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明代历史生动面相

　　作者：廊坊师范学院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 李建武

　　为加强国内外明史学界的学术交流，拓宽明史研究的视野，5月12—14日，由廊坊师范学院主办的“明朝及其所处历史时代”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廊坊市举行，来自14个国家和地区的16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政治史研究出新意

　　明代政治史是重要的传统研究领域，如何予以深化是此次会议的一大亮点。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毛佩琦阐述了元明之间的区隔与承接，认为国力限制了明太祖对元朝的全盘取代，明朝之所以承认元朝的正统性是为了宣示明朝的正统性；明成祖宽阔的胸襟及其与北平的深厚感情、自身的实力激发了其恢复元朝事业的雄心壮志，明仁宗则以儒家治国理念改变了明朝的发展趋势，土木之变后明朝彻底丧失了北进之心。日本大阪大学文学部教授滨岛敦俊将元明鼎革与江南联系起来，认为元明鼎革之际江南基本没有出现华北那样的战乱局面，江南士大夫在红巾军起义时保持着对元朝的忠诚，鼎革后很自然地向明朝尽忠。

　　明代的君臣关系问题为众多学者所关注，引起与会学者热议。中国明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商传从君臣对立来解读明朝政体的运转，认为君臣对立是明代皇权政体下保证国家良性运转的机制，这种机制一旦被破坏，国家政体的运转便会出现问题。法国滨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马骊则把“怒”视为政治专制的组成部分，从心理角度阐释了“怒”与权力的关系，认为朱元璋是一个易怒的皇帝，这种“怒”分为私人愤怒和政治愤怒，朱元璋的“怒”往往与法外用刑相关，造成了不少冤案和错案，导致出现政治灾难，严重影响了皇权的正常运转。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教授王剑从明世宗勤政角度，解释了“内臣之势惟嘉靖朝少杀”与当时众多高级宦官权势之大、地位之高的矛盾，认为世宗在中枢决策和理政方式上的特点重现了内阁政治产生之初的典型形态。

　　此外，与会学者对明代底层人物的关注也体现了政治史研究的深化。吏胥是明代官僚体系中最底层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范金民探讨了明代中后期各级衙门因书吏顶充而出现的顶首银之运作，并从制度设计、升迁前途、世袭垄断、官箴腐败四个方面，解释了明代悬有厉禁而顶首银仍然大行其道的原因。

　　新旧文献呈现丰富历史面相

　　与会者对包括诸多新见文献及传统文献在内的多种史料进行了新的解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王振忠对颇为罕见的16世纪稿本《曹氏本素轩创承遗绩》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该书不仅为探讨明代分家文书体例的变化提供了很好的样本，而且从侧面反映了正德、嘉靖年间徽州社会的变迁。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邱仲麟利用上海图书馆馆藏珍贵稿本《品外稿西行纪》，分析了明末晋南城市景况、市镇兴衰、旅宿条件、女子妆扮、各地庙宇等经济与社会情况。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卢雪燕介绍了该院现存最久远的20余种明代地图，除说明各图大要外，还从其类型、内容等方面归纳明代官绘地图的特性及其时代意义。

　　参会学者对传统文献进行的研究呈现出系统性、创新性特点。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资深教授、廊坊师范学院特聘教授南炳文对张廷玉《明史》以及现存的七个主要拟稿进行对比研究，发现《明史》分为繁芜本和简练本，在由繁到简的过程中，徐乾学的98卷本《明史列传》首开先河，其他简练本皆继承徐氏而成。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陈洁对徐乾学《明史列传》进行了考辨，认为该书是在万斯同《明史》基础上修订而成，又为王鸿绪《明史稿》所吸收，是《明史》纂修过程中重要的阶段性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杨艳秋考察了清朝统治者对《明史》本纪和列传“论赞”的改动，认为这种改动不单单是字词的变化和内容的增补，而且体现出清代官方史学观点的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兆裕考订了明代《山海经》的众多版本，并对其新绘图形式进行解读，力图呈现明代《山海经》研究与传播的全貌。日本大阪经济法科大学教授伍跃通过《宝坻政书》的记载来分析晚明华北地方行政，认为在晚明国家基础性权力受到侵害的背景下，袁黄作为一名普通知县在制度规定的范围内，设法处理国家政权与民众之间的关系，照顾到国家、地方政权和民众的利益关系，既履行知县职责，又努力减轻民众负担。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献忠则通过该书来剖析明代县域治理的实践与困境，详述了袁黃任宝坻知县期间的治理实践，认为在古代以人治为主导的政治生态中，袁黄在宝坻的治理成就仅停留在个案层面，而不具有普遍意义。

　　与会学者对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也进行了新的阐释。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姜胜利围绕朱元璋立国、建文帝出亡、明末三案、历朝实录撰修等展开的史学活动，阐释了明代史学与政治难以分离的依存关系。《帝鉴图说》是张居正经筵的刻本，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乔治忠认为，张居正之所以编纂该书，不仅是希望启沃少年皇帝修养向善，而且蕴含着张居正实现个人政治抱负的动因，其在内阁首辅之外试图兼为帝师，为独揽大权准备资格和条件。然而，过早接触历史不仅没有培养万历皇帝的兴趣，反而使其产生倦怠和厌烦，对史学编纂有一种不着意支持但也不屑于干预的心态，因此万历朝官方修史和私家史学呈现兴盛局面。牛津大学东方学系副教授戴彼得（Peter Ditmanson）考订出陈建《皇明通纪》至少有20个版本，认为该书是当时完成的第一部明代通史，其叙述方式、受欢迎程度、修改过程可以反映晚明时期私家修史观念。

　　国际视野观照“他者”形象

　　本次会议的特点之一是国外学者众多，他们对海外汉学研究新进展的介绍使国内学者得以了解最新的海外研究状况。越南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阮友心博士介绍了越南历史著作中引用明朝书籍的近况，中越两国悠久的历史联系、频繁的书籍交流使得越南学者常常利用中国各朝书籍，来补充越南历代王朝史研究，而且越来越多地直接使用汉语原书进行研究。

　　来自异域的追忆与描述对了解明代中国有着独特作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蓝莉（Landry–Deron Isabelle）考察了16世纪法国向中国派遣使团的原因及经过，借此描绘了法国对明代中国的认知。文学作品也是历史的反映与探索，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毕欧菲（Marie-Christine Pioffet）根据马可·波罗《寰宇记》（今译《马可·波罗游记》）、乔凡尼·彼得·马菲的《东印度洋与西印度洋的历史》、维尔蒂厄夫人的《中国的新潮与风雅》等文献，描述了17世纪法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加拿大拉瓦尔大学教授罗刚（Frédéric Laugrand）探讨了菲律宾马尼拉和达沃华人墓地里与死亡相关的信仰及习俗，认为菲律宾华人群体保留了大量传统因素，这些因素与明代传统相吻合，特别是在孝道和男尊女卑等方面。然而，他们也采纳了外部世界的大量文化成分，形成了兼收并蓄的文化特点。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馆长罗诺德（Florian Knothe）以16世纪青花瓷在欧洲的传播为例，阐述了明代中国文化在海外的影响。加拿大魁北克大学教授欧兰（Olga Alexeeva）根据佩特林出访中国的各种史料文本，重新梳理了1618年俄国派遣使团到中国出访的历程，包括派遣原因、往来途中面临的挑战、在北京的所见所闻、万历皇帝写给沙皇的信等，丰富了对明代中俄第一次官方往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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