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唐宪宗李纯：中晚唐时期英明神武的中兴之主

　　【简介】

　　唐宪宗李纯，汉族，原名李淳，被立为皇太子以后改名。他是唐顺宗长子，大历十三年(778)二月十四日出生在长安宫中。宪宗即位以后，经常阅读历朝实录，每读到贞观、开元故事，他就仰慕不已。宪宗以祖上圣明之君为榜样，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比较注重发挥群臣的作用，敢于任用和倚重宰相，他在延英殿与宰相议事，都是很晚才退朝。宪宗在位15年间，勤勉政事，君臣同心同德，从而取得了元和削藩的巨大成果，并重振中央政府的威望，成就了唐朝的中兴气象。长期以来，唐朝皇帝得到评价较高的有三人：唐太宗、唐玄宗、唐宪宗。宪宗没有能够像太宗和玄宗那样开创一个辉煌盛世，却能够和他们并驾齐驱、相提并论，这也正说明了他的不同寻常。

　　【生平】

　　李纯出生时，正是皇曾祖代宗的晚年。他出生的第二年，祖父德宗即位，父亲顺宗被立为太子。李纯幼年懵懂之时，长安城里就发生了“泾师之变”，仓皇出逃的德宗没有能够保障宗室子弟的安全，那些没有及时撤离者有77人死于叛军之手，这使德宗一直痛疚不已。李纯六七岁的时候，德宗刚刚重返长安。有一天，李纯被祖父德宗皇帝抱在膝上逗引作乐，问他：“你是谁家的孩子，怎么在我的怀里?”李纯道：“我是第三天子。”这一回答使德宗大为惊异，作为当今皇上的长孙，按照祖、父、子的顺序回答为“第三天子”，既闻所未闻，又很契合实际，德宗皇帝不禁对怀里的皇孙增添了几丝喜爱。贞元四年(788)六月，11岁的他就被册封为广陵郡王。

　　唐宪宗自幼遭遇战乱，他自身的家庭关系也很有些混乱。他的母亲王氏曾是代宗的才人，另外有位同父兄弟被祖父德宗收养为子。宪宗自己的婚姻关系也有些奇特。贞元九年(793)，时为广陵王的宪宗娶了郭氏为妻。郭氏，是尚父郭子仪的孙女，她的父亲是驸马都尉郭暧，母亲是代宗长女升平公主。升平公主与郭暧之间的故事后来被人编成了一出《打金枝》的戏剧，流传很广。郭氏由于母亲是唐代宗长女，这样算来，郭氏与顺宗是表姑侄，郭氏就长了宪宗一辈。或者说，论辈分，宪宗要比自己所娶的妃子郭氏低了一辈。他们成婚后，时为皇太子的顺宗因为郭氏母贵，父、祖有大勋于王室，对这位儿媳表示出无比的宠爱。宪宗自己对这位妃子似乎也不怎么冷落，因为，贞元十一年(795)时，也就是他们婚后两年，郭氏就生了儿子李宥，他就是后来的唐穆宗。

　　贞元二十一年(805)四月六日，他被册为皇太子。七月二十八日，权勾当军国政事，即代理监国之任。八月四日，宪宗得父皇传位，八月九日正式即位于宣政殿。这一年，宪宗28岁。他从一个普通的郡王到登上最高权力的顶峰，仅仅用了4个月的时间。这一刻确实来得太快了。难道有什么神力相助吗?正是因为这一缘故，宪宗的登基伴着顺宗的内禅一直被人们猜疑着。宪宗登基前后，也的确有一些无法弄清楚的秘密。我们可以列举这样一些事例略做说明。

　　其一，宪宗刚刚被立为皇太子以后，“二王”集团的陆质借侍读之机有所规劝，被宪宗制止：“陛下令先生为我讲解经义，怎么还扯其他的事?”说明此刻的宪宗有自己的政治见解。也就是说，宪宗在这一过程中未必是被动的，也似乎不会不知情。

