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文化—安徽名人—安徽三大美学家的学术成就和人生态度(二)

二、人生态度和生存智慧

    朱光潜、宗白华和邓以蛰作为蜚声海内外的美学大师，其学术思想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注重对人生问题，特别是艺术与人生关系的探讨，提出了“人生艺术化”这一至今仍然很有启发意义的思想。这一思想包括以下要点：
一、人生本来就是一种较广义的艺术，每个人的生命史就是他自己的作品。这种作品可以是艺术的，也可以是不艺术的。正如同是一块顽石，这个人可以把它雕成一座伟大的雕像，而另一个人却不能使它“成器”，分别全在各人的追求和修养。正是如此，宗白华说：“什么叫艺术的人生态度？这就是积极地把我们人生的生活，当作一个高尚优美的艺术品似的去创造”。朱光潜也说：“过一世生活好比做一篇文章，完美的生活都有上品文章所应有的美点”。

    首先，一篇好文章必定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其全体与部分都息息相关，一字一句之中都可以见出全篇的精神灌注。比如陶渊明的名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若把“见”字改为“望”字，原来的神采就丧失大半。正如好的文章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一样，艺术化的人生也应该是通体灿烂的人生。生活中大到如何对待功名利禄，小到一举手一投足，往往都可以见出整体人格精神。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是陶渊明生命史中的一段重要文章，如果他错过这一小节，便失其为陶渊明。下狱不肯逃脱，临刑时还叮咛嘱咐家人还邻居一只鸡的债，这是苏格拉底生命史中应有的一段文章，否则他就失其为苏格拉底。这样的生命史才值得让人赞叹，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艺术杰作。

    其次、“修辞立其诚”是文章的要诀，一首好诗或一篇美文一定是至性深情的流露，容不得半点虚假成分。与此同理，做人也要讲究“自然本色”。你是怎样一个人，处在什么地位，在什么场合，感到怎样情趣，便出现怎样的言行风采。正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一样。从这一基本立场出发，朱光潜认为：世间有两种人的生活最不艺术，一种是俗人，一种是伪君子。“俗人”缺乏本色和自然，而“伪君子”则竭力遮盖本色和自然。俗人迷于名利与世沉浮，他的最大病因是生命的干枯。伪君子则在这种俗人的资格之上，又加上“沐猴而冠”的伎俩。在同时代朋友中，朱光潜最推崇丰子恺的性情和生活。他说丰子恺浑身散发一种“人格魅力”，具有黄山谷所说的“胸中洒落如风光霁月”的气象，“老是那样浑然本色，无忧无嗔，无世故气，亦无矜持气”。所以朱光潜说：“子恺从顶自踵是一个艺术家，他的胸襟，他的言动笑貌，全是艺术的。他的作品有一点与时下一般画家不同的，就在他有至性深情的流露。”

    二、伟大的人生和伟大的艺术都要同时兼有严肃与豁达之胜。一般人谈到艺术家，往往认为他们是一批最随便的人，其实在进行艺术创作时，艺术家常常是最严肃不过的。许多艺术家锤炼作品时呕心沥血，一字一句不肯苟且。王安石有一首脍炙人口的名作《船泊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据洪迈《容斋续笔》记载，有人保存王安石这首诗的手稿，其“春风又绿江南岸”句中的“绿”字，最初写的是“到”字，后来改为“入”字，又改为“过”字，再改为“满”字，如此改了十多次以后，最后才定为“绿”字。仅此一端，就可想见艺术家的严肃了。善于生活者对于生活也应该这样严肃认真，不让一尘一芥妨碍生命的色调与和谐。曾子临死时记得床上睡的席子是季路的，一定叫门人把它换过才瞑目。吴季扎原来已在心里暗自把宝剑赠给徐君，没有实行徐君就已经死去，他很郑重地把宝剑挂在徐君墓旁的树上，以见“心中契合，生死不渝”的风谊。像这一类的言行看起来虽然是小节，但善于生活者却不肯轻易放过，正如诗人不肯轻易放过一字一句一样。小节如此，大节自然更不用说。董狐宁愿断头不肯掩盖史实，夷齐宁愿饿死不愿降周，这种风采是道德的也是艺术的。由此可见，朱光潜、宗白华所提倡的人生艺术化，其核心并不是只强调人生要像艺术一样丰富多彩，而是主张对于人生的严肃主义。

