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上海的百货公司与商业文化
战时上海的百货公司与商业文化,作者:菊池敏夫【本文摘自】《史林》(沪)2006年2期第93~103页【作者简介
作者:菊池敏夫
【本文摘自】《史林》(沪)2006年2期第93~103页
【作者简介】菊池敏夫,日
菊池敏夫,教师,日本神奈川大学附属高等中学。
【内容提要】日中战争前,上海五大百货公司的销售额占上海商品零售总额的约56%,具有绝对优势。以富裕阶层及有丰厚积蓄的新兴中产阶层为主要目标,百货公司的业务从销售商品发展至商业文化。孤岛时期,大量难民及资金流入,工商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百货公司迎来了黄金时代。亚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虽然有日本“军管”、外国商品的进口减少等负面现象存在,但另一方面,百货公司的新建和扩建,附属事业的繁荣景象也不断呈现,战争期间的经营因此得以维持。
【关 键 词】战时上海/百货公司/商业文化
[中图分类号]K26;K295. 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6)02—0093—11
上海的百货公司位于公共租界主要交通干道的南京路。公共租界是英国人开创的,所以在那里最早形成以英国人为主体的具有法律、裁判、警察、 军事等机能的全权统治的政治系统,而且,其全权统治的政治系统是公共租界存在的重要根源。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公共租界的工商业,那里有“华洋杂居”的上海租界的另一个现实特征,即与政治活动相对照,作为中国人经济活动之一的商业活动的比重极高,并成为其重要的不可欠缺的因素。① 如果从公共租界的历史来看,在工商业的资本投入总额中,中国人投资达到了非常大的份额。特别是在商业方面,包括华侨在内的中国人投资凌驾于以英国为首的诸外国之上。理所当然,传统的中国人创建的中小规模商业也占压倒的多数。② 中国语所称的“百货公司”(百货店或百货公司,以下统称“百货公司”)那样大规模的零售业是19世纪后半期由英国人首创的,但在1910~1930年代的发展中,完成“上海百货公司”的不是别人,恰好是中国人。
那么,上海的百货公司究竟是怎么回事呢?1910~1930年代,公共租界有好几个百货公司。1917年,先有先施百货公司(The Sincere & Co. Ltd. ),翌年永安百货公司(The Wing On Co. [ Shanghai] Ltd. )在南京路浙江路交叉口一侧开业。这两个百货公司的开设,使南京路客流量显著上升,将其急遽地改变成上海最大的商业和娱乐之街。因此,先施和永安在南京路的发展史上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作用。1926年,新新(The Sun Sun Co. Ltd. )百货公司开业,1936年大新(The Da Sun Co. Ltd. )百货公司也加入了。这些被称为“四大公司”的百货公司,除了销售“环球百货”即高级舶来品外,还开设很多娱乐游戏设施、旅馆等,如此的一体化经营充分发挥了广场、庙会的机能,使其成为一个充满多彩的综合性的都市型生活、娱乐中心的巨大设施,③ 并为考查民国时代上海商业和都市商业文化提供了某些重要论点。
本文考察日中战争时期上海的百货公司行业。公共租界的商业即使在进入日中战争、亚洲太平洋战争以后也没有改变“华洋杂居”的基本格局。当然,这里说的“华洋杂居”乃是“华”占压倒多数的世界。本文最大的关注点是,南京路的百货公司和上海的都市商业文化与日本军事、政治行动及其他活动的关系是如何演变的。
有关上海百货公司行业的先行研究,主要是以企业经营史的视点来进行,④ 而从都市史和都市文化史角度的研究,不得不承认,无论在质和量上都是不充分的。值得注意的是,南京路的百货公司不仅作为大型零售店担负了商品流通的新使命,也作为上海人及上海居住者的都市文化、生活、娱乐的领导者,具有极强的性格。这在考察战时上海的时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的。本文在留意此点的同时,首先阐明上海百货公司行业在1930年代前作为都市型、多机能型设施诸多特性的具体状态,其次来验证它们在战时是如何演变的。
一 1910~1930年代上海的百货公司业
(一)西洋资本的“早期四大百货公司”
百货公司的一般特征是由股份公司组织,具有规模大、资金多、经营范围广等大型综合商店的要素。在上海,19世纪后半期首先是由西洋资本的百货公司开业,其次是以华侨世界为背景的中国资本于1910年代从香港、广州进入上海,最终在上海进行了巨大的发展。
首先来考察西洋资本的百货公司。在南京路外滩附近,从清末开始有福利、汇司、泰兴、惠罗等4家西洋资本的百货公司,称“早期四大百货公司”。清末,由于这些百货公司的影响,许多中外商店进入南京路。20世纪初,南京路东端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商业街。
