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梁实秋论战：学术争论上升到人身攻击

现代文学论争史上，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旷日持久，以1930年为中心，长达8年，产生了40多万言100多篇文字，内容涉及教育、文学、翻译、批评、政论等诸多方面，包含人性、阶级性、普罗文学、翻译理念、文艺政策等诸多论题。这场大论争高潮迭起，基调是严肃的，但也不乏恶骂甚至人身攻击。在这场论争中，留给后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那个著名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称谓了。

冯乃超贴标签

从学理上看，鲁梁论争之初，鲁迅无论在论述方式还是论述姿态方面都留下了较多的商榷空间，但梁实秋深受其美国老师白璧德的影响，文风明显流露出精英主义的贵族气息，比如称普罗只是生孩子的阶级、好作品永远只是少数人的专利等，使其论战在姿态上有所失分。不过，此时双方还能克制在学术探讨的范围内。鲁梁二人从“论战”急转直下成为“论骂”的转折点，是冯乃超的半路杀出。

冯乃超是左翼文学理论家，1930年参加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被推举为《理论纲领》的起草人。冯乃超和鲁迅一样，极其反感梁实秋《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中的一些主张。1930年2月，他在蒋光慈等主编的《拓荒者》第二期上发表《阶级社会的艺术》一文，批驳梁实秋的某些观点，其中说:“无产阶级既然从其斗争经验中已经意识到自己阶级的存在，更进一步意识其历史的使命。然而，梁实秋却来说教……对于这样的说教人，我们要送‘资本家的走狗’这样的称号的。”

冯乃超站在普罗大众的一边，具有道德上的天然制高点，奉送给梁实秋的这顶帽子，并没有经过学理上的推理与论证，所以说梁实秋是“资本家的走狗”，只是逞了一时口舌之快，纯粹是道德上的一厢评判，该定义并未在事实和逻辑上坐实过。

梁实秋挑动政治神经

梁实秋看到《拓荒者》上冯乃超关于称他为“资本家的走狗”的文字后，做了《“资本家的走狗”》一文，发表在《新月》杂志上以示答复。文章先据冯乃超一文中所引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的定义，“觉得我自己便有点像是无产阶级里的一个”后，又就“走狗”定义道:“大凡做走狗的都是想讨主子的欢心因而得到一点恩惠”，并质疑道:“《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那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账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党去领卢布，这一套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

梁实秋不承认自己是资本家的走狗，甚至觉得自己应当属于无产阶级，并从逻辑上反讽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坛“二元对立”的绝对化思维，“有一种简单的论理学:非赤即白，非友即敌，非革命即反革命”，非赞同左翼，即“走狗”。

冯乃超给梁实秋扣上“资本家的走狗”这顶帽子后，鲁梁论战开始悄悄发生微妙的变化，意气的成分加重了。

据冯雪峰回忆，鲁迅在《新月》上看了梁的文章后，愉快地说:“有趣！还没有怎样打中了他的命脉就这么叫了起来，可见是一只没有什么用的走狗。”当然，鲁迅对冯的文章也未必满意，觉得“乃超这人真是忠厚人”，因此，决定自己“来写它一点”。

鲁迅加上两个定语

“这一点”就是现代文学论战名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论争又从梁实秋和冯乃超之间转回到鲁梁，鲁迅在梁实秋的原题上，新添了两个定语“丧家的”和“乏”。

鲁迅无法根据定义证明梁实秋属于“资本家阶级”，所以对梁实秋的自我辩护置之不理，只是剑走偏锋，辛辣挖苦梁实秋:“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得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梁先生既然自叙他怎样辛苦，好像‘无产阶级’(即梁先生先前之所谓‘劣败者’)，又不知道‘主子是谁’，那是属于后一类的了，为确当计，还得添几个字，称为‘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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