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温北伐为何没赢得好名声：权利的无限滥用

　　桓温，是公元4世纪东晋大臣。星球大战，是美国人乔治·卢卡斯所编写和导演的科幻巨著。这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不相干的两个事物了。然而，如果我们深入去研究，却会发现从某个角度来看，这两者竟有如此惊人的相似之处。

　　桓温几乎把半辈子的时间都花在了北伐和劝说东晋朝廷北伐上面。兴师北伐，恢复西晋在永嘉之乱中丧失的中原故地，对于每一个避难江南的晋人来说，都是他们念兹在兹的梦想。因此，北伐给桓温带来了崇高的声望和权力。可是，如果认真去剖析桓温北伐的一点一滴，就不难发现，这位桓大司马想要的北伐，还真是有点与众不同呢。

　　桓温第一次北伐的目标是关中。桓温军一开始所向披靡，数次大败前秦军，很快就兵屯长安郊外的灞上。此时前秦皇帝苻健已经做出了最坏的准备，只留6000老弱士兵留守长安，而自己把剩下的3万能用之兵拉出来准备打游击。可是桓温却做出了让人大跌眼镜的举动——按兵灞上不动!这次北伐最终由于桓温军在灞上逡巡不进，丧失战机，被前秦军队切断了补给，导致转胜为败。两年后桓温再次出兵北伐，他成功收复了西晋故都洛阳和大片国土。可是这次北伐的结局却比上一次更诡异，在要求朝廷迁都到自己控制的洛阳未果之后，桓温竟干脆从洛阳撤军了，“温还军之后，司、豫、青、兖复陷于贼”，北伐成果毁于一旦!

　　太和四年(369年)，桓温再次以执政的身份提出北伐，要求郗愔等部一同出兵，并趁此机会夺下了郗愔的徐、兖二州刺史职务和军权。于是，桓温终于心满意足了，率领5万大军北伐。然而，经过20年的时间流逝，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已经远不是永和年间那样混乱与脆弱了。鲜卑名将慕容垂先阻击桓温军于枋头，接着切断晋军粮道，最后再趁桓温退军之机以精骑猛击，在襄邑和谯国大败桓温。

　　桓温一辈子孜孜以求的北伐就以这样的失败结局收场了。然而桓温却似乎丝毫不以为意，也不再谋求北伐，而是开始一门心思谋权篡位。从太和六年(371年)开始，在短短不到3年内，桓温废了一个皇帝(海西公)，差点废了第二个皇帝(简文帝)，而这仅仅是因为第二个皇帝死得太快，没来得及被废。

　　分析到这里，桓温北伐的实质已经很清楚了。桓温真正要的，不是北伐，而是权力，北伐不过是他为了攫取权力而打的一面堂而皇之的大旗而已。正是因为如此，尽管桓温第三次北伐失败的损失并不比第一次北伐的损失大多少，而他所掌握的资源则远远超过了当年，他却再也没有任何出兵北伐的举动，而是专心致志地在行“废立”之事和打击异己大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原因很简单，北伐虽然失败了，但他的真正目的——权力，却已经拿到了手。目的既然已经达到，又有什么必要再去打那面大旗呢?

　　然而，北伐这面大旗却是这么好用，以至于尽管东晋朝廷一直都有很多人非常警惕桓温的野心，但最终却还是不得不把大权拱手送到了这位高举北伐大旗的旗手手上。这是多么发人深省啊!

　　而同样发人深省的，是星球大战(前传)的故事。在这个发生在千万年后的科幻故事里，银河系共和国的议员帕尔帕庭(他的真实身份是的西斯君主达斯·西迪厄斯)偷偷挑动了一次脱离共和国的叛乱。接着，帕尔帕庭高举着打击叛乱、保卫共和国的大旗，先当上了共和国议会的议长，然后又获得了最高议长紧急处置权，控制了共和国的各项军政大权和银河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克隆人军队。在故事的结尾，帕尔帕庭露出了真面目，他凭借着自己取得的巨大权力，推翻了共和国，成立了银河帝国，并成为帝国皇帝。透过庞大的星际战舰和飞舞的杰迪骑士光剑的外表，我们会发现，这个故事的实质其实和桓温北伐是多么的相似!都是野心家利用战争的借口为自己攫取不受约束的权力，然后推翻原有政权，建立自己的统治。

