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谱网为您解说，中华朱氏古代历史名人详考（十八）

朱载堉（1536-1610）：

一位受世界瞩目的皇族文化巨人，明代大数学家,大音乐家,大物理学家,乐器制造家,舞学家,天文历法学家。朱载育创作十二平均律震惊世界　　朱载堉,字伯勤，号句曲山人,又号狂生、山阳酒狂仙客。明朝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朱载堉诞生在位于今河南省沁阳市城区的明郑恭王府，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九世孙，明宗室郑恭王朱厚烷之子。载堉早年跟随何塘学习天文、算术。嘉庆19年，朱载堉5岁时，因皇族之间的权力纷争，其父朱厚烷被陷入狱。朱载堉亦受牵连，离开王府，另筑土屋独居19年，不问政治，避开尘世，一心钻研乐、律、数学和历学，后来其父冤情被昭雪，他七次上疏不愿继承王位，经皇帝批准，与儿子朱翊锡一起终身享受世子、世孙的俸禄。经过多年研究

　　朱载堉是世界上第一位创立“十二平均律”的数理和音准的科学家，是我国伟大的音乐理论家、教学家和天文学家，被西方赞誉为“东方百科艺术全书式的人物”。朱载堉敢于越祖规，破故习，注重实践和实验，呕心沥血，刻苦求真。他把多部算盘连接起来使用，在横跨81档的特大算盘上进行开平方、开立方计算，得出了求解等比数列，提出了“异径管说”，设计并制造出弦准和律管。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朱载堉通过精密的计算与实验，创立了一种新律制“十二平均律”，或称十二等程律、新法密律， “十二平均律”使十二个键的每相邻两键音律的增幅或减幅相等。解决了几千年来前人一直未能解决的乐律难题。十二平均律一经出现，世界上有十分之八九的乐器发音和理论标准都是参照十二平均律的。比如说被称为“乐器之王”的钢琴，就是依据十二平均律的原理发明的。１７世纪，朱载堉研究出的十二平均律的关键数据———“根号２开１２次方”被传教士带到了西方，巴赫根据它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架钢琴。如果把巴赫称为钢琴之父的话，朱载堉便可以称为钢琴之祖了。现在，在世界各国的键盘乐器上，十二平均律仍被广泛应用。十二平均律的发明，是朱载堉对世界音乐理论的巨大贡献，也是中华人民族的骄傲。他还在我国历史上首创“舞学”，绘制了大量舞谱和舞图。他先后写出《瑟谱》、《乐律全书》、《律学新说》、《律吕正论》、《律吕质疑辩惑》等一系列音乐理论著作。其中《律学新说》是一部不朽的音乐著作，影响最大。但当在71岁时将自已多年的研究成果献给朝廷时，却被朝廷束之高阁，未受到重视。
朱载堉在天文、算学等方面也硕果累累。在天文学上，万历九年他完成了历学著作《律历融通》。之后，他又在总结前人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写出了两部新历《黄钟历》和《圣寿万年历》。他发明了累黍定尺法，精确地计算出北京的地理位置与地磁偏角，还精确计算出回归年的长度值和水银的比重，其精确度几乎与现在国际通用值相同。在算学上，他首次运用珠算进行开方，研究出了数列等式，解决了不同进位制的小数换算，其中某些演算方法一直沿用到今天。朱载堉的理论是世界音乐学和音乐物理学的一大革命，也是世界科技史上的一大发明。他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诞生出的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是乐律学家、音乐家、乐器制造家、舞学家，又是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历法学家，在美术、哲学、文学方面也有惊世的建树。早在明代，朱载堉 就为我国夺得了多项世界第一。朱载堉的成就震撼世界，中外学者尊崇他为“东方文艺复兴式的圣人”。因此，朱载堉和郭沫若一起被列为“世界历史文化名人”。

朱载堉在数学上的杰出贡献，也是离不开十二平均律的。他用数学表达式，表述了十二平均律的每一个参数。４００多年前，朱载堉就能把每一个数据都精确到小数点以后的２４位有效数字。在１９８６年召开的全国学术研讨会上，专家们有这样一个推算：现代人每天工作８个小时，把这些数据按照朱载堉的方法再演算一遍，需要５５年。５５年，这是一个人的一生啊！ 朱载堉不仅是伟大的音乐家、数学家，还在天文历法、美术、舞蹈、哲学等方面也有惊世的建树。早在明代，朱载堉就为我国夺得了多项世界第一，时至今日，朱载堉的不少学术成果，在现代科技中还发挥着潜在的作用，中外学者惊叹他为“不可思异的异人”，尊崇为东方文化的“圣人”。朱载堉，是真正的“世界历史文化名人”。 据说，载堉坟前先后立过三次碑。为什么呢？原来，据说载堉不仅上知天文，下晓地理，还是个精通医术的名医。曾为乡邻们治愈过噎食病（食道癌），许多人闻讯后千里迢迢来请医求药，可郑王已经去世。眼看治病无望，他们在坟上祭奠之后，就把载堉的墓碑敲了一小块，回去研成粉末，煎熬喝下。奇怪的是，病人每喝必好，真似灵丹妙药。这消息一传十，十传百，说是郑王碑显灵，病家都来载堉坟前寻药，就连过往的客商，也要捎一点回去，时间久了，你敲一块，他敲一块，墓碑岂有不碎之理？老百姓用传说来纪念一位王子，历三四百年而不衰，这除朱载堉而外，恐怕很难找到类同的例子。老百姓用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学者的创造，把科学的智慧、艺术的魅力，解释成一种神奇的力量。旧时代的人对于自己喜爱、尊敬的人物，推到极致便为神为佛。朱载堉的丰碑矗立在人民的口头创作之中，这座丰碑在是朱载堉用自己的生命雕刻出来的。

