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外交家的出版情怀

黎庶昌与张裕钊、关汝纶、薛福成称“曾门四弟子”。黎庶昌成长时期，清代封建王朝正处于风雨飘摇的年代。黎庶昌在出使西欧与日本时，坚持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没有奴颜媚骨，也没有虚骄自大的习气。他不把一切外国人都视为“夷狄”，他尊重所驻国的风俗习惯，诚恳而平等地待人接物。他完成外交使命是建立在维护祖国领土完整和民族自立的基础上的，黎庶昌的外交生涯得到许多学者首肯。

黎庶昌出使国外时，目睹西方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社会变化，对比国内的封建专制制度和极其落后的状况，心中产生极大的震动，便向清廷提出：建水师、筑铁路、修治京师街道、优礼各国公使、保护商务、预筹度支并请亲藩游历欧洲等改革议案，足见爱国热情。这些议案在仇视“火车轮船”的清顽固派中，亦不了了之。

黎庶昌出使日本期间，还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刻印了《古逸丛书》。今年，贵州省人民政府拨巨资、贵州人民出版社倾全力，影印再版了该书，共计56册。

黎庶昌两度任驻日公使，正值日本明治维新之后，西学兴而汉学日趋式微，旧版秘籍不为书肆所重。黎庶昌发现，国内早已亡佚的古籍散落在日本朝野，便与时任驻日外交随员的杨守敬“极力搜访”。杨守敬“日游市上，凡报已毁坏者皆购之，不一年遂有三万余卷”。黎庶昌与日本朝野文士广泛交游，这给他搜求古籍带来了极大便利。有些日本王室秘府的藏本，他还通过外交途径搜求。如《太平寰宇证补厥》，原藏于日本秘阁，黎庶昌致日本的太政大臣，几经交涉，才以西法摄影而得。有的则“赠金币而刻之”就这样，“上自王室秘府，下至寺观，以及士大夫家，莫不网罗择要而刊之……使中国数千年坠简复还旧观，海内士大夫得者莫不惊为秘籍。”

这套《古逸丛书》丛书由黎庶昌个人出资刻印，他“节三年薪俸万数千金，耗二年心力”，于光绪十年（1884年）秋竣工。此书凡二百卷，二十六种。一个封建帝国时代的外交家，在公务之余，节俭“三年薪俸万数千金”，历时二年，将国内亡逸的古籍广为搜求刻印出版。黎庶昌对民族文化积累、整理、传承功不可没。《古逸丛书》贵州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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