　　桓温和帕尔帕庭所遇到的问题正是人类政治制度中最棘手的一个共性问题——集中了的权力如何来制约。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会导致腐败”，阿克顿的这句名言是政治学中的一条基本规律。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思路就是将权力分散并使之相互制衡，例如东晋让长江中游和下游两个集团互相牵制，银河共和国通过议会民主制度实现权力平衡，等等。不过，权力的分散是要付出内部倾轧增加、决策效率降低的代价的。在一般情况下，权力分散的好处要大于其代价。但是，在紧急情况下，例如战时，内部矛盾和低效率决策所带来的危险却是致命的。因此，在这种时候必须将权力进行集中，以应对紧急状况。表面上看起来，这也没有什么问题，平时将权力分散，紧急状态下将权力集中就是了。但问题在于这两者之间如何转换，权力由分散到集中容易，可是要将集中的权力再分散就难了。因为那个掌握了“绝对权力”的人很容易腐败，而他们的“绝对权力”又使得他们的这种腐败无人能够与之抗衡，也无人能够终止，除了他们自己之外。但是权力的是多么巨大呀，不要说是桓温和帕尔帕庭这样蓄意夺权的野心家，就是原本没有这个心思的，一旦得到这样的高位之后，也难免会心生杂念。

　　面对这样的问题该怎么办呢?自古以来，解决的思路大体有两种。一是事前的制度防范，也就是对绝对权力进行各种各样的限制。像古罗马共和国的官制度。古罗马共和国规定在紧急的战争状态下，可以将共和国的大权都授给一名官，他甚至可以在法律上不为任何行为负责。但共和国同时规定这名官的任期不能超过紧急状态的存续期间与六个月中的较短者，而且一旦官任职期满，他所指定的继承人骑士统领也随即停职。这种事前的制度防范不能说一点作用没有，但却有一个深层次矛盾难以解决。那就是制度防范与绝对权力本身是矛盾的，当客观环境需要绝对权力的时候，制度防范就很难守得住自己的底线。

　　事前的制度防范靠不住时，更多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事后的力量制衡上。这种力量制衡的具体形式并无一定之规，有的是靠各种势力之间的平衡，有的则是靠人们的思想觉悟，希望等到绝对权力真的无法控制的时候，这些力量能够走出来与强权相抗争。这种东西说起来很玄，但在实践中却是发挥着实实在在的作用。比如美国之所以允许公民持枪，也正是因为在美国宪法中规定“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受侵犯”。而这条宪法的目的就在于当绝对权力的像独立战争前的英国殖民地政府那样再次出现时，人民可以拿起武器反对强权。当然，比家里的一支手枪更重要的，是这支手枪的主人有在危急时刻拿起手枪挺身而出的觉悟和勇气。

　　2001年美国总统小布什推出了《爱国者法案》，以反恐为理由，大大扩张了美国警察机关的权限，而在很多方面侵犯了公民个人的自由。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美国民众掀起了一波波反对《爱国者法案》的浪潮。而这至少说明了三点：第一，美国社会的力量制衡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的，一部分民众确实起来反对“”的萌芽了。第二，这种制衡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效果，他们被客观环境对绝对权力的需要打得惨败，《爱国者法案》最终得到了通过。第三，这种制衡产生的本身就说明了这些民众对力量制衡缺乏信心，否则他们也用不着对这种还处于非常初级阶段的“”萌芽如此敏感了。

　　总的来说，桓温北伐和星球大战的故事之所以如此相似，是因为他们都反映了人类政治史上的一个长期挥之不去的梦魇——如何把从潘多拉盒子里跑出来的权力魔鬼再收回去。直至今日，我们仍不敢说对这个问题有了一个完善的解决办法。但是，只要人们不忘记这个梦魇，一次又一次地警醒自己这一梦魇的存在(譬如通过拍部科幻电影或是写篇历史文章的方式)，梦魇就会越来越难重现，直到有一天人类通过更为聪明的头脑或是更加发达的科技找到降服这一梦魇的最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