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躬耕地质疑

南阳方面认为，诸葛亮在《出师表》上明确无误地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所以，南阳的武侯祠应当是名正言顺。襄阳则说，诸葛亮隐居隆中，而隆中当时属南阳郡的邓县。因此隐居隆中即躬耕南阳，隆中才是诸葛亮真正的隐居之地。这是南阳、襄阳两地争论的焦点。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汉代的南阳郡究竟包括不包括隆中？“隆中”这一地名，较早出现于东晋王隐《蜀记》及习凿齿的《汉晋春秋》。

《蜀记》曰：“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犍为李兴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这里的“隆中”是否即今日隆中呢？并不一定。因为李兴谓“天子命我于沔之阳”，这个“阳”字值得研究。中国古代一般是山南水北曰阳，汉代也不例外。这里的“沔之阳”，若按以惯例，便是指汉水以北，那就显然不是今日汉水以南之隆中了。

习凿齿的《汉晋春秋》讲得明确一些：“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然而，习凿齿“隆中属邓县”的说法，目前尚未从汉晋之的史籍中找到根据。

南阳郡之得名，基本上符合古代山南水北之意。《史记。秦本记》载，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初置南阳郡”。注引《正义》曰：“秦置南阳郡，在汉水以北。“东汉时期，著名的科学家、南阳人张衡曾表述自己的家乡为“陪京之南，居汉水之阳”。即是说，南阳在洛阳之南，居汉水以北。《晋书。地理志》记“荆州”时，曰：“六国时，其地为楚。及秦......以楚之汉北立南阳郡。”胡三省着《资治通鉴》也说：“秦置南阳郡，以南山之南，汉水之北也”。这些记载，都说明汉代的南阳郡是在汉水以北。而襄阳则隶属于南郡。据《秦会要订补》中的《名胜志》引习凿齿《襄阳记》曰“秦兼天下，自汉以南为南郡”。看来，秦汉时期的南阳郡和南郡是以汉水为界的。当然，这种以汉水为界的并不绝对。它只是一个大的区域范围而言，即南阳郡的大部分地区在汉水以北。因为秦置南郡、南阳郡之初，以汉水为界，汉代已开始突破了这种界限，如南阳郡之武当、筑阳两县在汉水以西即是。然而就山都到襄阳东的百余里地而言，直到东汉末年，两郡仍是汉水为界。若参照《中国历史地图集》，这个问题就更清楚了。汉水自武当县起，从西北向东南流。过了山都县（今湖北谷城南），则开始向东流。襄阳东鄾地（今张家湾）又折向南流。一般所说的汉水南北即是指从山都南到襄阳东这一百多里间。既然南阳郡和南郡在此以汉水为界，位于汉水以南的隆中怎么能属南阳郡的

邓县呢？再从南郡和南阳郡建立的时间来看，南郡建于公元前278年（《史记.秦本记》载：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南阳郡则建于前272年。南郡的建立早于南阳郡六年，秦在汉水以北南置南郡时，不可能独独留下一个隆中，六年以后再划归汉水以北之邓县。另外习凿齿自己关于襄阳、南阳的记载也多歧异之处。习凿齿既在《襄阳记》中说：“秦兼天下，自汉以南为南郡”，未言汉代有所改易。又说隆中属汉北之邓县。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 “隆中属邓县”的最早根据，也是唯一来源，便是习凿齿的《汉晋春秋》。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后世的佐证。明万历《襄阳府志》记载：“汉置襄阳县，隶南郡，然万山以东，汉水以南，为襄郡；而万山以西，汉水之北为南阳邓县所辖。”因此，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古隆中》一书认为：“既然万山是南阳郡邓县与襄郡阳县分界处而隆中在万山的西边，显然，当时的隆中是属南阳郡邓县管辖的。”《襄阳府志》属明代之作，以此考汉代的史书，却很难查到万山为南郡与南阳郡分界线的史料。《后汉书。郡国志》谓“襄阳有阿头山”，这个“阿头山”，《襄樊地名与名胜丛书》一书中《阿头山地理位置》认定，“阿头山是万山向东延伸的一小丘。那么，万山与阿头山是一回事了。《后汉书。郡国志》的注也引习凿齿《襄阳耆旧传》曰：“县西九里有万山，父老传云甫所见游女处，此山之下曲隈是也。”《襄阳耆旧传》对万山的记载可谓详尽，连有关万山的一些民间传说都毕载在卷，却只字未提到万山为南阳郡与南郡的分界线。这说不能不使人怀疑《襄阳府志》的材料来源。大概是习凿齿“隆中属邓县”之说对襄阳当地的影响所致吧。

总之，我们认为“隆中属邓县”说的证据是不太充分的。而根据南阳郡与南郡以汉水为界的说法，诸葛亮之“躬耕南阳”不可能是躬耕隆中。

然而浏览襄阳隆中的武侯祠，却很容易给人一种“诸葛亮当年隐居于此”的感觉。这不仅因为“隐居求志”的匾额碑文甚多，更因隆中树木葱笼、清新幽雅，非常符合古代隐士寄情山水、悠然忘世的思想格调。由此，我们又产生出来一个疑问：当年的诸葛亮，究竟是在“隐居求志”呢，还是在“躬耕陇亩”？

