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中国孝亲文化的贡献

    佛教自佛陀时代起就很重视孝亲人伦的道德。《父母恩重难报经》中有这样一段经文:“假使有人左肩担父，右肩担母，研皮至骨，穿骨至髓，绕须弥山，经百千劫，血流没踝，犹不能报父母深恩。”《弥勒孝慈偈》中也说:堂上有佛二尊，懊恼世人不识；只看现在爷娘，便是释迦弥勒；若能供养得他，何用作别功德？中国是崇尚孝亲文化的国度，因此，当佛教传入后，随着经典传译的增加，佛教中孝亲思想便迅速顺利地和本土文化相结合。目犍连救母的故事和报父母恩节(盂兰盆会)的来历，地藏菩萨超度母亲的事迹等在汉地广为弘扬，僧伽中还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孝僧”。

   齐朝道纪禅师，侍奉母亲时，无论衣着饮食，大溺，事必躬亲；隋朝敬脱和尚，每次外出弘法、听讲佛学，都用扁担，一肩挑着母亲，一肩担着经书，孝满乡里；唐代子邻法师为报母恩，超度亡母往生，日夜礼佛诵经，礼佛四万拜，诵《法华经》过百部；唐代陈尊宿，每日织蒲鞋再贩卖，用卖鞋的钱供养母亲，人称陈蒲鞋。

   有意思的是，佛教来到中国之后，曾遭遇的最大尴尬和误会却恰恰是“不孝”，原因就在于舍父母出家的行为。关于这一点，明朝莲池大师曾在《为僧宜孝父母》和《出世间大孝》二文中，提出了佛教对孝亲的观点，很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孝分三等:

   下等孝顺:奉养双亲，免于饥寒。

   中等孝顺:功成名就，光宗耀祖。

   上等孝顺:为父母说法开慧，往生佛国，永离三途。

   不仅如此，佛教更将孝亲思想扩大为对众生的慈悲，即视天下苍生为父母，这就是《梵网经》上所说的:“一切男子皆我父，一切女子皆我母”，以博大的胸襟，平等感恩一切生命。因此，僧人出家是为了实现大孝于天下的悲愿，所以必须听闻正法，成就佛道，以度天下无边的众生。据《缁门崇行录》里记载:唐朝慧斌法师为报父亲养育之恩，曾凿义井一口，供往来行人汲水解渴，这就是将对家中父母的小孝延伸为对天下世人大孝的一个实际案例。

   为了说明孝道的重要性，中国佛教学者进一步提出“百善孝为先”的理念，并以中国传统“仁义礼智信”等五常与“不杀、不盗、不淫、不饮酒、不妄语”等五戒相统摄。所谓不杀以成仁，不盗以为义，不淫以成礼、不饮酒以成智，不妄语心优信，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孝戒平等观。

   可见，明确提出以孝为一切善行的根本，使佛教更符合中国的社会心理；而把孝的内涵和外延扩展，则是佛教对中国孝亲文化的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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