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福建经济文化的历史地位

研究福建历史的学者进入宋元这一阶段时，每每会眼中一亮，那就像行人终于穿过漫长的黑暗隧道，在抹开眼前短暂的朦胧之后，突然看到远处明媚亮丽的原野，鸟语花香，流水乔木，无处不令人陶醉！宋元的福建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称著古代世界的东方第一大港--泉州，就在这一时代走到她历史的鼎峰。使闽人更引以为骄傲的是：宋代学人以"海滨邹鲁"这一时代的最佳词汇来描述福建，倘若用现代人的语言来转述这句话，这等于说：南宋中国的文化中心在福建这一块土地上！我们知道：宋代的中国在世界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美国、欧洲、日本以及世界的多数历史学家，都不约而同地认为：宋代中国是世界上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国家，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国拥有世界上无与伦比的文化成就。因此，福建在这样一个时代领先中国，也就意味着领先世界！应当说，这是福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辉煌！

对这一段令人迷恋的历史，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是：宋代福建发展的原因，宋代福建经济文化地位的体现，以及元代福建的发展与停滞、宋元福建区域开发等问题。

一、宋代福建经济文化发展的原因

"�C昔欧粤险远之地，为今东南全盛之邦[1]。"宋人张全真的这一句话，说出了当时人对宋代福建变化之快的震惊。确实，在历史的长河中，福建并不是那类自古以来就以文明震撼人类的地区，当中原地区已有三千年文明史时，福建还是一个朦昧的少年，仅仅在唐代中叶，福建还被视为蛮荒区域，虽说唐末五代福建经济文化有较大的发展，但用这数十年来填补福建与中原地区巨大的差距，似乎太短太短，宋代的福建如同一个奇迹一样展示在历史学家的眼前，令人在她巨大的成就面前目眩头晕。综合社会经济等因素，我们认为：宋代福建经济文化大发展的原因在于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宋代福建经济文化的发展与生产技术的革命与应用有关。古代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农业的发达程度决定了区域经济的繁荣。我们知道：中国南方发展农业的地理条件远胜北方，但在宋以前，长江以南的经济发展水平却远逊于北方。为什么南方有这么好的历史条件，却长期落后于北方？其主要原因在于人类征服自然力量的落后。南方多山地，少平原，森林茂密，藤萝纠葛，比之北方松软的黄河平原，其开发的难度是不言而喻的。古代中国农业的劳动工具曾经经历了三个阶段：木石工具、生铁农具、钢农具。在木石工具时代，中国农人活动的主要区域局限于黄河流域，这是因为：木石工具在松软的黄土上能发挥较大的作用，但用木石工具无法开拓南方森林茂密的山地。这是商周时代南方区域落后于北方的主要原因。迄至战国时期，中国进入了生铁农具的时代。生铁是一种价格低廉的金属，用它制成的工具也是人类第一种真正在民间普及的金属工具。所以，生铁工具的应用，奠定了战国秦汉以来小农经济的基础。但生铁的弱点在于器性太脆，用生铁铸成的农具，很容易断为两折。为了弥补这一缺点，人们不得不将生铁工具铸得更大些。今人发现的汉代生铁犁多重达几十斤，其原因在此。这类农具仍然很难对付南方茂密的森林，因此，在生铁农具的时代，南方开发还是很落后的。使农业劳动工具发生第二次重大革命的是钢农具的发明与应用。钢是铁的一种，它兼有熟铁的柔度与生铁的硬度，因此，可以用它制成锋利的工具。它的性能远胜于以往古人的任何一种金属。由于钢的出现，每农民手中都有了一套轻便的农具--锄头、镰刀、斧头、犁，从此开发南方森林不再困难。钢在中国的发现很早，至少在汉代已有"百炼钢"，不过，其时百炼钢的生产成本太高，无法在民众中普及，只能用以制兵器。而唐以后，中国出现了"灌钢"技术，这一技术将生产钢的生产成本降低到每一个小农都可以接受的程度。据载：灌钢是以生铁与熟铁盘在一起，反复锤炼后，二者之间的碳的分布趋向均匀，便成了钢。这一技术的发明，使钢的生产价格大为便宜，从此，钢成为打制工具与农具的材料，并成为由人民掌握的征服自然的利器。中国的灌钢技术是在唐代成熟的，这是唐代文明的坚实基础。由于有了钢，不论是岩石还是巨木，都不能阻挡人类开发自然的努力。于是，南方的开发从此发生本质的变化。过去，南方的开发只能限于长江中下游的平原，而在钢农具普及之后，便扩至山区。以福建来说，巨大的岩石已不再成为修建渠道不可穿越的阻碍，茂密的带雨林被锋利的钢斧伐倒，这样，人们才有可能将排去沼泽的水，使之成为农田，伐去山林，建造城市。福建这样一个多山的省份，是在农具革命后开始发展的。虽说福建平地有限，不可能成为中国的主要农产区，但农业是一切行业的基础，没有农业一定程度的发展，福建经济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唐以后福建的发展加速，与灌钢这一技术革命是分不开的。在这一时代，除了中国之外，其他国家都不掌握这一技术，由于有了这一生产中决定性的技术，使唐宋文明领先于世界。

