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历史—合肥历史—庐州治所抗金前哨隋唐宋元时期的合肥

　　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隋师大举伐陈，庐江总管韩擒虎率5万人攻入建康（今南京），陈后主陈叔宝被掳，陈被隋所灭。自东晋以来270多年的南北朝局面结束，全国复归为统一。隋唐时期，特别是唐朝中前期，合肥的社会经济有相当大的发展。在全国从分裂走向统一的过渡时期——五代十国时期，合肥人杨行密崛起于江淮之间，被唐册封为吴王，其子杨溥最终建立了吴国。
　　宋元时期，合肥在全国的政治、经济地位都有所上升，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很显著。从南宋建立（公元1127年）至宋金绍兴和议（公元1141年）的10余年间，宋金在江淮地区进行了激烈而频繁的征战，作为江淮重镇、淮西首府的庐州，成为抗金的前哨阵地。元初，统治者为了江淮地区人民的反抗，在古来兵家必争之地的庐州，专门设立一个蒙古军万户府，任命昂吉儿为该万户府的达鲁花赤（军事首脑）。至文宗时，又另封原镇南王贴木儿花为宣让王，驻节庐州，镇戍庐州、安庆、安丰（治所在今寿县）3路所在的江淮地区。

唐代庐州经济
　
　　唐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灿烂辉煌的时期，特别是唐贞观到天宝的120年间（627年—755年），社会稳定，“百姓殷富”，国家粮仓积满，甚至“陈腐不可较量”。正如诗人杜甫在《忆昔》诗中所写：“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唐朝中前期，江淮地区的社会经济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合肥作为庐州治所，其农副业、手工业和商业贸易都有长足进步。
　　当时庐州物产丰富，除稻、粟、麻、茶丰产外，其他农副产品和工艺品也较丰富。单贡品就有丝布、绸缎、绢、花纱、麻、茶、酥、糟点、酒器、鹿脯等多种。在庐州贡物中，丝织品比较突出，《新唐书·地理志》云：“庐州土贡有花纱、交梭丝布等。”据《唐六典》记载，当时庐州所产的布、火麻的质量在全国名列前茅。唐宪宗时，朝廷向江淮地区大索缣匹，向回鹘换马。五十匹缣才换一匹马，而换来的马多羸弱不堪使用。因此，白居易愤慨地写道：“元和二年（唐宪宗年号，公元807年）下新敕，内出金帛酬马值。仍识江淮马价缣，从此不令疏短织。合罗将军呼万岁，捧授金银与缣彩，谁知黠虏启贪心，明年马来多一倍，缣渐好，马渐多，阴山虏，奈尔何？”
　　合肥商业贸易在隋唐时期亦有发展。当时周围各县的漕粮大多通过合肥水路运抵京师。唐初，合肥市区南半部已形成新的商业巨镇。清嘉庆《庐州府志》载：唐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右武侯尉迟敬德筑“金斗城”，城址在“故城东南六里，肥河南岸岗阜高地”。金斗城为庐州新城，地处肥水南岸，水路交通便捷。
　　经济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使唐代庐州的人口大量增加。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核实户口，合肥所在的庐江郡实有户籍41632户，平均每县5947户。到唐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庐州（辖合肥、慎、巢、庐江、舒城5县）共有43323户，205396人，平均每县8665户，户数和人数均多于今安徽境内的南北各州。
