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撤藩着实是一招险棋

小编觉得当年康熙下令撤藩着实是走了一招险棋。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吴三桂的实力已经很大了，整个西南地区几乎都是他的地盘，手下也是兵强马壮，吴三桂一路北上所向披靡，要是他趁热打铁的话，康熙的处境实在的岌岌可危。可由于吴三桂的犹豫失去了战机，令康熙反过来一举歼灭了吴三桂。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十九，玄烨谕令，将吴三桂骸骨分发各省。

这种发泄仇恨的奇特做法，堪称首创。如此高智商的皇帝，情急之下，做出这等没水平的事情，只能证明他气急败坏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才出此下策。说白了，即使将其骸骨磨成齑粉，对死了四年之久的吴三桂，除了落一个笑柄外，又有什么意义呢？再说，将其骸骨分发各省，予以展示，更是匪夷所思。如此野蛮而且下作的报复手段，不但起不到儆戒作用，反而使人徒增反感。

他为什么非这样做不可？因为这位皇帝差一点栽倒在吴三桂手下。

吴三桂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汉奸之一，如果他真赢了的话，我相信也没有几个中国人会高兴的。但是，康熙有相当一段时期，被这个吴三桂逼到墙角，老百姓还是觉得很开心，因为这个汉奸居然弄得皇帝很丢脸。康熙当然知道汉人看他的笑话：你养了一条狗，你又惹了这条狗，这条狗转过屁股来咬你，活该！所以，他恨这个吴三桂，恨到极点。

康熙有两个想不到，一是想不到局促在云南一隅的吴三桂，挥师北上，来势凶猛。广西、四川、贵州、湖南、福建、广东诸省响应，江西、陕西、甘肃等省波及，不知如何是好？二是更想不到八旗子弟兵，尤其不成器。“观望逗留，不思振旅遄进，竟尔营私适己希图便安，或诿兵甲之不全，或托舟楫之未具，借端引日，坐失时机者。甚而干预公事，挟制有司，贪冒货贿，占据利薮。更有多方渔色，购女邻疆，顾恋私家，信使络绎。尤可异者，玩寇殃民，攘夺焚掠，稍不如意，即指为叛逆。不知怎样应对？”《清通鉴》记他在永兴之战失利以后，“忧心忡忡，现于词色”。

虽然，他最后险胜了，但是，这是一道道最简单的算术题，傻子也能算清这笔账。吴三桂死时已七十四岁，这年玄烨刚二十五岁，两人相差四十九，快五十岁，有足够的时间等到他自然死亡后，肯定是树倒猢狲散的局面。何必打八年仗，生灵涂炭，满目疮痍？然而，年轻气盛不可一世的他，等不及。自以为是天纵过人的他，不能等。康熙的道理非常简单，他也非常自信：朕八岁登基，十四岁亲政，十六岁就不动声色地拿下辅臣鳌拜，独掌朝政大权。那么，朕二十岁了，还不撤除三藩，以去心腹之患，更待何时？

于是，此人信心满满，志在必得，因为先前有决策权的大臣，如鳌拜等，不是杀头，就是打倒，再也无人阻挡，谏劝此事之不可为。后来剩下的大臣，如明珠等，都是马屁精之流，只会顺杆儿爬。玄烨遂在处置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三位汉族藩王的策略上，改变多尔衮、顺治、一直到鳌拜的利用之、收买之、尊崇之的同时，逐步削减之的手段。这班人未必喜欢这个为满清王朝立下汗马功劳的平西王，但是相信年龄不饶人是个绝对真理，相信时间最后可以摆平一切，也是客观规律。

然而，康熙高估了自己，他以为能把拥有至高权力，如四辅臣，如鳌拜等统统拿下，吴三桂岂在话下？可他没有仔细思量，鳌拜之流固然在朝廷里有党羽，有耳目，可都在陛下的视线之内、掌控之中呀！而吴三桂却远在南疆，鞭长莫及，何况那是有地盘、有军队的实力派？现在，你一纸谕令，要他和他的部属，撤出经营了十年之久的云南、贵州，再去驻防山海关，再去拓荒垦边，分明是激其生变、促其反叛。

别看如今对康熙的吹捧，甚嚣尘上，对盛世的渲染，离奇过分，其实，他不高明，至少在“撤藩”上，走了一步臭棋。在中国历代王朝中，逼反功臣，引发内战，是在建国三十年后，而且一打就是八年，只有康熙这个太自信的笨蛋，才能干得出来的糗事。其狂妄，其愚蠢，其冒险，可想而知。

结果，这场仗，打了八年，吴三桂差不多打下了长江以南的半壁江山，其间，双方进行过六次殊死决战，吴军胜四，清军胜二，吴是占上风的。几年的仗打下来，吴的总兵力为清军的两倍，无论数量和质量上，玄烨都不是吴的对手。因此，如果不是吴三桂病死，战争未必很快结束。既然战争还要进行下去，那么，他被吴三桂打败的可能是存在着的。至少还要再打上若干年，才能定胜负，唯其如此，玄烨的赢，赢得有些忐忑。

“幸荷上天眷佑，祖宗福庇，逆贼遂尔荡平。倘复再延数年，将若之何？”这是发自他内心的话，说明他“请得了神，而送不了神”的尴尬曾经使他六神无主过。

在中国历史上，撤藩，是一种最高统治者不得不做，然而最好不做的危险游戏，因为涉及到地方利益，被剥夺者通常要进行反抗，而剥夺者也就必然要进行“反”反抗。于是，无论剥夺者成功也罢，被剥夺者不失败也罢，双方都没有好果子吃，都得付出代价。公元前154年，汉景帝刘启用晁错计，削夺诸侯国部分土地，归中央直接管理，吴王刘濞、楚王刘戊与其他五位侯王，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反抗中央政府，史称“七国之乱”。刘启派太尉周亚夫、大将军窦婴率大军，历时三月，叛乱平定。公元1399年，明惠帝朱允纳齐泰、黄子澄削藩之策，是年7月，驻北京的燕王朱棣以诛齐、黄为名，举兵反。这一仗打了四年，朱棣攻入南京，惠帝，叔叔夺了侄儿的江山。唯有公元961年与969年的宋太祖赵匡胤的两次“杯酒释兵权”，算是一次成本极低的“削藩”行动。

看来，这位少年天子，此时仍属于不学无术之流，并没有从中国历史上怎样使尾大不掉的各路诸侯削权降格、使拥兵自重的地方军阀解除武装、使功高震主的开国元勋不再干政的事例中汲取教训，而是一意孤行，非要逼吴三桂就范。结果，他自己也承认这场险胜，与失败无异。“伪檄一传，在在响应，八年之间，兵疲民困。”然而，掀起这场战乱的这个主谋，并不责备自己，却振振有词地反问大家：

“忆尔时惟有莫洛、米思翰、明珠、苏拜、塞克特等言应迁移，其余并未明言迁移吴三桂必致反叛。议事之人至今尚多，试问当日曾有言吴三桂必反者否？”（以上均见章开沅主编的《清通鉴》）听听，这等错了不认账，把责任都推给别人的口吻，多么无赖，又多么可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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