第二，宋代福建的发展与北方移民南下有关。福建原来是一个人口稀少的地方，隋代福建仅有12400多户，平均每平方公里仅一户人家。人口如此稀少，根本谈不上经济开发。唐五代之际，北方人口移民大量进入福建，迄至宋朝统一中国，福建约有46万多户。其后，福建人口大幅度增长，北宋末年，已经有了100多万户。南北宋之际，金兵南下，中原地区再次陷入一片战乱之中，中原士子举族南迁，南宋初年，福建人口比北宋多了30多万户！南宋中叶，福建人口达到300多万人。是国内人口最密集的区域之一。在这一时代，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最基本要素，而且，北方的熟练劳动力带来北方的农业与手工业技术，大大丰富了闽人的耕作技术。这是经济发展极为宝贵的一笔财富。随着人口的增加，福建的开发大大加快。许多荒地被开垦为农田，许多城市从荒原中崛起，福州、泉州、建州等三座城市成长为国内有名的中等城市。许多市镇升格为县城，城内手工业与商业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商品经济相当繁荣。

北方移民的南下，带来了北方各种学术与文化，尤其不可忽略的是儒学南传对闽人的影响。对于儒学在历史发展上的作用，过去我们多强调它的反面，近年来，随着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人们渐渐承认：儒学在中国历史上是有其积极作用的。儒学在许多人看来，是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是与民众脱离的雅文化，其实，就原始儒学来说，儒学是一种发源于中原地区的民俗文化，她反映了古代中原地区人民的文化精神。尽管封建统治者把儒学定为统治思想后，其中混入了不少专制主义的因素，但儒学中仍然保持着原始儒学的内容。她对社会的影响是积极的。我认为，儒学对中古时期福建的开发有其决定性的作用！我们知道：在儒学大规模传播之前，福建流行的是道教与佛教，道教与南方的巫术观念十分接近，可以说：它是南方百姓的本生文化之一；佛教虽是外来文化，但在中国传播几百年之后，它对南方社会的影响之深，几乎成为南方社会的一个部分。正如我们在本书中说到的：宋代福建沿海民众中，出家为僧成为一种风气，如果一个家庭有几个兄弟，那么，他们除留一个在家继承家业外，其他几个都成为僧人。在这一风气里，佛道二教的影响之深是可想而知的。佛道二教都是消极应世的文化，对待人生，他们讲的是随遇而安，对物质世界的追求，在他们看来是可耻的。在宋以前，南方文化落后于北方文化，与这一种人生观有很大关系，他们大都满足于现实生活，无心对其改造。这造成南方经济发展的停滞。儒学在南方的传播与北方移民的进入，使闽人的思想观念发生极大的变化。在原始儒学中，有一种不安于现实而追求完美的精神，以生产来说，过去的闽人在物质生产不够丰富的前提下，他们的对策是节制生育，以求得人的再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平衡。而受儒学影响的中原民众，则是想开山造地，改造自然。唐宋以后，福建民众掀起了历史上未曾见的围海造田与兴修水利的运动，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由于人的精神的转换，闽人以积极的态度创造世界与改造世界，形成了宋代闽人创造力爆发的高潮，闽人不再甘于浑浑噩噩的、无知无觉的生活，而是在各方面都力图改造现状，他们引进先进技术，学习最流行的文化思潮，竭力将其化为自己的东西，并在比较中辨析发展，产生了自己独特的观念。宋代福建文化是在其基础上发生的。可以说，没有儒学的影响，是不可能有宋代福建巨大的进步的。

第三，宋代福建经济文化的发展，与福建面临海洋的地理形势有关。在宋以前，中国处于农业文明的时代，文化发达区域的共同特点是：农业生产的水平先进，也就是说：在那一时代，所有的文化发达区都是农业生产最发达的区域。战国时期关中农业的崛起，奠定了秦汉、隋唐文明的基础，东都洛阳之所以能成为汉唐以来的文化之都，也与其农业文化的发达有关。在黄河的中下游，沃野千里，是炎黄文化的根据地。与北方相比，福建这一类的山区丘陵地带，山多地少，虽说农业发展是福建经济的基础，但这种独特的地理形势，决定了福建是不可能有发达的农业的。所以，在宋以前农业决定一切的时代，不可能想象福建这类地区能成为经济文化发展中心。但在宋以后，中国的经济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传统个体农业已发展到顶点，迄至元明清三代再无突破性的飞跃。而这一时代的工商业，开始崭露头角，成为经济中极为活跃的一个因素，虽说农业是基础的基点并未动摇，但新的富裕地区，不再仅仅是农业经济发达的省份，而且还是工商业发达的省份。由于时代的转换，给南方省份的发展供了条件。古代商业的发展，是以水运为基础的。古代的运输有陆运与水运二种，陆运依靠畜力，马车是最好的载体，但马车载重仅有一吨左右，长途运输的劳动成本极高。水运以船为载体，中国古代的大船可以载重二三百吨，不仅载重远远不是车马可比的，而且船的运输可以利用水的浮力与风力，运输成本极低。因此，在蒸汽机发明以前，各国的运输都以水运为主。在中国的各省中，北方诸省的陆运条件好，南方诸省的水运条件好，南方有以长江为主的运输干线，加上支流与人工运河，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可以通航。而北方的第一大河──黄河，却是一条最不适宜航行的河流，仅是依靠人工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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