　　朱载堉是前无古人的创造家、发明家。由于其一生布衣蔬食，礼贤下士，且高风让国，所以在怀庆府一带赢得了老百姓的普遍爱戴，称他为“布衣王爷”、“郑贤王”。传统习惯如此顽固，对三分损益法无比虔诚，以致听到朱载堉新法密率的人几乎都认为此说荒谬绝伦。由清朝张廷玉等编撰的《明史》，虽然对明代乐律多有述说，但就是这样一部史籍，也未曾提及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乾隆皇帝该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暴君和昏君，但这个圣明的乾隆帝，在现代电视剧里领尽风骚，却把朱载堉的律学理论糟蹋得一无是处。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编撰了《律吕正义后编》，共120卷。这本御制“后编”，条陈了朱载堉律学的“十大罪状”，以问答的形式将其斥为“臆说”。“（问曰）……明郑世子载堉，不宗黄钟九寸、不用三分损益、不拘隔八相生、不取围径皆同，何也？曰，此载堉之臆说也！”乾隆组织一帮文人，反驳朱载堉的主要理由，称之为十条“臆说”的理由，就是拿他的理论与古代相比，这样，古法自然没有与之相合者。在乾隆们看来，古人没有说过的当然不能说，古人没有做过的当然也不能做，创立新说，提倡新事，就是“臆说”，就是大逆不道。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也大多称载堉“文饰其词”。在《律吕正义后编》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影响下，19世纪的100年间极少有人敢说十二平均律的好处。即便是能够看出朱载堉十二平均律要义所在的乐律家，也仍然死守教条，认为它不如三分损益法好。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当朱载堉音律理论受到冷落甚至遭到激烈反对的时候，实际上它又影响了清代几百年的乐律理论家，那些谩骂他最厉害的人，又恰恰是最受他影响的人。清康熙帝、乾隆帝前后编纂的《律吕正义》，“实系剽窃朱氏之唾余而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对《乐律全书》的评价中，也说：“圣祖仁皇帝，备采其说。”中科院自然科学史专家戴念祖先生认为，至少在默森发现平均律前，朱载堉的研究成果已传到西方。从朱载堉完成十二平均律的1581年到默森完成同样发现的1636年，正是明末清初传教士来华活动的兴盛期。1565年，耶稣会会士在中国澳门成立教会，训练传教士，研习中国书，从这个教会很快就发出一股书简的洪流，将中国文化的实质内容告知西方世界。1582年意大利耶稣会会士利玛窦在澳门学习中文，此后，先后有葡萄牙、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一些国家的传教士相继来到中国。他们中不少人受到明朝的赏赐，当1600年利玛窦、庞迪我等人携带贡品谒见神宗皇帝时，神宗皇帝待以上宾之礼，允许他们在京师居住。在士大夫们向传教士们学习科技知识时，也不断向他们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其时正值朱载堉在1595年和1606年分别将其著作进呈朝廷时期，这样传教士们自然会得到相关信息。另外，金尼阁传教士曾于1613～1617年返回欧洲，在中国期间，他曾进入河南传教3个月，其后又不断往来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而朱载堉居住的郑王封地怀庆府，正在金尼阁旅行传教的路上。明代修编《崇祯历书》，皇家天文机构曾先后聘请多个西方传教士参与编修，而当时参与编修的必须是通晓中西方数学和音乐的。也就在这个过程中，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跨海越洋，走向西方。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理论传播到欧洲后，为欧洲学术界所惊叹。德国物理学家赫尔姆霍茨说：“在中国人中，据说有一个王子叫朱载堉的，他在旧派音乐家的大反对中，倡导七声音阶。把八度分成十二个半音以及变调的方法，也是这个有天才和技巧的国家发明的。”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则称：“平心而论，在过去的300年间，欧洲及近代音乐确实有可能受到中国的一篇数学杰作的有力影响，但是还没有得到传播的证据。第一个使平均律在数学上公式化的荣誉确实应当归之于中国。”比利时的马容说：“在管径大小这点上，中国的乐律比我们更进步了。王子载堉虽然没有解释他的原理，只把数字给了我们，我们不难推想而知，而且我们已照样制作了律管，实验所得的结果可以证明这学理的精确。”也许正因此，欧洲人称朱载堉为“神人”。在日本和东南亚，朱载堉则被称为“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