　　唐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爆发了以安禄山为首的叛乱，唐王朝失去了黄河流域的财政收入。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唐王朝加紧了对江淮地区的搜括，“天下以江淮为国命”。 至德元年（公元756年），第五琦向唐肃宗献策：“财赋所产，江淮居多。”肃宗即任其为江淮租庸使。同时郑叔请为御史到江淮，用“率贷”法取货财，“豪商宗户皆籍其家资，所有财货畜产，或五纳一，谓之‘率贷’，所收以巨万计”。这表明当时合肥所在的江淮地区经济发展已达相当水平，社会生产力有很大提高。

杨行密崛起于江淮
　
　　唐朝末年，全国大乱，唐王朝在黄巢大起义的打击下，虚弱不堪，名存实亡。大大小小的地方军阀，乘机扩张实力，据地称雄。在军阀混战中，合肥人杨行密于唐僖宗乾符年间（公元873—888年）起兵庐州，自称八营都知兵马使，并接管了庐州兵马。
　　此事发生后，庐州刺史郎幼复束手无策，被迫交出兵符印信，上表淮南节度使高骈，自请解职，由杨行密代行职权。高骈慑于杨行密的兵力强大，想息事宁人，同意了郎幼复的意见，任命杨行密为淮南节度押牙，统领庐州军队，同时“知庐州事”。此时，唐僖宗君臣已逃往四川，无力顾及地方之事，只好承认了这一既成事实，任命杨行密为庐州刺史。由此，杨行密堂而皇之地成为地方军政长官，开始了他拓疆殖土的地方割据之路。
　　庐州起兵之时，杨行密与田郡、陶雅、刘威、刘金等心腹兄弟，号称“江淮三十六英雄”。他们颇有草莽豪杰之气，与世代厕身行伍的藩镇旧将大有不同。占据庐州后，杨行密招兵，延揽文士为羽翼。袁袭、高勖、戴友规等谋士，李神福、台濛等武将纷纷被其网罗于麾下。杨行密实力大增，成为活跃于江淮之间的一支强大力量。不久，杨行密的军队占据舒州，并击败了中原地区强悍的军阀秦宗权和寿州刺史张翱的进攻，进一步提高了杨行密的实力和威望，使他在庐州的地位稳固下来。
　　光启三年（公元887年），淮南节度使高骈的部将毕师铎联络驻守宣州的宣歙观察使秦彦，起兵反叛高骈，进攻淮南节度使驻地扬州。高骈任命杨行密为淮南行军司马，命他率庐州兵火速增援扬州。杨行密认为，这是扩大地盘，插足扬州的好机会。接令后，他立即抽调兵马，又向和州刺史孙端借兵，组织队伍开往扬州。待杨行密率军到达扬州外围时，扬州城已被秦彦、毕师铎攻破，高骈被拘禁，秦彦自称淮南节度使，以毕师铎为行军司马。于是，杨行密在扬州城下设8处营寨围城。六月初，秦彦派毕师铎等领兵8000开扬州西城门出战，刚出城门，便遭到杨行密的迎头痛击，军队损失大半，只得退回城内。
　　八月，秦彦调集全城守军12000人，再次出城作战。杨行密利用秦彦军兵士饥饿、战斗力不强的弱点，采取诱敌深入之法。他命令把金帛粮食集中在一空寨中，只派一些老弱的军士守卫，但在周围却设了两层伏兵。然后，杨行密自己领兵千人去挑战，一交手就佯装不敌，弃营而走。敌兵饥渴难忍，见杨行密领兵败走，就进空寨抢夺财物。这时，伏兵四起，秦军无法对抗，落荒而逃，伏尸数十里。毕师铎一人回到城中，一气之下杀了高骈。经此一战，秦彦元气大伤。但直到十一月，扬州才被杨行密攻破。此时的扬州，哀鸿遍野，由于严重缺粮，米价每斗卖到四五千钱，居民大半饿死。
　　鉴于扬州残破和面临占据高邮等地的军阀孙儒的强大压力，杨行密决计撤出扬州，另寻出路。文德元年（公元888年）二月，杨行密令和州将领延陵宗领兵返回和州，又派指挥使蔡俦领兵1000，带着粮食辎重返回庐州。四月，在谋士袁袭的劝说下，杨行密放弃驻守海陵的计划，回庐州“再为进取之计”。
　　返回庐州后，杨行密以庐州为基地，向江南发展，先后占领池州、宣州、常州等地。
　　在杨行密进据宣州、常州之时，孙儒攻掠淮南各地。他在当地强迫丁壮当兵，扩充军队，声势浩大，号称拥有雄兵50万。庐州守将蔡俦抵抗不住孙儒的进攻，也投降了孙儒，给杨行密造成很大压力。景福三年（公元892年）正月，孙儒乘势率大军围攻宣州。面对10倍于己的军队，杨行密采纳部将刘威、李神福的建议，据险而守，坚壁清野，固守宣州。双方相持四月余，孙军攻城不克，士气低落。加上天气变热，军中疫病流行。六月，粮道又被杨行密派兵切断，军中缺粮，人心不稳。杨行密乘机发动进攻，大败孙军。孙儒被处斩，余众归降杨行密。
　　892年七月，杨行密攻破原被孙儒占领的扬州。八月，唐昭宗任命杨行密为淮南节度使。
