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汉武帝是如何进行自我批评的？

　　人生无常，却又往往在无常中透着一些必然，就拿汉武帝刘彻的命运来说，就是如此。本来在汉景帝十四个儿子中排行老十的他，即使比他的父皇再幸运百倍，也不可能说前面九个哥都夭折，轮他来当这个嫡长子，最后成为皇帝。

　　然而，就是这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却还是发生了，刘彻还真就当上了太子。能够坐到太子位上，刘彻第一个应该感谢的人不是立他的景帝，也不是他的母亲王美人，更不是出了不少力气的长公主刘嫖，而是他的太奶奶薄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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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太后是汉文帝刘恒的妈，景帝刘启的奶奶，在景帝成为太子后，她就把自己的同姓族人薄氏许配给刘启，做了太子妃。在当时，这桩婚姻着实是一次双赢的交易，一方面，薄太后通过这次联姻巩固了自己娘家“薄氏家族”的地位；另一方面，刘启则通过这桩婚事得到祖母的支持，从而牢牢保住了自己的太子宝座。

　　对于薄氏来说，这种政治联姻注定了她一生的悲剧，刘启对这个包办婚姻表面看似很满意，实际上却对薄氏毫无兴趣，因此，薄氏从太子妃到皇后，一直都没有得到景帝的宠爱，也没有子嗣。这在“母以子贵”的帝王之家是致命伤！

　　也正因如此，在汉景帝的宫闱之中，造成了非常复杂的局面。毕竟汉景帝即位以后，是要立太子的，“立嫡”无所依凭，皇后的位置能够坐得稳吗？一场宫闱角逐，就因为薄皇后无子、无宠而引发了。这倒是应了那句话，“同人不同命”，同样是薄氏女，薄太后因“无宠”而“幸”，薄皇后却因“无宠”而“不幸”。

　　这不禁让人想起了《庄子·逍遥游》中的一个故事，说某农家有两只雁，一只会叫，一只不会叫，主人杀掉了那只不会叫的雁招待客人。薄家两代女人的“同途殊归”，恰恰对应了臭椿“无用”而保全、大雁“无用”而被杀。所以，故事的荒谬可以是滑稽，但人生的荒谬往往是残酷。

　　“皇后无子”意味着，汉景帝的十四个儿子都有了被立为太子的可能。这样，刘彻就突破了“立嫡”第一关。那你说，他是不是应该感谢太奶奶薄太后呢？要不是她的小算盘打得过于精明，景帝就有可能挑个自己爱的女人做太子妃，那么历史恐怕就要是另一番景象了。

　　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刘彻在当了三年胶东王后，于7岁时被册立为太子，16岁登基，这一坐就是54年。汉景帝在临终前曾对太子刘彻说：“人不患其不知，患其为诈也；不患其不勇，患其为暴也。”意思是说，不但要知人、知己，还要知机、知止。当时的景帝，显然已经感觉到儿子有许多异于自己的品质，把天下交给他是放心的，路还是让他自己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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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彻果然不负重托，在接下来的五十多年里，把大汉朝经营的是有声有色，风生水起，创造出了几十个历史第一，比如他是第一位使用年号的皇帝；是第一位在统一的国家制定、颁布太初历的皇帝，以正月为岁首这一点，一直用到现在；汉武帝时期出现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史书《史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思想作为国家的统治思想始于此……

　　不过，“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在众多历史功绩背后，也难掩汉武帝一生所犯下的一些大错，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巫蛊之祸”。汉代巫蛊术十分盛行，所谓巫蛊，就是人们制作木头人，在上面刻上冤家的姓名，然后再放到地下或者放在房子里，日夜诅咒。据他们说，这样诅咒下去，就可以让对方遭殃，自己得福。这种巫蛊术，也传进了皇宫。

　　汉武帝对这一套很迷信。有一天中午，他正躺在床上睡觉，忽然梦见几千个手持棍棒的木头人朝他打来，把他给吓醒了。他以为有人在诅咒他，立即派江充去追查。武帝一句话，从京师长安、三辅地区到各郡、国，因此而死的先后共有数万人。最为惨痛的是，当时的太子刘据也遭人陷害，卷入这场浩劫之中，最后刘据与其两个儿子全部因巫蛊之乱而遇害，只留下一位孙子刘病已，后改名刘询。

　　过了一段时间后，经过多方查证发现太子真的是被陷害的。武帝霍然醒悟，惩治了恶人，并怜太子无辜，就派人在湖县修建了一座宫殿，叫作“思”，又造了一座高台，叫作“归来望思之台”，借以寄托他对太子刘据和那两个孙子的思念。

　　误杀儿孙，加之大搞国有化，加速了土地兼并的步伐，农民破产流亡，各地相继发生农民起义，虽然严厉，但还是无济于事，这严重威胁到汉王朝的统治。汉武帝的大棒政策彻底失败了，于是他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为了不丢掉刘家江山，征和四年，汉武帝下诏“深陈既往之悔”，公开向全国人民承认错误，进行深刻的触及灵魂的自我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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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又说：“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这也让他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进行自我批评的皇帝，当然这个认错是相当有价值的，也没有仅停留在口头，他那样说的也是那样做的，他切切实实改变了过去的一些错误做法，为农民办了几件实事。

　　人民的要求并不高，只要有生存的最低保障，就会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过日子，都是拖家带口的，谁不想图个平平安安。结果，天下也因此又逐渐归于和谐，为“昭宣中兴”的出现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