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文化—安徽名人—戴震：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先行者(一)

    戴震（1724—1777），字东原，安徽屯溪人。他既是乾嘉考据学久负盛名的“皖派宗师”，又是在儒学内部最早批判“以理杀人”的思想家。其视个体为真实、批判程朱理学的思想，作为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本土资源，对晚清以来的学术思潮产生了深远影响。戴震本人也被梁启超、胡适称为中国近代“科学界的先驱者”。

　　戴震的一生充满坎坷与传奇。他自幼跟随父亲走南闯北经商，广泛接触社会生活，见多识广，从小就养成了独立思考、追本穷源的思维习惯。其一生的学术成就，也完全得力于他敢于怀疑、敢于批判的学术品格。戴震22岁写成《策算》，23岁写成《六书论》，24岁写成《考工记图》，25岁写成《转语》，27岁写成《尔雅文字考》……可谓天资聪颖，著述繁富。他一生汲汲于科举考试，但屡遭败绩，直到40岁才考取举人，51岁被召为《四库全书》纂修官，52岁才得到乾隆皇帝的特别开恩，赐同进士出身，而次年他便英年早逝了。

　　在学术研究中，戴震首先是以乾嘉考据之学大师著称于世的。但与清代中叶其他经师钻故纸堆不同的是，戴震考据学的出发点在于有意识地继承并发扬顾炎武以来的学术传统，他提出过“由故训以明义理”、“执义理而后能考核”的学术思想，既反对程朱理学空谈义理的虚玄无物，又反对乾嘉考据的矫枉过正。他说：“凡学始乎离词，中乎辨言，终乎闻道。”“离词——辨言——闻道”，构成了戴震哲学的主体框架。在戴震看来，故训明物，乃是明道之具，两者是不能分开的。他说：“夫今人读书，文字之鲜能通，妄谓通其语言；语言之鲜能有通，妄谓通其心志。”戴震的意思是，义理、考据、文章（词章）同为学问之途，“义理即考核、文章二者之源”，义理是最为重要的，考据、词章只不过是通向义理的手段。这直接导致了戴震的考据学具有与众不同的性质：“有志闻道，为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宋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犹渡江河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也。”从现代解释学的角度看来，戴震“取证于经书”的训诂学，完全是一个主体意识呈现的过程，是通过传统经典的义理发现来揭示哲学思想的手段。

　　戴震最高的学术成就其实不在于文字考据，而在义理之学。章学诚说：“戴君所学，深通训诂，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有合时好，以谓戴之绝诣在此。及戴著《论性》、《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前人之所未发者。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者矣。”章氏高论可谓独具慧眼。戴震借助对《孟子》的再次诠释（主要见于他的代表作《孟子字义疏证》），重新解释了理、天道、性、才、道、仁、义、礼、智、诚等哲学范畴，在继承并尖锐批评程朱理学的同时，展现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他坚持“气化即道”的宇宙观，谓：“道，犹行也；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并且说：“阴阳五行，道之实体也。”也就是说，阴阳五行永不停息的运动构成了道的真实内容。戴震的哲学思想特别擅长于哲学分析、抽象与理性思辨。他重新梳理了“化之原”与“化之流”、“生生者”与“生生而条理者”以及“自然”、“必然”、“本然”的关系，认为宇宙生命及其变化的源头是“仁”，“仁”是“生生者”，“变化之流”是“生生之条理者”，即“理”。换言之，人道本于性，而人性源于天道；天道固无不善，人道、人性自然也就无不善；于是，人的生命价值与宇宙生命的意义就融汇于“天人合一”的境界：基于本然之德，归于必然之常，以全其自然之顺。

　　戴震最大的理论贡献在于打破了“天理”、“理”的神圣性、神秘性，他用分析的方法将其还原为不同类与不同事物的规定性，借助先秦两汉时期质朴、平实的经典释诂，指出所谓“天理”就是天然的、自然而然的道理。宋儒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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