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竟成政治砝码：揭康熙的统治艺术

　　从小喜好书法

　　康熙帝从小喜好书法，但真正开始练习时已是20多岁。康熙十年开经筵日讲以来，讲官熊赐履、傅达礼等按照“帝王之学”的要求安排讲授内容，只注重《四书》讲章中的治道蕴意，而不赞成皇帝将精力分散在学习写字上。

　　十一年二月，康熙帝召傅达礼至懋勤殿说：“至于听政之暇，无间寒暑，惟有读书写字而已。”遂提笔写了一行令其观看。傅达礼观后奏曰：“皇上书法端楷，尽善尽美……但人君之学，与儒生不同。

　　写字无甚关系，恐劳圣体。”康熙帝说：“人君之学，诚不在此。朕亦非专工书法，但暇时游情翰墨耳。尔言朕知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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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年二月，随着平定三藩的战事出现转机，康熙帝对治道治术有了新的想法，在崇尚理学的同时，公开提出要“修举文教”，以文学和书法来塑造自己的“儒雅”之气，于是命翰林官将“所作诗赋词章及真行草书”不时地呈上来，以便研修。

　　当时，詹事府的詹事沈荃以善书着称，康熙帝便经常召他至懋勤殿切磋书法，并令其写大字、小字、草书《千字文》和《百家姓》进呈，以便于摹写，还令人传谕：“朕素好翰墨，以尔善于书法，故时令书写各体，备朕摹仿玩味。”

　　这年十月，康熙帝谕大学士勒德洪、明珠：“朕不时观书写字，近侍内并无博学善书者，以致讲论不能应对。今欲于翰林内选择博学善书者二员，常侍左右，讲究文义。”

　　经反复酝酿，最终选定张英、高士奇二人入值南书房，陪侍左右，修习书法。为方便自己不时宣召，还下令在皇城内拨给房屋居住。

　　作品带有明确的政治倾向

　　二十一年(1682年)以前，康熙帝基本处在描摹研习他人书帖贴的阶段，其后，他的书法渐趋成熟。在后来的40多年里，他书写不辍并频频颁赐亲书诗文、碑文、匾、榜、扇等给臣下或所经之地，这成为康熙帝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康熙帝的书法作品，除岁时节庆和游览名胜时的应景之作外，大多数都带有明确的政治倾向和政治意义。其一，鲜明地体现了崇儒重教的思想倾向。康熙帝对理学的尊崇在书法中有明显体现。

　　例如，十六年五月二十日，赐讲官喇沙里、陈廷敬、叶方蔼、张英御笔楷书“清慎勤”大字、草书“格物”大字各一幅。

　　二十三年十一月，康熙帝南巡至孔庙行礼，为大成殿书“万世师表”匾额，命大学士明珠、王熙等宣谕曰：“至圣之德与天地日月同，其高明广大，无可指称。

　　朕向来研求经义，体思至道，欲加赞颂，莫能名言。特书‘万世师表’四字，悬额殿中，非云阐扬圣教，亦以垂示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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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大力表彰忠臣廉吏。通过御书碑文、匾额以及赐予手卷等方式表彰忠臣、奖掖廉吏是康熙帝的一贯做法。据载，他亲为忠贞不屈被“三藩”所害的范承谟、马雄镇书写碑文，并为福州范承谟祠书“忠贞炳日”匾额。

　　通过书法褒扬清官廉吏的事例也很多。二十三年十一月，康熙帝赐江宁知府于成龙亲书手卷一轴，并传谕：“朕于京师，即闻尔知府于成龙居官廉洁。

　　今临幸此地咨访，与前所闻无异，是用赐尔朕亲书手卷一轴。朕所书字非尔等职官应得者，特因嘉尔清操，以示旌扬。”

　　其三，密切“上下周浃”的君臣之谊。康熙帝认为“君为元首，大臣为心腹”，君臣应当“上下一心，志气感孚，罔不周浃”。

　　早在摹写书帖阶段，他便从近臣对自己所书只字片语的珍视情形中觉察到书法在沟通君臣关系方面的独到作用，这是他日后不断赐予大臣亲书匾榜、字幅、卷轴，并使此事渐渐成为其政治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主要原因。

　　如二十一年八月，大学士杜立德、冯溥先后告老还乡，康熙帝亲书御制诗、唐诗卷轴赐之，以昭“优礼眷顾之意”。康熙帝还曾将日常积累的大批书法作品拿出颁赐群臣。

　　如四十一年五月，康熙帝传大学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官140余员至保和殿，分别颁赐了御书字幅。

　　其四，体现对海外属国的怀柔思想。二十一年八月，清廷派翰林院检讨汪楫等前往琉球封赏该国国王。康熙帝一面叮嘱使臣“务持大体，待以宽和，以副朕怀柔远人之意”，一面挥毫书写“中山世土”四大字令其颁赐琉球国王，以广播文教于属国。

　　次年四月，内阁侍读明图等前去安南封赏，康熙帝颁赐国王黎惟禛“忠孝守邦”四大字，日讲官们敬观御笔后奏言：“以此颁赐安南，使遐荒万里，仰瞻天藻，具见圣朝文德怀柔至意。”大臣之语虽有言过其实之嫌，却大体说出了康熙帝的赐书意图。

　　“书”的巧妙运用体现高超的统治艺术

　　康熙帝的书法活动绝非一般文人间的相互酬答唱和，而是具有丰富的政治内涵，成为其密切君臣关系、贯彻政治意图和统治思想的重要手段。

　　康熙帝的书法活动与其开“博学鸿儒科”以及“六下江南”一样，成功地笼络了汉族士人，改善了满汉关系，最大程度地赢得了汉人对皇帝本人和满族统治的认可。

　　康熙帝亲政尤其是经历三藩之乱后，深刻地认识到除了大力推行崇儒重教政策外，最重要的是努力使自己掌握直至精通汉族的文化，从而接续汉人的道统与治统。

　　在根本上解决满汉矛盾问题。于是，他决意塑造自己的儒雅之气，为此采取的最重要举措便是致力于研修文学和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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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历史上，书法对文人社会的影响十分深远。一个人字写得好坏，是其思想深度和格调高低的重要参考。康熙帝发现，自己日益长进的书法技艺使群臣尤其是汉族文臣钦佩不已，而颁赐书法作品又能使他们感恩戴德。

　　于是，书法作品便成为赏赐文臣的重要物品。康熙帝与汉族臣僚也在频繁的赏赐中建立起融洽和悦的君臣关系。依靠书法这门古老的艺术，康熙帝与汉族士人找到了一个新的契合点和沟通情感的桥梁，他很快赢得了汉族士人的普遍认可。

　　康熙帝曾说自己“政事稍暇，颇好书射”。大量史料表明，他的书法活动主要是围绕着改善满汉关系开展的，而射猎活动主要是围绕着维护满蒙关系和永葆本民族尚武精神举行的。

　　“书”与“射”是他文治武功的典型表征，而对“书”的巧妙运用恰恰体现了他高超的统治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