　　其二，在这年六月最早动议皇太子监国的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在八月十七日，突然暴病而死，时年61岁。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事出有因，很值得索解。与韦皋上表差不多同时，荆南的裴均、河东的严绶也不约而同地给朝廷发来表章，内容竟然也与韦皋的相同。剑南、荆南和河东，三地节度使相距何止千里，如果没有幕后的指使，这样的步调一致真的很难理解。那么，幕后的指使是谁?从当时的蛛丝马迹来说，就是那些在宫中掌握禁军、拥立宪宗的宦官。

　　其三，在顺宗以太上皇身份迁居兴庆宫以后，宪宗是不是还允许群臣和他相见?当事人刘禹锡在《刘子自传》中说：“当时太上皇身体有病，宰相大臣都不能得到召对。而宫掖事秘，建桓立顺，功归贵臣。”直接用东汉末年顺帝、桓帝被立的故事比附宪宗的即位，无法不给人这样一个强烈的印象：在此事过程中有外人无法明知的隐情。

　　其四，发生了罗令则密谋废宪宗另行拥立的怪事。这年十月，山人罗令则从长安前往秦州，矫太上皇诏令，向陇略使刘澭请兵，谋划废宪宗另立皇帝。结果，刘澭告密，逮捕了罗令则，宪宗一方面以名马金银财物厚赐刘澭，另一方面诏令禁军审问罗令则，将其党羽杖死。此事的出现与因果存在很多疑点，但是对于宪宗来说，最大的便利是借机诛杀了。

　　其五，舒王李谊之死。舒王在德宗时一直是顺宗政治上的强大竞争者，来自宫中的宦官等势力也一直看好他。罗令则矫诏废立，最大的可能也就是利用这样的政治惯性拥立舒王。但是，当宪宗即位，舒王的政治价值在宦官眼里也就自然丧失，所以，在刘澭将罗令则押送到长安以后，舒王也就非死不可。《资治通鉴》和旧史中都说他在永贞元年十月戊戌“薨”，这应该与宪宗即位后的政治局面有关。

　　其六，太上皇顺宗之死。宪宗在元和元年(806)正月初一率群臣为太上皇上尊号，正月十八日，宪宗下诏宣称太上皇“旧恙愆和”，说是旧病没有治愈，这就等于是向天下宣布了太上皇的病情，此举十分罕见。宪宗又说“亲侍药膳”，从当月十六日以后，暂时不听政。然而，在十九日，也就是宣布太上皇病情的第二天，顺宗就死于兴庆宫，同时迁殡于太极殿发丧。这就难怪有人估计太上皇早就死了，正月十八日向天下通报太上皇的病情，就是为掩盖太上皇被害死的真相。殊不知，这样做是欲盖弥彰，公布太上皇的病情，恰恰暴露出宪宗和宦官的做贼心虚，暴露出太上皇之死的可疑。

　　将太上皇顺宗直接杀死，正是拥立宪宗的那些人为了消除一切可能的隐患，打消那些有着和罗令则等一样想法的人的幻想，目的最终自然不外乎是稳固自己的地位。而宪宗个人在当时早已是成熟的年龄，整个过程他自然不会茫然不知，权力的自然不会使他拒绝对太上皇用粗，利欲熏心，更何况九五之尊!元和十四年(819)七月，群臣讨论给宪宗上尊号时，一个宰相主张加“孝德”二字，另一位宰相崔群认为“睿圣”的尊号已经可以包括其含义，不必再加“孝德”，宪宗听了怒不可遏，竟然把崔群贬到湖南任了一个观察团练使。宪宗对“孝德”二字如此在乎，正说明他“内有惭德”，心中有所顾及，这从侧面反映出他很有可能参与了逼顺宗内禅的事件。总之，在永贞内禅、宪宗即位的过程中，一定有而又不能明言的内容。韩愈与宦官俱文珍关系尚好，在他所作的《顺宗实录》中也隐约透露出了宦官对顺宗相逼的痕迹，以致宪宗即位以后，俱文珍等屡屡说其记载内容不实，要求下诏进行修改。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掩盖事实真相。

　　依靠宦官的拥立和发动宫廷政变而迅速取得了最高权力的宪宗，一登基就在政治上大显身手了。看来，皇帝的政治作为与他获取权力的途径是否合法，绝对没有直接的关系。宪宗之前的太宗和玄宗，莫不是如此。

