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民商文化—东亚经济腾飞与儒学文化

   日、韩等东亚各国几十年来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这和对这些国家社会和文化影响极深的儒学文化不能说没有关系，就此，海内外学者进行了探讨和交流。

　　日本学者田久孝翁谈到日本能成为经济大国时，认为其中一条主要原因即日本经济是贯彻和平经济学思想，而和平经济学的出发点则应归之于经世济民的思想，经世济民正是儒学思想的成分。他满怀激情地倡议儒教文化圈的确立。李#平（中国社科院）分析了儒学文化为基础的“东亚意识”与东亚“金融危机”的关系：东亚地区曾出现过的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是实实在在的，做为东亚奇迹的文化基础是“东亚意识”，而形成东亚地区这次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是东亚经济长期高速增长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产业结构问题、泡沫经济问题、银行系统问题等。这场危机已基本过去了，而克服这场危机的最有效的方法是充分调动东亚社会内部的因素，而“东亚意识”是其积极因素之一。

　　汤恩佳认为，日本经济的成就和社会形态是利用儒学思想的最佳成果。儒学对日本社会和文化具有深刻影响，日本早在明治维新时代，突出王阳明的儒学精神、孔子思想，后来与现代化相结合，实践出今天国强民富、社会安定的日本。

　　“和”则兴，“同”则衰。黎红雷（中山大学）指出，东亚地区在“后现代化”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和则多力”优势，实行“举国一致”体制，动员全民族全社会力量，创造出像日本那样的“政企联合体”和“企业命运共同体”的协作模式，形成了建设现代化的“合力”。在短短二三十年里赶上了欧美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但实践中未把握好“和谐”与“同一”的分寸。偏爱追求和谐，为和而求同趋同，甚至去和而取同，出现了像韩国那样的“官商合一”之僵硬体制，结果窒息了社会的生命力和创造力，陷入“同则不继”局面，带来了金融危机和的恶果。这也可以是一个前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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