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上海茶馆史话

 清朝初期，上海已经成为一个中等城市，拥有24万人口，茶馆的生意开始兴旺。大约在咸丰末年、同治初年，在繁华的南京路上出现了上海第一家大茶馆――一洞天茶楼。比之稍晚一点的是丽水台茶楼，高阁三层，针窗四面，气派非凡。

在近代被称为“十里洋场”的上海，已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吸引了海内外的各方人士，市民文化日益发达，伴随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市民文化昌盛而出现的茶馆，更成为人们休闲、娱乐、交流的重要场所。史书记载，清末宣统元年（公元1900年），上海约有茶馆64家，到了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短短十年间便增到164家，至1949年，仅南市老城厢就有各式茶馆 169家。

此外，尚有许多极其简陋的小茶馆叫“老虎灶”，为一般劳苦群众暂坐歇脚、解渴消乏之处，分布在市区各个地方。其中较著名的茶馆有静安寺的“品泉楼”。城隍庙的“湖心亭”、南京路上的“同羽春”和“五云日升楼”等。

清末，广东茶馆在上海兴起，最早的是开设在广东路河南路口的“同劳居”、“怡珍居”等几家。后来，南京路趋渐迅猛发展，广东茶馆盛极一时，单是南京路到路短短一段，就有“大东”、”大三元”、“东亚”、“新雅”等近十家，荟萃一处，天天高朋满座，其中又以“易安居”与“陶陶居”最为有名。

广东茶馆素以茶叶考究、茶具漂亮，并出售精致广东点心见长。它有三个特点：场地雅洁、服务热情、收费公道。给人印象尤深的是，服务员的细致主动，彬彬有礼。盒式广式点心，装在磁盘里，服务员用车子推送到桌边，诸如马蹄糕、叉烧包、蛋塔、烧麦等，听任选取，既不用去柜台预先买筹，也不用当场开票付款，一律“先吃后付钞”。当茶客离去时，只要招呼一声，服务员很快就来到桌边，验视磁盘边沿的标记，就可以立即告诉你该付多少钱。颇有情趣的是，白衣姑娘推着玻璃水果车，来来往往，为茶客供应时令鲜果，还代为削皮。不过。这要付现钞的。广东茶馆还供应“夜饭”。所谓“夜饭”，就是一碗代价两毛的“滑肉面”，肉嫩汤鲜，使人百吃不厌。当年南社诗僧苏曼殊寓居沪上，便常常到“同芳居”品茗啖饼，大感快乐。

如今的上通，仍保留了一些广式饮茶馆。如座落在北京东路上的南国酒家，增设了广式早茶、午茶，效益看好。同时，上海市有几十家宾馆和大、中饭店相继开设茶市，为上海都市人增添了新的生活乐趣。

上海茶馆生意兴隆，甚至连外国人也在上海开起了茶馆。最早是日本人在光绪初年开办的“东洋茶馆”，最初只是以销售日本茶食为主，后来渐渐派入色情成分，最后成为变相的妓院。

上海茶馆的题名十分雅致：如力江路有天霄阁；云南路有鹤林春；广东路有松风阁；四川北路有群芳居；董家渡有江南一枝春；福州路有青莲阁；南市豫园有四美轩、春风得意楼、湖心亭等。

上海的茶馆，由于其特殊的地位，成为“十里洋场”的一个缩影，从中可以窥见上世纪洋风熏染下的旧上海的社会百态。它不像北京茶馆那样泾渭分明：棋茶馆、书茶馆、清茶馆、野茶馆，各有其不同的娱乐形式，而是既泾渭分明，又鱼龙混杂，显出其光怪陆离的一面。上海茶馆因条件不同，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中高档茶馆。这一类茶馆的茶客基本来自中上流社会，大多为显贵要人、社会名流、阔老商贾以及在社会上已有地位的大流氓头子、帮门会道头子等。这类茶馆大多地处繁华市面或风景幽静之处，楼房高大，不论是外部装潢，还是内部装饰，都比较讲究。茶室幽雅，窗明几净，并布置有内室、雅座。茶资高出一般茶馆若干倍，甚至几十倍。

另一类是低档茶馆。它遍布街市里弄，其中数量最多的是一种俗称“老虎灶”又叫“熟水店”的茶馆。

所谓老虎灶，就是卖开水的“小店铺”。早先这种烧开水的大炉，炉面平整，下面埋口大铁锅，靠里面又砌两口小锅，人们从远处望去，两口小锅像双眼，大锅像老虎的血盆大口，那通向屋顶的高高烟囱，极像一条竖起的老虎尾巴，故而上海人皆称这种店为“老虎灶”。清末民初，上海滩老虎灶屈指可数，而且生意平平淡淡，那时的商店大多自己生炉子烧开水，供店伙计泡茶喝。因为那时如果自家不生炉子，就需要拎茶壶到老虎灶去冲开水，那时没有开水瓶，无法使开水保温，一壶茶喝完，要想喝就必须再向老虎灶跑，店如果离老虎灶远，就很不方面。到20年代初，德商礼和洋行将英格兰化学家杜瓦发明的真空瓶加以改造，制成热水瓶，一些商店和单身汉为了减少麻烦，都不再自己生风炉，而是以热水瓶到老虎灶泡开水。老虎灶的生意渐渐兴旺起采，再加上，这段时期，军阀混战和日军侵华，一些江浙乡民纷纷逃到上海，在短短几年内几十万人口拥入上海，他们生活条件极差，喝茶全部靠老虎灶解决。

