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快餐化的受众动因

　　摘要本文以“于丹现象”中受众的接受行为为例，分析了传统文化快餐化的受众动因。
　　关键词 传统文化 快餐化 受众
　　
　　如今，媒介只不过是一种奇妙无比的工具，使现实（the real）与真实（the true）以及所有的历史或政治之真（truth）全都失去稳定性……我们沉迷于媒介，失去它们便难以为继……
　　 ――波德里亚①
　　
　　于丹在央视读经典，谈《心得》，突然蹿红。于丹读经典，人们读于丹。这是一种特殊的大众文化现象――传统文化快餐化。
　　传统文化快餐化，是指大众传媒迎合后现代受众在新媒体时代对传统文化的协商式解读②偏好，将传统文化经典以大众喜好的、易懂的方式进行碎片式解读。它模糊了传统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界限，虽然对大众文化的繁荣能起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对传统文化的内涵及其精髓同时起着消解的作用。其运行方式多种多样，在各种传统媒体中都有表现，但尤其以电视媒体中的表现最为耀眼。
　　这种特殊的大众文化现象之所以出现，自有方方面面的社会动因。从受众的接受行为来分析，也能够展现一种“社会事实”之“真”。
　　人是一个充满着矛盾的复杂的自在体，文化传播中的人亦莫过如此。在传统与现代的边沿，在大众文化的喧嚣中，传统精英总忘不了发思古之幽情而又不能从生活的当代抽身而出。传统文化在大众时代无法以一种传统的面目繁荣，而大众，并不自然而然地接受浅薄的快餐文化，这就促使大众文化精英、潮流人物总要借传统之躯壳在大众传媒中贩卖快餐化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以一种无赖的解构而入俗转世。而希冀自己接受的是一种有底蕴的文化的受众，则欣欣然在这种披着传统文化外衣和虚假光环的快餐化的传统文化的接受中，懵然而快乐着。
　　
　　一、“文化工业”笼罩中的“单向度”受众：懵然的接受行为
　　
　　“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是法兰克福学派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大众传媒的一个核心概念。阿多诺在《文化工业再思考》一文中回忆道：1937年，他和霍克海默在《启蒙时期辩证法》的草稿中，用的是“大众文化”（mass culture）概念。“我们之所以用‘文化工业’取代‘大众文化’，是为了一开始就排除与它的鼓吹者相一致的那种解释：这里有点像从大众本身自发产生的文化问题，即现代大众艺术形式的问题。文化工业必定和后者有别。”③
　　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具有两个突出的特征：（1）标准化。文化工业的标准化的结果，是文化产品的消费者被类型化，劳动大众成为满足文化工业倾销需要的标准化的消费者，成为资本家赚取利润、资本增值的机器上的齿轮。（2）麻醉性。文化工业以娱乐的快感和享受满足大众的虚假需要，把在现实中不幸的人引向虚幻的美好世界中去，麻醉了大众的思考和反抗的神经。“文化工业是从上到下强加给大众，表面上看，把大众款待得仿佛专为他们量身制作，实际上是在灌输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标准化了的形式和情感。”④
　　在考察美国发达的传播产业的基础上生长出来的“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是一个批判性的概念。而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大本营移回欧洲以后，这一概念的使用有一个逐渐被本土化（欧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一直伴随着欧洲传播产业的逐渐发达和私有化。而在这一过程中，“文化工业”也逐渐消解了它的批判性本质，并逐渐进入欧洲各国政府的文化政策。80年代，欧洲委员会使用“内涵工业”一词来概括文化产业的本质特性。1997年，英国工党新政府上台后，随即举起文化产业的旗帜，英国文化传媒和体育部将其称为“创意产业”。在法国，虽然依然使用“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 随着法兰克福学派在欧洲影响的式微，其批判性已逐渐被人淡忘了。而在亚洲，目前的日本，文化产业被统称为娱乐观光业；在韩国，文化立国的思路使得“韩流”滚滚。
　　我们知道，上个世纪晚期，我国就有了“文化产业” （Culture Industry）的说法。虽然一度出现过对与其相关的一些表述如“传媒产业”、“媒介产业化”等概念的质疑与争论（往往带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但如今，“文化产业”已是众口铄金，并成为了铁定的文化政策。 “文化工业” （Culture Industry）概念随着批判学派的著作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时，并没有引起知识界的重视；到了90年代，它又是在对宣传体制和相应的意识形态的抗争中进入中国主流知识界的语境并被很快被消解、生成为为“文化产业” （Culture Industry）的，顺应了当时的新闻改革和传媒市场化进程。“文化工业”进入中国，它的批判性被中国的语境收编了。到了本世纪初，“文化工业”的批判性随着“文化产业”的大发展而又显现出必要性来。因为，现实给了我们当头棒喝。而在“于丹现象”中，在电视中快餐式地解读经典的系列节目（《于丹〈 论语〉心得》、《于丹〈庄子〉心得》等），不就是一种“文化工业”的标准化生产吗!?“于丹现象”中的“沙发土豆”，不就是标准化生产的“文化工业”中的被麻醉了的受众吗!? 虽然“文化工业”概念产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但当下的中国，正处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潮流中，实践着市场经济，传媒经受着市场化的改革，文化经历着市场化的转型，传媒的生产、文化的生产，其规模与方式，与上世纪中期前的美国的文化生产相比，“‘工业’化”的程度毫不逊色。在当下的中国，文化正在而且日益迅猛地“工业”着。不只是电视，还包括报纸、广播、网络等各类媒体，都在寻求着、实践着一种“文化‘工业’化”的模式，快乐的主题主打着传媒的生产与消费，娱乐风行，类型化的娱乐不断克隆。受众日益为这样的“文化工业”笼罩住了。
　　1964年，马尔库塞出版了一本很快引起轰动的著作――《单向度的人》。他认为，大众媒介“传播着必要的价值标准，它们提供了效率、意志、人格、愿望和冒险等方面的完整的训练”，⑤但却消灭了思想的丰富性和人的多样性，“单向度思想是由政策的制订者及其新闻信息的提供者系统地推进的。”⑥资本主义社会造就的人只有一个面向，没有第二个向度，即只有肯定、认同和顺从现状的面向，而没有否定、批判、超越现状和追求更美好生活的面向。
　　然而，当我们把视野落回到当下的中国受众时，我们会发现，有一部分人也已经“单向度”了。改革开放和市场化改革、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在文化产品和传媒产品的接受中，一部分受众终于完成了“单向度”的转型――更愿意在大众文化（“文化工业”）的喧嚣中不需要思考地接受文化产品，而这种接受，是在一种“我在‘文化着’”的心态中进行的。这一种“我在‘文化着’”的心态，在最近的“国学热”的涌动中，体现为对文化经典的碎片式的解读与接受。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文化工业”笼罩中的“单向度”受众，其文化接受行为呈现为一种懵然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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