【本文摘自】《史林》(沪)2006年2期第93~103页
【作者简介】菊池敏夫,日
菊池敏夫,教师,日本神奈川大学附属高等中学。
【内容提要】日中战争前,上海五大百货公司的销售额占上海商品零售总额的约56%,具有绝对优势。以富裕阶层及有丰厚积蓄的新兴中产阶层为主要目标,百货公司的业务从销售商品发展至商业文化。孤岛时期,大量难民及资金流入,工商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百货公司迎来了黄金时代。亚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虽然有日本“军管”、外国商品的进口减少等负面现象存在,但另一方面,百货公司的新建和扩建,附属事业的繁荣景象也不断呈现,战争期间的经营因此得以维持。
【关 键 词】战时上海/百货公司/商业文化
[中图分类号]K26;K295. 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6)02—0093—11
上海的百货公司位于公共租界主要交通干道的南京路。公共租界是英国人开创的,所以在那里最早形成以英国人为主体的具有法律、裁判、警察、 军事等机能的全权统治的政治系统,而且,其全权统治的政治系统是公共租界存在的重要根源。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公共租界的工商业,那里有“华洋杂居”的上海租界的另一个现实特征,即与政治活动相对照,作为中国人经济活动之一的商业活动的比重极高,并成为其重要的不可欠缺的因素。① 如果从公共租界的历史来看,在工商业的资本投入总额中,中国人投资达到了非常大的份额。特别是在商业方面,包括华侨在内的中国人投资凌驾于以英国为首的诸外国之上。理所当然,传统的中国人创建的中小规模商业也占压倒的多数。② 中国语所称的“百货公司”(百货店或百货公司,以下统称“百货公司”)那样大规模的零售业是19世纪后半期由英国人首创的,但在1910~1930年代的发展中,完成“上海百货公司”的不是别人,恰好是中国人。
那么,上海的百货公司究竟是怎么回事呢?1910~1930年代,公共租界有好几个百货公司。1917年,先有先施百货公司(The Sincere & Co. Ltd. ),翌年永安百货公司(The Wing On Co. [ Shanghai] Ltd. )在南京路浙江路交叉口一侧开业。这两个百货公司的开设,使南京路客流量显著上升,将其急遽地改变成上海最大的商业和娱乐之街。因此,先施和永安在南京路的发展史上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作用。1926年,新新(The Sun Sun Co. Ltd. )百货公司开业,1936年大新(The Da Sun Co. Ltd. )百货公司也加入了。这些被称为“四大公司”的百货公司,除了销售“环球百货”即高级舶来品外,还开设很多娱乐游戏设施、旅馆等,如此的一体化经营充分发挥了广场、庙会的机能,使其成为一个充满多彩的综合性的都市型生活、娱乐中心的巨大设施,③ 并为考查民国时代上海商业和都市商业文化提供了某些重要论点。
本文考察日中战争时期上海的百货公司行业。公共租界的商业即使在进入日中战争、亚洲太平洋战争以后也没有改变“华洋杂居”的基本格局。当然,这里说的“华洋杂居”乃是“华”占压倒多数的世界。本文最大的关注点是,南京路的百货公司和上海的都市商业文化与日本军事、政治行动及其他活动的关系是如何演变的。
有关上海百货公司行业的先行研究,主要是以企业经营史的视点来进行,④ 而从都市史和都市文化史角度的研究,不得不承认,无论在质和量上都是不充分的。值得注意的是,南京路的百货公司不仅作为大型零售店担负了商品流通的新使命,也作为上海人及上海居住者的都市文化、生活、娱乐的领导者,具有极强的性格。这在考察战时上海的时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的。本文在留意此点的同时,首先阐明上海百货公司行业在1930年代前作为都市型、多机能型设施诸多特性的具体状态,其次来验证它们在战时是如何演变的。
一 1910~1930年代上海的百货公司业
(一)西洋资本的“早期四大百货公司”
百货公司的一般特征是由股份公司组织,具有规模大、资金多、经营范围广等大型综合商店的要素。在上海,19世纪后半期首先是由西洋资本的百货公司开业,其次是以华侨世界为背景的中国资本于1910年代从香港、广州进入上海,最终在上海进行了巨大的发展。
首先来考察西洋资本的百货公司。在南京路外滩附近,从清末开始有福利、汇司、泰兴、惠罗等4家西洋资本的百货公司,称“早期四大百货公司”。清末,由于这些百货公司的影响,许多中外商店进入南京路。20世纪初,南京路东端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商业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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