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猜忌多疑:竟然常于殿廷上杖打大臣

腐败是伴随封建社会的一大顽病痼疾。腐败愈演愈烈,必然导致王朝崩溃倒台。因此,历代有识之君都将反腐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并想出不少别出心裁的惩防措施。唐太宗也不例外。

唐太宗即位之初,一方面,由于隋末唐初连年战乱的影响,官员贪污受贿问题仍然十分严重;另一方面,行贿受贿又具有很强隐蔽性,很难被发现。唐太宗想出了一个办法,密令左右向大臣行贿,以此判断受贿之人。不幸果真有一人中招,受绢一匹。唐太宗勃然大怒,下令将其处死。民部尚书裴矩获知事情来龙去脉后,向唐太宗进谏:“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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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出自《论语》。孔子曾强调:“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单纯用政令律法予以约束,百姓虽然遵法却会失去廉耻之心;只有用道德引导、用礼教感化,百姓才会真正归服。

唐太宗的做法,用现在的话说,就叫“钓鱼执法”,也就是执法者在当事人原本没有违法意图的情形下,以欺骗手段诱使其做出违法行为,然后对其进行惩处。

钓鱼执法的危害是极大的。首先,执法部门之所以挖空心思导演钓鱼执法,根本原因在于利益驱动。当执法部门由公共管理、服务部门蜕变为逐利部门,必然会严重损害公权力的形象与公信力。其次,钓鱼执法以对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双重践踏,直接破坏了公众对法律的信守和法治的信仰。再次,钓鱼执法本质上是执法部门对权力的滥用,这意味着公众随时可能被陷于危险境地,必然导致人人自危,对公权力产生强烈的对立情绪。最后,钓鱼执法为欺骗手段披上了堂而皇之的外衣,造成公众与执法部门以及公众之间的相互猜疑,最终将导致社会道德滑坡,产生严重的社会信任危机。

正是看到钓鱼执法的巨大危害,尽管已经知道这个馊主意是唐太宗所出,裴矩仍然顶着压力向唐太宗进谏。所幸唐太宗立刻醒悟过来,召集五品以上文武官员,当众表扬裴矩:“裴矩能当官力争,不为面从,倘每事皆然,何忧不治!”同时宣布取消以此方法试探官员。

但其实说起来,唐太宗并非钓鱼执法的首创者。在他之前,隋文帝杨坚也用过这一招。当年隋文帝同样苦于大臣多赃污,于是私使人以钱帛遗之,如有受之者则“立斩”。唯一不同的只在于,当隋文帝出此下策时,并没有大臣像裴矩那样勇敢地站出来向他进谏。

为何同样使用钓鱼执法,却有不一样的结果?这就不能不说到隋文帝与唐太宗不同的治政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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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四年,唐太宗曾问房玄龄、萧瑀:“隋文帝何如主也?”房、萧二人回答:“隋文帝勤于为治,虽性非仁厚,亦励精之主也。”唐太宗却说:“你们虽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则照有不通,喜察则多疑于物,事皆自决,不任群臣。天下至广,一日万机,虽复劳神苦形,岂能一一中理!群臣既知主意,唯取决受成,虽有衍违,莫敢谏争。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接着又说自己:“朕则不然。择天下贤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关由宰相,审熟便安,然后奏闻。有功则赏,有罪则刑,谁敢不竭心力以修职业,何忧天下之不治乎!”

应当说,隋文帝亦为一代雄主,但猜忌多疑不能不说是他性格中的一大缺点,刚愎独断更是他作为君主的致命之处。由于自认明察秋毫,隋文帝对大臣一是不信任,事无巨细皆由自决;二是异常苛责,大臣稍有过失即加以重罪,特别是经常于殿廷上杖打大臣,时有大臣因廷杖而死。在这种情形下,即使看到隋文帝有所失误,群臣又哪敢开口进谏?可笑的是,隋文帝有时因妄杀大臣而后悔,又反过来责怪群臣“不谏”。伴君如伴虎,这句话用在隋文帝身上,可谓恰如其分。

相比之下,唐太宗在君臣和谐、同心合力上做得就强多了。唐太宗即位之初,听说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有重名,即命召见,问以政道。张玄素同样以隋亡教训为鉴,说:“隋主好自专庶务,不任群臣。群臣恐惧,唯知禀受奉行而已,莫之敢违。以一人之智决天下之务,借使得失相半,乖谬已多,下谀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诚能谨择群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败以施刑赏,何忧不治?”唐太宗听进张玄素忠告,恪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充分发挥群臣智慧与积极性,上下齐心,共同造就了“贞观之治”的盛况,也使自己成为一代明君。顺便说一下,还是这个张玄素,有一次进谏,竟然称唐太宗不如隋炀帝、等同桀纣。面对如此激烈言语,唐太宗仍然反躬自省“玄素所言诚有理”,下令予其赏赐。如此心胸,天下焉能不治!

由此我们就可以很好地回答上述问题了。同样使用钓鱼执法,隋文帝明为反腐,实则将之作为驭下的手段,自然不会去反省,也没有大臣敢于进谏。唐太宗初衷为反腐,待裴矩指出其中弊端后,则欣然接受,当即改正。进而,再以隋文帝为对比,不难发现,贞观年间名臣云集、君臣无间,根本原因就在于唐太宗举重若轻、放手诸臣的治政风格,以及从谏如流、不耻纠错的宽广胸怀。这一点,魏征看得最清醒。当唐太宗有一次表扬魏征勇于直谏时,魏征回答,假使唐太宗对直言谏语恶而不闻、拒而不受,又有谁敢开口冒犯龙颜?并以“善恶太明”的萧瑀为例:“瑀违众孤立,唯陛下知其忠劲,向不遇圣明,求免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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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裴矩关于君勿陷臣于法的劝告对唐太宗的影响是很大的。这件事过后不久,有人上书唐太宗“请去佞臣”。唐太宗召问道:“佞臣为谁?”此人回答:“陛下可与群臣言,假装生气以试之。有执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顺旨者,佞臣也。”唐太宗不以为然地说:“君,源也;臣,流也。浊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为诈,何以责臣下之直乎!”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到向唐太宗进谏的裴矩。这个裴矩,原是隋室旧臣,为隋炀帝所器重,而他也处处以隋炀帝喜好为坐标,百般逢迎;孰料唐代隋后,特别是在唐太宗时期,却仿佛完全变了一个人,由佞转直。这个现象甚至引起了司马光的注意与无限感慨。司马光在裴矩谏太宗这件事上评论道:“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影也,表动则影随矣。”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有什么样的领导就会有什么样的下级,领导好谀恶谏,则下级必然争拍马屁、不说实话;领导从善如流,则下级就会敞开心扉、知无不言。因此,当我们倡导鼓励干部群众说真话时,领导干部首先要有听真话的勇气和胸怀,特别是对于批评意见,哪怕言词再激烈,也应当有闻过则喜、虚怀若谷的气量与风度。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