闻之事，也可知无不言。陛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何必追问从何得知呢?”宋仁宗听后，呵呵一笑说：“确有其事，几位美女在朕左右，颇为亲近，难道有什么问题吗?”王素急忙回答说：“倘若疏远，倒也无妨。我之所以提出此事，正是担心陛下与她们过于亲近啊。”宋仁宗听了王素的话，忽然有所醒悟，吩咐近侍，对王德用进献的美女，每人打发300贯钱，立刻把她们遣散出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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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出，王素规谏皇帝，不过是道听途说的谣言罢了，王素既不核实，又不隐讳，还直截了当向皇帝提出批评，要求纠正，难道王素胆大包天?其实，并非王素的胆子就真的那么大，王素这么做，不过是执行了宋朝的一项监察制度——“风闻言事”制度而已。宋朝为广开言路，实现规谏皇帝、纠察百官的目的，吸收了历代优秀的监察制度，允许言官“风闻言事”。正如王安石所说：“许风闻言事者，不问其言所从来，又不责言之必实。若他人言不实，即得诬告及上书诈不实之罪。谏官、御史则虽失实，亦不加罪，此是许风闻言事。”他人规谏或弹劾，不实者将获罪;而言官即使失实，也不，不用担心秋后算账。言官没有后顾之忧，他们的批评、意见便如雪片一样飞向了皇帝的案头，谣言在这种时候由民间进入了庙堂，由耳语变成了文字，既能“正人主”，又能“绳百僚”，上上下下闻之色变。

　　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民间纷传宫中重金“雇佣奶妈”。左谏议大夫刘安世奇怪了，皇帝才14岁，还未娶皇后，雇奶妈做什么?他猜想可能是以雇奶妈之名，行搜美女之实，便上了一道奏章，并在朝会上对“垂帘听政”的高太后和宋哲宗说：“陛下正当年少，没有娶后却亲近女色，这是天下不幸。希望太后保佑陛体，为祖宗社稷着想，清闲之余，引导陛下多研读经史，让博学的大臣教他古今治乱要义，努力增加学问，不要沉迷轻浮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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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番话说得宋哲宗惭愧地低下了头。高太后见状，赶紧打圆场说：“这是谣言，这是谣言，不要轻信谣言。”尽管此番对皇帝的规谏被高太后暂时圆了过去，但对于言官提出的意见，作为当权者的高太后，依然不能等闲视之。第二天，高太后便把宰相吕大防找来，希望他做做刘安世的工作，让他别再拿谣言说事了。谁知，吕大防却以“宰相不能私见言官”为由，搪塞了过去。无奈之下，高太后只好在自己和孙皇帝身上纠错，从此，宫中再也没发生过“雇佣奶妈”的荒唐事了。

　　苏东坡曾经向宋神宗上过一书，其中有几句话谈到了这种监察制度，大意是说：“祖宗委任谏官御史，从未因他们说话不当而给予重处。纵然偶有薄责，随即也会越级提升。允许他们风闻言事，而不必在规谏皇帝、弹劾大臣时察言观色。往往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这一段话，基本代表了宋代“风闻言事”制度的特点和效果，既然皇帝和宰相都能认错，其余百官自不待言。倘要别人不信谣、不传谣，唯有谨言慎行，勤政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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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谣言止于智者，也止于良好的制度。试想，朝廷专门禄养一批官员，以挑剔皇帝和百官的毛病为职业，挑剔越多，业绩越好，而且无须担心打击报复，这种架构下，谁还敢以身试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