老虎灶一般设在马路边，后面极小，能砌一个灶头的地方就可以开店了。桌凳就在街边。老虎灶一般用的是廉价紫砂壶，茶叶也是最低档的粗茶，叶片大，茶色深。这类低档茶馆一般清晨即开门营业，供喝早茶，到晚上九、十点钟打烊关门，中午不停业休息。来这类茶馆的茶客多为当时社会的下层人物、普通百姓，其中也有为数众多的游民、无赖地痞。

老虎灶时兴“吃讲茶”，但这里的吃讲茶，不像大茶馆和别的地方的茶馆，是为了生意上的矛盾或帮派之间的纷争，而多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如借钱不还、家庭纠纷等。

随着改革开放，上海市容大有改观，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有百年历史的上海老虎灶逐渐消失。

旧上海的茶馆名为茶楼，以茶招揽顾客，但到茶楼的茶客除一些休闲老人专为品茗而来外，绝大部分茶客是以茶楼为场地进行各种活动的，这与其它地方的茶馆功能有所不同。

旧上海的各类茶馆都是新闻集散地，消息特别多，故而报社的记者、巡捕房的巡捕、便衣侦探，都经常光顾茶馆。有的记者，尤其是晚报、小报的记者在茶馆听到消息趣闻后，往往当场在茶馆里起草文章，直接送往报社夜班编辑处。而巡捕房的巡捕、侦探不仅经常从茶馆中得到破案线索，有的就干脆在茶馆办案，把茶馆变成公事房。所以，旧上海有包打听茶会之说。不过，这种茶客喝茶是不付茶资的，茶楼老板则依仗他们的势力维持市面。

上海的茶馆还是“劳务市场”之一。在一些中低档茶馆，经常有一些木匠、瓦匠、蔑匠等手工工匠等待雇工，他们与那些掮客、商人和手提鸟笼的茶客分角落入席，彼此安份，不会胡来！

上海茶馆另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交易市场”。这批人是最繁华地段茶馆的最主要的一批茶客。每日清晨，各行各业的大商人都到中高档茶馆里晤面、应酬，洽谈生意，打听信息，联络感情，如著名实业家刘鸿生那时就经常出入青莲阁茶楼与人进行煤炭交易。这批商人茶客中，有一种被称为“日蚂蚁”的经纪人，专门充当房屋顶租或买卖的中间人。由于“日蚂蚁”经常活跃在茶楼，旧上海中凡有房屋出租出卖或需租赁房屋。购房的主顾，也经常上茶楼，谈成了，就在茶馆契约资押。当时上海人称这为“顶屋市场”。春风得意楼，曾一度改变经营方向，竭力招徕一批商贾客，为他们到这里晤谈应酬、交易记市提供方便。因此，每天清晨，头戴瓜皮帽的布业、豆业、钱业、糖业等各式商贾，进出络绎不绝。时间一长，各行业商人约定俗成，自然形成各自每天到茶楼活动的固定的问，彼此按行业不同而错开，互不干扰。这就是人们称为“茶会”的由来。每天下午，到春风得意楼参加茶会的有化工原料业商人近200入，其中商贩近160人。像城隍庙有的茶楼是做鸽子生意的商人的汇集点；又如光启南路的鑫福茶馆，是做红木生意人的集合处。

在上海茶馆，过去一壶茶是十五文钱，并且可以两人合泡一壶。逢旧历新年，馆役打抽主，在碗里加上橄榄，你为“元宝茶”，茶资就得加倍。有的茶馆设有炕榻，可以倚坐榻上喝茶，叫做“榻茶”，茶资也较贵。

当时上海没有赛门的书场，评弹奏艺，往往附设在茶馆中。这些茶馆大都属于中小型的，大型的茶楼就不必靠评弹来吸引茶客了。大多数茶馆是早晨卖清茶和茶点，中午打烊停业休息，下午、晚上则设书场。凡附设书场的茶馆，一般比较宽敞，都有楼，茶室间列置长几若干，便于安置茶壶茶杯，茶客可以随听随喝。室隅筑一小坛，供应聘的评弹艺人弹唱。壁上左挂三弦右挂琵琶。茶馆门口挂着一块黑牌，用白粉写上艺人姓名和所说的书名。每逢阴历年底的四五天，有说会书之举，规定每一场为四档茶，茶馆主人争邀说噱弹唱四者兼擅的名艺人，即所谓“响档”登台表演。有说叱咤英雄的大书，有唱缠绵儿女的小书，或弦索悦耳，或醒木惊堂，各尽其能。茶馆主人为了容纳大量听客，往往把几凳全部撤除，茶也不备了，茶客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喝茶，主要是为了听书。这一段时间茶客特别等，茶馆的收入也多，但这些收入都分给堂倌们过年之用。

书场式茶馆较著名的有青旧仓街的景春楼、旧校场路的玉液春茶楼、大境路的第一茶楼以及城隍庙的近十家茶楼，如春风得意楼、爽乐搂、乐辅阆、四美轩、里园都是有名的书场式茶馆。茶馆对听书上瘾、天天到场的老茶客十分礼遇，有的茶馆甚至在书台入口设特别席，这些人享用。而这些茶客入座时也别有功架，要茶不开口，用手势表示：食指伸直是绿茶，食指弯曲是红茶，五指齐伸微弯是菊茶，伸手握拳是玳茶，茶馆的伙计，一看就明日。

在这些茶楼里，一些小贩穿巡于茶客之间，出售五香豆、金花菜、甘草梅、香烟、糖果和小食品、小点心等，价格低廉，深受来客们欢迎。据说，凡外地来上海说书的艺人，总要先到城隍庙的茶楼说上几场书亮亮相，借以扩大影响。

上海的茶馆与到处相比，更突出了它的经济功能，这与上海商品经济发达是分不开的。上海茶馆高雅，富有情趣，可以说是江南茶馆文化的杰出代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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