　　杨行密进占扬州后，立即整顿军事。他从孙儒部众中选拔了5000名骁勇善战的军士，给他们优厚的待遇和精良的装备，自成一军，号称“黑云都”，作为自己的亲兵，充当作战的先锋。面对扬州城内百业凋谢、一片残破的景象，以及粮草不足、民心不附的事实，杨行密非常注重发展生产。
　　893年七月，杨行密派部将李神福攻占了庐州城，杀了守将蔡俦。其后又占歙州等地。乾宁二年（公元895年），杨行密平定了抗命不服的寿州刺史江从勖，夺取寿州。至此，杨行密完全取得了淮南各地。
    乾宁四年（公元897年）九月，杨行密与占据黄河流域的军阀朱温在清口展开决战，并取得决定性胜利，使朱温吞并南方的幻想，再也不敢用兵淮南，杨行密保住了统治江淮的局面。清口之役前后，杨行密又攻取了开、常、鄂等州，使杨行密的统治区域扩大到20多州。
　　天复二年（公元902年），杨行密受封为吴王，成为唐朝的藩王。这时杨行密统治的区域，名义上还不是独立的王国，但为后来的吴国和南唐奠定了基础。
　　战乱之后，江淮地区变得疮痍满目，哀鸿遍野。杨行密采纳谋士的建议，实行“招合遗散，与民休息，政事宽简”的政策。在人民的辛勤劳动下，“未及数年，公私富庶，几复承平之旧”。杨行密的继任者继续实行奖掖农耕、轻徭薄赋的政策，人们安居乐业，市面繁荣。千里江淮间“旷土尽辟，桑柘满野，国以富强”，重又出现了繁华景象。
　　杨行密死后，其子杨溥正式建立吴国，称国王。吴共立国19年。937年，李昪废吴睿帝杨溥自立为帝，建立南唐，吴国灭亡。

宋元时期的合肥经济
　
　　北宋、南宋时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有张有弛，并有宋辽夏金之间的战争，但整体来说，两宋时期淮河以南的社会局面较为稳定。同时，两宋统治者实行了一些恢复和发展经济的缓和措施，再加上南宋时期黄河南北人民纷纷南迁，南北生产技术有了交流，对江淮地区经济的发展十分有利。因而，两宋时期合肥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都有显著提高。宋代的朱服在《过庐州》一诗中描绘了合肥当时的升平气象：“昔年吴魏交兵地，今日承平会府开，沃野欲包淮甸尽，坚城犹抱蜀山回。柳塘春水藏舟浦，兰若秋风教弩台。”
　　元朝统一后，合肥所在的江淮地区由宋金对峙的前线战区变成了安定的腹地。元朝前期的统治者注重维护社会安定，实行重农政策，并把江淮地区作为全国垦荒的重点。元灭南宋时，宣布除田租、商税、茶盐酒醋等基本税外，南宋的苛捐杂税一概蠲免。至元朝大德初年，合肥所在的江淮地区，人口增多，炊烟相望，桑麻遍地，商旅如织，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合肥地区的农业生产在这一时期有显著发展。首先是农业技术的改进，诸如开垦荒田用的刀、中耕用的弯锄、碎土用的铁耙，平整田地用的拉板等，都逐渐由中原传入江淮地区。其次是耕地面积的扩大。庐州各县大兴圩田，扩大耕地面积。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当时江淮圩田有数百处，其中庐州有36圩，方圆40里，今合肥地区的肥东、肥西等处，都是圩田的集中分布区。圩田既可防涝，又可抗旱，而且具有规模大、结构合理的特点，因此单位面积产量较高，一般亩产四石，高者可达六七石，是北方地区亩产的2至3倍。元朝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淮西道宣慰使昂吉儿上奏，说庐州一带空闲地很多，请求准许百姓垦种，元世祖下诏同意，并限制豪富任意侵占荒地，合肥地区垦田大增。此外，粮食作物的品种也大量增加，麦、粟、黍、豆等北方农作物，在江淮地区的种植已相当普遍。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江淮之间大旱，午麦不收，派人到福建取来占城稻种。《宋会要稿》载：“大中祥符五年五月，遣使往福州，取占城稻种三万斛，分给江、淮、两浙三路转运使，并出种法，令择民田之高仰者，分给种之。”占城稻产量高，成熟早，使江北的农业得到较大发展。南宋末期，经济作物棉花的种植也逐渐扩大到江淮地区，江淮之间“既获其利”。时人在淮南田歌中咏道：“江东木棉树，移向淮南去”。由于棉花的种植，棉布取代丝、麻，使人们的衣着原料发生了重大变化。