    当然，这里所说的“对于人生的严肃主义”，并不是只强调对生活的“执著”，而不知道“摆脱”。人生的旅程尽管有好多路可供选择，但实际上你只能走一条路，有所取必然有所舍，这是千古不易之理。世间有许多人既走上这一条路，又念念不忘那一条路，结果蹉跎岁月，心境痛苦，事业也不能有所成就。要免除这种人生悲剧，就需要善于摆脱。人生既要能“执著”，又要能“摆脱”，究竟如何把握呢？朱光潜认为，关键在于怎样取舍以及取舍是否恰到好处。他指出：

    艺术家估定事物的价值全以它能否纳入和谐的整体为标准，往往出于一般人意料之外。他能看重一般人所看轻的，也能看轻一般人所看重的。在看重一件事物时，他知道执著；在看轻一件事物时，他也知道摆脱。艺术的能事不仅见于知所取，尤其见于知所舍。艺术化的人生也是如此。善于生活者对于世间的一切，也拿艺术的胃口去评判它，合于艺术胃口者毫毛可以变成泰山，不合于艺术胃口者泰山也可以变成毫毛。他不但能认真，而且能摆脱。在认真时见出他的严肃，在摆脱时见出他的豁达。

    中外历史上许多名人的嘉德懿行，都具有如此风采。西方唯物论大哲学家斯宾诺沙，因其学术与犹太教的教义不合，犹太教会先是采取高压手段以至革除他的教籍，继而又通过收买办法企图使他改变自己观点，甚至派人暗杀他，但他都没有屈服。他躲到乡下靠生活后，海德堡大学仰慕他的名声和学术，请他去当哲学教授，他怕因此影响他的自由，便婉言谢绝了。这是为了真理和学术能摆脱一切的好例。南宋爱国名将文天祥坚持抗击异族侵略，被俘后面对威逼利诱，始终坚贞不屈，最后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光辉诗句从容就义。这是为了爱国信念和完美人格能舍弃自己性命的。汉代富家女卓文君听了司马相如弹奏“凤求凰”曲，丢开富裕安逸的生活，连夜和司马相如私奔，过起当垆买酒的贫困生活。这是能够为了爱情而摆脱一切的。英国小说家司各特原来致力于诗歌创作，后来读到拜伦的著作，知道自己在诗歌方面难有大的成就，便丢开诗歌而专做他的小说。这是能够为了一种学问而摆脱其他学问的。

    这几件事彼此相差很远，却都可以见出善于生活者的严肃与豁达。伟大的人生和伟大的艺术，都要同时兼有严肃与豁达之胜。晋代清流大半只知道豁达而不知道严肃，宋朝理学又大半只知道严肃而不知道豁达。

    三、我们处世有两种态度：人力能做到的时候，我们要竭力征服现实；人力莫可奈何的时候，我们要暂时超脱现实。人的意志，或者说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现实界，一是理想界。不过现实有时受我们意志支配，有时不受我们意志的支配。比如我们谁不想自己有个满意的工作？谁不想有更高的工资收入？然而在现实中我们的想法常常遇到障碍，并不能如愿以偿地达到目的，这样我们的愿望多半就会和现实发生冲突。如何克服这种事与愿违的冲突？在朱光潜看来，当理想在现实中受到挫折而又一时没有别的办法时，不应徒生烦恼，悲观失望，以至自暴自弃。因为我们人类从来就不是懦弱者，这种消极的人生观决不是解决理想和现实冲突的好办法。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解决矛盾呢？关键是要能够在精神上“超脱现实”。朱光潜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们处世有两种态度，人力能做到的时候，我们要竭力征服现实；人力莫可奈何的时候，我们要暂时超脱现实，储蓄精力待将来再向其他方面征服现实。超脱到那里去呢？超脱到理想界去。现实界处处有障碍和限制，理想界是天高任鸟飞。现实界不可以空中造楼阁，理想界是可以空中造楼阁的。现实界没有尽善尽美，理想界是有尽善尽美的。