　　但同时宪宗的皇位是由宦官逼迫获得的，因此他信用宦官，他的军队中有许多将军是宦官，而且有些拥有很高的军权。820年他自己被宦官陈弘正杀害，享年43岁，在位15年，死后谥号为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

　　【元和中兴】

　　宪宗是个奋发有为的皇帝，他即位后，“读列圣实录，见贞观、开元故事，竦慕不能释卷”，他把“太宗之创业”、“玄宗之致理”，都当作效法的榜样。为了纠正朝廷权力日益削弱、藩镇权力膨胀的局面，他提高宰相的权威，平定藩镇的叛乱，致使“中外咸理，纪律再张”，出现了“唐室中兴”的盛况。

　　宪宗最主要的功绩是改变了对藩镇的姑息政策。元和元年(806)，宪宗刚刚即位，西川节度使刘辟就进行叛乱。宪宗派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等率军前往讨伐。刘辟屡战屡败，最后彻底溃败被俘，被送到长安斩首。

　　元和九年(814)九月，彰义(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匿丧不报，自掌兵权。朝廷遣使吊祭，他拒而不纳，继又举兵叛乱，威胁东都。第二年正月，宪宗决定对淮西用兵。淮西节度使驻蔡州汝阳(今河南汝南)，地处中原，战略地位重要。自李希烈以来，一直保持半独立状态，宪宗对其用兵，正是改变这种状态的决心表现。

　　对淮西用兵，震动很大。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感到威胁，就采用声言助官军讨吴元济，实际上支持吴元济的商面派手法，企图的地位。他首先派人暗中潜入河阴漕院(今河南荥阳北)，杀伤十余人，烧钱帛三十余万缗匹，谷三万余斛，把江、淮一带集中在这里的租赋都烧毁了。接着，又派人到京师暗杀了力主对淮西用兵的宰相武元衡。不久，又派人潜入东都，打算在洛阳焚烧宫阙，杀掠市民，后因事泄未能得逞。

　　李师道的恐怖手段，虽然也曾使一些人动摇，但宪宗始终坚持用兵。元和十二年(8l7)七月，宪宗命自愿亲赴前线的裴度以宰相兼彰义节度使。裴度立即奔赴淮西，与随邓节度使李愬等，大举进攻吴元济。九月，李愬军首先攻破蔡州，大败淮西军。吴元济没有料到李愬军快速异常，毫无防备地束手就擒。持续三年的淮西叛乱宣告结束了。

　　吴元济败死，李师道恐惧，初欲献地归顺朝廷，并以长子入侍为质，后又举兵叛唐。元和十三年(818)七月，宪宗调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诸镇前往讨伐。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李师道内部矛盾激化，其都知兵马使刘悟杀李师道，淄、青、江州地复为唐有。

　　元和十四年(819)七月，宣武节度使韩弘入朝，并两次贡献大量绢帛、金银、马匹，要求留在京师。宪宗以韩弘守司徒，兼中书令，另以吏部尚书张弘靖充宣武节度使。魏博节度使田弘正讨伐李师道有功，宪宗以其兼侍中。他为了向宪宗表示忠心，使其兄弟子侄皆到朝廷做官。

　　以上情况，都说明宪宗在削弱藩镇势力，加强朝廷集权方面是有显著成绩的。但是，在其他方面，许多问题都没有解决。元和十四年(819)库部员外郎李渤上疏道：“臣出使经行，历求利病。窃知渭南县长源乡本有四百户，今才一百余户，乡县本有三千户，今才一千户，其他州县大约相似。访寻积弊，始自均摊逃户。凡十家之内，大半逃亡，亦须五家摊税。似投石井中，非到底不止。摊逃之弊，苛虐如斯，此皆聚敛之臣剥下媚上，唯思竭泽，不虑无鱼。”这就是说，官僚地主的剥削和压迫，造成广大农民的逃亡，影响生产的发展。所以，他向宪宗指明：“夫农者，国之本，本立然后可以议太平。”但这些根本问题，宪宗都没有解决。由此可见，所谓的“元和中兴”，并没有恢复唐朝富强繁荣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