　　宋元时期，合肥的手工业也比前代有所发展。丝织品的种类比唐代更多，且随着棉花的引种，兴起了棉纺织业。《宋史·食货志》载：寿州产瓷器。在今长丰县北部有大量瓷土和宋代窑址，表明陶瓷业已有发展。金银器制作水平有很大提高。1955年，在合肥原孔庙址基工地施工中，发现了一用铜盘覆盖的大陶瓮，内装金银器101件。其中金器10件，为碟、杯两种，总重2300克；银器91件，为碟、杯、果盒、壶、碗、筷、勺等，重32250克。这批金银器件用锤打、线刻、模铸等工艺铸造，表面刻有各种折枝花卉。器件制作精致，造型优美，刻工健劲匀细，构图紧凑和谐，形象生动逼真，显得十分华丽。特别是其中一件凤凰戏牡丹花纹的银质果盘，玲珑剔透，精美典雅，曾在许多国家展出，获极高评价。这批金银器均有“章仲英造”、“庐州丁铺”、“至顺癸酉”等字样，表明这批金银器是元朝至顺四年（公元1333年）庐州丁铺的匠师章仲英制作的。这充分说明了当时庐州的金银器制作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宋元时期，合肥一直为庐州州治，并先后为淮西路和庐州路首府，商业贸易十分兴旺发达。据北宋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的统计资料，当时合肥城每年上交商税就达50000余贯。在南宋与金对峙局面形成后，双方之间大做生意，在合肥附近的寿春、安丰水寨、霍邱封家渡都设有榷场（双方互市市场）。当时宋对金主要以香药、茶叶、棉花、犀角、象牙为大宗；金对宋主要是北珠、毛皮、人参、北绫、蕃罗等物品。由于合肥处于南北水运的要道，故有大批交易的货物经合肥转运。南宋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淮西帅郭振实施“截金斗城之半”，“跨金斗河，拓其北”的建城计划，将金斗河等水围入城内，并与南淝河河道并网连通，极大地便利了城内城外物资的流通运输，使水运物资可直达城内，进一步推动了合肥商业贸易的繁盛。
　　南宋时期，作为贸易媒介的纸币日益代替铜钱，成为主要的交换手段。在江淮地区，南宋政府专门发行一种纸币——“两淮交子”，在两淮地区流通。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规定“淮交”每贯值铁钱720文，以3年为界。1979年，合肥阜阳路地段出土了南宋晚期的一处金器窖藏，内有金条3根，金片11根，金钗18根，总重813克。大批金器的发现，也从侧面证明了合肥当时商业贸易的规模比前代有所扩大。

繁荣的合肥文化
　
　　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合肥文化事业的兴盛。宋元时期，合肥的社会文化呈多样化发展之势，不仅宗教文化盛极，民俗文化兴旺，且城内学子多，诗文丰，民间说唱、歌谣、戏舞、鼓乐等文艺活动都有较大发展。
    在文著方面，宋代杨察的文集20卷、包拯的“奏议十疏”、姚铉的《唐文萃》，元代余阙的《青阳山房集》和《五经传注》、葛闻孙的《环山房集》，都较有影响。其中姚铉的《唐文萃》对推动宋代的诗文革新运动起了重要的先驱作用。姚铉，字宝之，庐州合肥人，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进士甲科及第，卒于宋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史称他文辞敏丽，善笔札，藏书甚多，颇有异本。他根据《文苑英华》编选的《唐文萃》，“文赋惟收古体，而四六之文不录；诗歌亦为古体，而五七言近体不录”。书中还特立“古文”一门，以示接受韩愈、柳宗元的古文概念和传统，力矫晚唐五代诗文之弊。
