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在唐朝时期的中日混血儿为什么比较多？

唐朝时期的中日混血儿为什么比较多？

从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约264年的时间里，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可谓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举。

最具典型意义的第七次至第十次（669～733年）遣唐使，使团规模较大，一般为四条船，五六百人，约是战前的两三倍。

在两国的使者队伍中，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他们除了担负国家使命之外，还带着血缘亲情，他们就是唐日混血儿。

在唐日两百多年的交往中，日本人在唐结婚生子的还有许多，唐人也有在日本结婚生子的，混血儿这个群体应该也不小。有些人虽然没有加入到使者队伍中，却同样为两国交流做出了贡献。如734年作为第十次遣唐使的护送使前往日本的唐朝音乐家袁晋卿、皇甫东朝及其女儿皇甫升女，后来都留居日本，他们的混血后代也热衷于传播唐朝文化。

公元717年（唐开元五年），日本第九批遣唐使入唐，在这一批使者中，就有中国人熟知的阿倍仲麻吕。此时正值盛唐高峰。

第九批遣唐使回国之后，即公元718年（日本养老二年），大和朝廷进一步完善旧律令，形成《养老律令》。

中日两国历史上最友好和文化交流最密切的时期终于开启，直至公元894年日本单独结束派遣遣唐使，才结束了这段中日历史上真正友好的时期。

日本回味千年的一堂课

作为一场涉外战争，白江口之战对日本的震慑仅次于二战后日本对于美国人的恐惧。

听闻日本舰队全军覆没，日本朝野震动，立即进行本土防御准备，以备唐军乘胜进攻日本本土。大和朝廷在不安中度过了半年，终于等来了大唐的人。他们并不是全副武装的军队，而是一支百余人的使者团，由主持百济事务的刘仁轨直接派出，从大唐熊津州来到日本对马岛。

以天智天皇和大臣中臣镰足为首的大和朝廷，面对唐朝使团一筹莫展，只是下令拖延接见，随后又做了谨慎的接待工作：一方面拒绝唐使进入日本内地，另一方面派出五年前的遣唐使副使津守吉祥连参与接见。

如此安排，除了谨慎之外，也暗藏了日本的心机——刘仁轨将军是大唐中央政府在地方上的军政首脑，他所派出的使团就只能代表百济地方，如果日本接受了这种外交模式，就等于认同本国与大唐熊津都督府处于同一个外交等级之上，从而就失去了直接与大唐中央政府对话的资格。

尽管唐朝并未对日本采取进一步武力行动，日本国内却爆发了“壬申之乱”,大海人皇子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为后来登基为天武天皇打下了基础。这位执政者把主要精力用在内革之上。

天武天皇即位之后，受到大唐高宗皇帝自称“天皇”的影响，决定将称号也使用汉字中的“天皇”二字，又将国号正式改为“日本”。“日本天皇”这个特定称呼正式登上日本历史舞台。

白江口战败，使日本深刻认识到本国与唐朝综合国力的巨大差距，也意识到自己从老师那里学到的东西还远远不够，此后，日本的学习欲望和动力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