《三国志。诸葛亮传》说：“亮躬耕陇亩”。诸葛亮自己在《出师表》上也写着“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这是讲躬耕。但同时，《出师表》中诸葛亮又有“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之语，后世多有人依此认为诸葛亮是在隐居。我们感到，躬耕和隐居，含义是不同的。

躬耕，即是亲自耕种田地。隐居，则通常指两种情况：一是其人政治上失意，弃官归隐；二是其人学问很大，名气很大，但因种种原因，而甘居林泉，不求仕达。以此情况出山前之诸葛亮，我们认为，还是用“躬耕”二字为宜。 诸葛亮是公元194年跟随他的叔父诸葛玄从山东到荆州的，当时诸葛亮年仅13岁。诸葛玄为豫章太守，诸葛玄去赴任的途中，汉朝延委任的朱皓却已出任豫章太守，诸葛玄无奈，只得就近投奔他的故旧荆州牧刘表。建安二年（197）正月，诸葛玄死去。此后，诸葛亮便“躬耕陇亩”了。这时的诸葛亮，还只是一个16岁的少年。他的“躬耕”，是由于家庭的突然变故，迫于生计，不得不为之的。当时他并没有必要，也没有条件择山而居，隐于林泉，这是显而易见的。

在10年的躬耕生涯中（197＿207），随着年龄的增长，诸葛亮的思想逐渐成熟，形成了自己的抱负。他踌躇满志，出语不凡，“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不甘一生就做个默默无闻的诸葛村夫。可惜当时诸葛亮的知名度还不高。他每每以管仲、乐毅自比，而“时人莫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的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以信然。”徐庶、崔州平、孟公威等人很佩服他，外界却对他相当陌生。远的像曹操，求贤若渴，并不知道诸葛亮其人。孙权在江东极力延揽人才，也没有通过诸葛瑾来请诸葛亮出山。刘表与诸葛玄还有旧交，也未曾礼请过诸葛亮一次。就是近在咫尺的刘备，竟然也长期不闻诸葛之名，直到赤壁之战前卵泡夕的207年，刘备才从徐庶口中得知诸葛亮，从而三顾茅庐。可见诸葛亮当时只是普通的一介书生而已，并不是名满天下，屡请不动的“卧龙”先生。至于“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话，可以说是诸葛亮功成名就之后的一种自谦之辞吧。故我们在研究诸葛亮时，用“隐居” 至于诸葛亮政治上、军事上的才能，都是后来在实践中逐步增长的，而不是躬耕之时已有很多过人之处。如向来为人们称道的“草庐对”或曰“隆中对”（根据上述隆中不属邓县的考证，我们认为，称“草庐对”较为确切），为陈寿的手笔，是否即诸葛亮的原话，尚有可疑之处。因为诸葛亮在接见刘备时，是“屏人”于外，两人密商的。当时不可能记录在卷，所以这段话的真实性颇值得思索。再从《三国志。蜀书》的最后一篇《杨戏传》来看，杨戏曾着《季汉辅臣传》，在《赞诸葛丞相》中第一句话便是“忠武英高，献策江滨”。献策江滨，可见不是献策于草庐。杨戏把诸葛亮的第一功看做是“献策江滨”。这个“策”就是联

吴。杨戏是蜀汉的督军从事，他对诸葛亮推崇备至，却未提及“草庐对”的功劳。我们再对照初出草庐、赤壁之战前的诸葛亮，也可见他当时之一斑。 建安十三年，曹操南征，刘琮投降。刘备、诸葛亮慌忙携带眷属、辎重这些学生的负担从新野南撤。结果，长坂一战，刘备和诸葛亮只剩下了几十个人。当然，刘备兵力远远敌不过曹操，南撤是必须的，打败仗也在情理之中。但就这次南撤而言，对于曹操方面声势浩大的军事行动及刘琮方面的思想动态，刘备、诸葛亮事先所知甚少；待曹操兵临城下，不得不南撤进又拖泥带水，致使队伍步履艰难，贻误了有利战机，正说明诸葛亮当时在军事上并不成熟。

兵败之长坂之后，诸葛亮言于刘备曰：“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于是诸葛亮东下，说服孙权共同抗曹。“事急矣，求救于孙将军”，这就是诸葛亮献的策，它与杨　戏所写的“南策江滨”相符合。兵，一胜一败之间，使诸葛亮增长了军事，此后才得到了刘备的更加信任，以为左右手。这一段的真正历史事实是如此，它与“草庐对”所表现的运筹帷幄、从容不迫之诸葛亮有着相当的差距。

陈寿写《诸葛亮传》，对于诸葛亮在赤壁之战以前，只写了一个“草庐对”，这段话虽有所夸张，然而，此外并没有溢美之辞。司马光《资治通鉴》中的这一段，也没有对诸葛亮过度赞颂。倒是一些稗官野史、小说家言，以及戏剧所写，把诸葛亮出山前后写得神乎其神，简直成了天降奇才。其实诸葛亮当时就是一个书生而已。