    关于超脱现实的具体途径和方法，朱光潜提出了三种：一是宗教信仰，二是艺术活动，三是保持一点孩子气。这三者之中，宗教有利也有害，并与科学思想相矛盾；保持一点孩子气，是指能像孩子一样天真烂漫，这也不易做到；而文艺超脱法则简单易行并富有效果。

    朱光潜推崇从文艺这条路来超脱现实，主要是文艺能使“心灵获得自由活动的机会”，“现实界不能实现的理想，在艺术中却有机会实现”。正是如此，人们不会因为理想和意志在现实中碰壁，就导致理想的和意志的消沉，进而导致人生的沉沦和颓废，而是在精神上仍然保持住实现理想和意志的动力。因此，超脱现实虽然不是直接与环境奋斗，却是在养精蓄锐为征服环境作准备。

    这种奇特的、带有艺术意味的应付世事的态度，是朱光潜当时感叹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无法调和，而“在精神上求安慰”的一种方法。作为一种人生态度，超脱观念因带有暂时避世的色彩，具有明显的消极倾向；但作为一种保存理想，不让理想的手段，它又具有积极的意义。朱光潜以他自己的切身体会说：我不敢说超脱观念对于别人怎样，但它对于我却是一种救星。它帮助我忘去许多痛苦、免去许多烦恼、容忍了许多人所不能容忍的人和事，并且使我增添了许多乐观和豁达，也使我增加了许多生命力，使我更加勤勤恳恳地做人。总之，超脱观念是一个复杂而又矛盾的思想，它是朱光潜对当时理想和现实剧烈冲突这一无法解决的矛盾，提出的一种解决办法，既顾及到当然，又顾及到可然，显示了他的苦心孤诣，更是当时社会矛盾的反映。

    在我看来，所谓超脱观念，也就是我们在遇到矛盾、困难、痛苦或什么不平等之事时，若我们经过努力确实无法或无力改变面对的困境，那么就要“看开一点”，就要顺时应变，乐观地泰然处之。“退一步海阔天空”，这在许多时候决不仅仅是碌碌无为或逃避现实的表现，而是以退为进或积极应世的一种策略和手段，是个人如何与他人和谐相处、与社会和谐相处，如何做到自己内心和谐的重要方法。

    四、朝抵抗力最大的路径走。朱光潜所说的处世的两种态度，即人力能够做到的时候，我们要竭力征服现实；人力莫可奈何的时候，我们要暂时超脱现实。这常常使人产生误解，认为他对待人生的态度比较消极，更多地具有道家“超然物表”、“清虚无为”的隐逸思想。其实，在朱光潜的人生观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对于孔子积极济世的执著精神及其所表现出的人格力量，他向来推崇备至。他在四十年代写作出版的《谈修养》一书中，特别提出为人做事不应投机取巧、不应马虎从事，而应“朝抵抗力最大的路径走”。因为“历史上许多伟大人物所以能有伟大成就者，大半都靠有极强的意志力”。