    南宋时期合肥地方志著作大量出现，特别引人注目。这方面的著作有唐琦和郑兴裔的《合肥志》4卷、练文的《庐州志》10卷、刘浩然的《合肥志》10卷、王知新的《合肥志》10卷。这一时期地方志著作之所以大量涌现，一个重要原因是，合肥地区战争频仍、社会变乱急剧，时人希望将自己所见所闻记录下来，流传后世。同时这也反映了当时合肥经济文化的长足发展，以及合肥在全国地位的提高。但上述地方志著作，现大多湮灭不存。

宋金对合肥的争夺
　
　　自南宋建立（1127年）至宋金绍兴和议（1141年）的10余年间，宋金在淮河流域进行了激烈的争战。当时的庐州是淮西首府、淮南重镇，是江淮地区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中心，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因而合肥成为宋金争战的主要战场，双方在此展开反复的争夺，庐州数次易手。
　　宋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冬，金兵5万人增援伪齐（金人扶持的汉族傀儡政权）军队入侵淮南，趋寿州，占滁州，进逼庐州。淮西安抚使仇悆守合肥，发兵千人御敌，全部战死，无一生还。仇悆遂求救于时屯驻襄阳的荆南制置使岳飞。岳飞遣统制官牛皋及大将徐庆率轻骑2000赶往合肥。牛皋等刚到庐州，即听说“金人五千骑将逼城”。仇悆惶恐不安。牛皋曰：“无畏也，当为公退之。”牛皋随即率领随从数十名骑兵，冲入敌阵，大喝：“牛皋在此，尔辈何为见侵！”牛皋威风赫赫，金兵闻之失色，疑有伏兵，仓惶后退。牛皋“率骑追之”，“金人相践及杀死者不可胜计”。庐州之围遂得以解除。据嘉庆《合肥县志》记载：合肥城西北三十余里，牛寨寺北有古城遗址，“大十余亩，有土垣，高七八尺”，前人曾在此“掘得箭镞”，居民相传，此地乃牛皋“破金、齐后扎寨处”。
　　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南宋抗金名将、淮西制置副使刘锜任庐州知州。刘受命后，处置有方，促使淮北四五万流民前来归顺，重镇合肥得以巩固。
　　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金军都元帅兀术乘各路南宋军队从淮河以北奉诏南撤之机，“欲谋再举”，率精锐骑兵十余万，再次进攻南宋。金兵强渡淮河后，首先攻破淮南战略重镇——安丰军治所寿春（今寿县），随即长驱南下，于正月间逼近合肥。警报传到临安，宋高宗急命名将刘锜自太平州率所部2万人渡江支援淮西。刘锜至庐州，当时庐州知府陈规病死，守城器具奇缺，只有统制闵师古率兵2000余人在此勉强支撑。刘锜见状，知无法防守，遂决定主动撤退，另寻战机歼敌。金兵占据庐州城后，遣轻骑数千追击至西山口（今属肥东县），见刘锜指挥宋军“西向列阵以待”，不敢贸然进击。由于顺昌（今属阜阳）一役，金兵大败于刘锜手下，金兵望见刘字旌旗尚心有余悸。两军对峙至日暮，各自收兵。刘锜退守巢县东关，而兀术则坐镇合肥，派大将韩常等率部南下攻占了长江左岸的军事重镇和州，伺机渡江南侵。
　　二月初，驻守建康府（今南京市）的江淮路招讨使、江东宣抚使张浚部和淮北宣抚副使、主管殿前司公事杨沂中部宋军先后从采石渡江支援刘锜。随后，刘锜、杨沂中、张浚三路人马分路进击。金军节节败退至柘皋，以与庐州城内的金兵呼应。二月二十八日，刘锜挥兵进击，金兵留下数千具尸体，向庐州方向败退。金兵统帅兀术又“亲率兵逆战店埠”，又被杨沂中击退。宋军“乘胜逐北”，大败金兵。此战收复了江北重要屏障庐州，使得淮河以南人民免遭金人的残暴统治。此战过后，宋金之间于1141年缔结了“绍兴和议”，宋金南北对峙的政治局面固定下来了。之后，宋金两国基本上维持了和平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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