纵观诸葛亮出山前后的主要经历，可以说，197＿207年10年中的诸葛亮，应是躬耕陇亩、胸怀大志的一位青年，并不是离群索居的、世外桃源中的隐者，更非仙居深山，预知无道无人事的神明。他的故址当然不一定是山青水秀之地了。若以风景幽雅与否去判定，隆中和卧龙岗之真伪，则大误矣。

既然，南阳卧龙岗和襄阳隆中均以相传为诸葛亮的躬耕地(或隐居地)而立祠。那么，两地各建祠于何时呢？这是我们需要考证的另一个问题。

诸葛亮逝世不久，蜀汉的一些大臣，便纷纷求为立庙。当时，刘禅只同意在汉中郡的沔阳为诸葛亮立庙。后来，民间为诸葛亮立庙者也只限于益州境内，即蜀汉所统治的地方。在魏、吴两国境内，终三国之世，还没有为诸葛亮立庙、立祠者。

西晋统一全国，晋武帝司马炎屡次向臣下询问关于诸葛亮其人其事，于是才由李兴给刘弘写《祭诸葛丞相文》。文中写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沔之阳何处，却未说明白。于是，在南阳就引起一个传说“有晋以来，立庙祀之。”几十年后，到东晋时，

习凿齿就创说隆中有诸葛亮的故宅，而且着文说明隆中属南阳郡的邓县，但还没有说到立庙立祠。南阳卧龙岗西晋时立庙，襄阳隆中在东晋时说有故宅，其真实性如何，皆无文物作证。南北朝时，战乱频繁，南阳和襄阳，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更没有任何实物遗址可供研究。唐宋时期的诗文中，唐代多肯定南阳，宋代则有肯定南阳的，也有肯定襄阳的。我们认为，诗篇所写，多系颂扬赞美之词，很少具体而实在的记载，也不足以卧龙岗和隆中作确证。 于是，我们又研究了两地的碑文。

据元代程钜夫撰写的《敕修南阳诸葛书院碑》，元武宗（1306＿1310）至大初年，河南平章政事何玮到南阳，率官僚属到卧龙岗谒诸葛亮祠，“顾瞻徘徊，忾然兴怀”。指示南阳地方官将祠加扩，并在祠东建孔子庙，庙后建诸葛书院。此工程于至大二年春动工，皇庆（元仁宗年号）元年秋落成是，共计施工四年。完工后，河南向朝廷奏请命名。元仁宗于延佑四年（1315）交中书平章政事与翰林院集议，给南阳卧龙岗诸葛亮祠命名为武侯祠。程钜夫为元代翰林学士，湖广京山人，当时参与集议研究并撰《敕修》碑文，应该是可靠的根据。南阳卧龙岗武侯祠从此得到 由以上事实看来，南阳卧龙岗在元代有祠是可以肯定的。从元代的一些诗文中可知，当时有不少文人学士游过南阳卧龙岗。元代监察御史周伯琦《题南阳诸葛庙》曰：“剑江流水绿沄沄，五丈原头日又昏。旧业未能归后主，大星先已落前军。南阳祠庙荒秋草，西蜀关山隔暮云。正统不惭传万世，莫将成败论三分。”至于程钜夫碑文所说“自唐宁以来”已立祠祭祀诸葛亮是否真实，已很难考证了。”

隆中的建祠，比卧龙岗为晚。元代尚无建祠的记载。到明代，有了武侯草庐。后来，襄王朱见淑夺草庐故址，以营建陵墓。同时，在隆中旁边修一庙，以祭祀诸葛亮见明代郑赤《重修诸葛武侯祠纪》碑文。至明末，农民起义军拆毁藩王陵墓，武侯庙也毁于兵火。清代康熙已亥年（1719），郧襄两郡观察史赵承恩到襄阳，认为“以布衣而任国家父师之托，自太公后，舍武侯无敢当者”。于是重修武侯祠：“乃伐石镌遗容，竖立祠中，以离享祀事，所以别乎释道以土木为绘塑也。祠后灌莽深翳，相传为旧草庐处，仍构亭以颜之。其祠前两腋亘作两亭，东署曰卧龙，西署曰野云。”此时祠堂竖立正中，内有诸葛亮的石像。祠前两侧一为卧龙亭，一为野云亭。草庐距后。更有躬耕田、抱膝亭。隆中武侯祠， 抱膝亭此后又经一番修建。光绪壬辰年（1892），湖北提督

程文炳再次修复武侯祠。竣工之后，他看到“武侯祠东西百余里步有一小山隆起，纵横十余丈”，于是浮想联翩，“想当年长吟远瞩，惟此间足以当之。乃构亭于其上，高四丈有余，周长七丈余。复于其下凿一方塘，实以莲芡，养以鱼苗。春水方生，赁阑兀坐，慨然思巾扇之度，虽在小隐未尝须臾忘天下事焉……”（见隆中抱膝亭碑文） 从碑文所见，南阳卧龙岗之立祠较隆中早，这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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