    例如孔子，他当时是一个大学者，门徒很多，如果他贪图个人舒适，完全可以在曲阜过他安静的学者生活。但他毕生东奔西走，席不暇暖，在陈绝过粮，在匡遇到过生命危险，他那副奔波劳碌、凄凄惶惶的样子，颇受当时人的嗤笑。他为什么要这样呢？就因为他有匡时救弊，改革社会的抱负，而且不达理想，决不甘休。《论语》里记载：长沮、桀溺两人退隐在乡下耕田，孔子叫门生子路向他们问路。他们听说是孔子，就对子路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意思是说，今日世道到处都一般糟，谁去理会它、改革它呢？孔子听后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意思是说，我们与鸟兽不同，既然是人就应该做人所应该做的事；如果世道不是这样糟，我也用不着四处奔波呼号要改革它。长沮、桀溺看天下无道，就退隐躬耕，是朝抵抗力最小的路径走；孔子看天下无道，就牺牲一切要拼命改革它，是朝抵抗力最大的路径走，所以孔子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领袖。

    再如耶稣，他抛弃父母兄弟，反抗当时旧犹太教，攻击当时的社会组织，要在博爱上建筑一个理想的天国，受尽种种艰难困苦，直到最后牺牲生命，都不肯放弃自己的理想。在他生命史中有一段关键时刻，即在沙漠里苦修了40个昼夜。这40个昼夜中他不断受到各种引诱，引诱他去争权威名声，去享受荣华富贵，但耶稣经过艰苦的挣扎，终于拒绝恶魔的引诱，坚持了自己的信仰和信念。从我们的观点看，这段恶魔引诱的故事就是一个寓言，告诉我们横在耶稣面前有两条路：一是上帝的路，一是恶魔的路。走自己信仰的上帝之路要牺牲自己，走恶魔之路可以获得尘世的尊荣富贵。但他最终选择了前者，走抵抗力最大的路，所以他最终成了世界上最大宗教——基督教的创始人。

    耶稣生命史中这段经受恶魔引诱而坚持信仰的故事，很可以说明我们一般人的心里，有上帝也有恶魔，我们的生命史常常是上帝与恶魔的斗争史。我们常在歧路徘徊，理性告诉我们应该向东，而欲念却引诱我们向西。在这种时候，上帝的势力与恶魔的势力仿佛摆在天平的两端，见不出谁轻谁重。这时一念之差，往往就会一失足成千古恨，一挣扎即可成圣贤豪杰。我们必须在上帝一端的天平上增加重量，这重量就是拒绝引诱，就是克服抵抗力的意志力。

    我们为人处世，眼前随时随地都横着两条路径，一是抵抗力最小的，一是抵抗力最大的。比如做学生，不专心致志死心塌地读书做学问，而只是敷衍功课，混分数文凭；毕业后拿不出真本领为社会服务，只奔走巴结，夤缘幸进，以不才而居高位；做事时又不把事当事做，只是一味因循苟且，敷衍公事，甚至骄奢淫逸、贪污受贿——这都是放弃抵抗力最大的路径而朝抵抗力最小的路径走。其实，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在于奋斗。能够坚持奋斗，则世间许多困难都能克服，许多问题都能得到解决，正如古人所说：“有志者事竟成”。这方面的例子很多，这里就不一一赘叙了。

    小结以上几点，朱光潜关于人生艺术化的见解，可以用他自己毕生奉行的一句名言（座右铭）来概括，即“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因做“入世”的事业，需要有儒家兼济天下，经世致用的热肠，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意志；因有“出世”的精神，需得道家超然物表，虚静无为的精髓，具有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神采。这种融无为和有为、出世和入世精神于一炉的人生哲学，固然反映了他身处乱世（20世纪30～40年代）时的思想矛盾冲突，但也表现了一种不甘被现实征服的顽强抗争精神。朱光潜、宗白华、邓以蛰三位美学家一生大起大落，际遇坎坷，但不论遇到什么情况，甚至像十年浩劫那样被抄家、挨批斗、关牛棚的悲惨遭遇，仍然能在极端困境中孜孜以求学术事业，可说是以自己的行动来实践并加深了“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这句名言的蕴含——把个人荣辱完全置之度外，这是他的“出世”；对学术事业执著追求，这是他的“入世”。正因为他有了舍弃一切的“出世的精神”，所以才能做出辉煌灿烂的“入世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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