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李秀成兵戎相见同地各抗各的命结局却不同

　　太平天国起义后期，清军的实际军事主帅是曾国藩，太平军的实际军事主帅是李秀成和陈玉成，陈玉成被杀后，李秀成又成为太平军唯一的实际军事主帅。

　　当时，曾国藩和李秀成各为其主，为了同一个地方，各抗各的命，结局却大相径庭。

　　这个地方就是安庆。

　　安庆，古称舒州，别称宜城，简称“宜”。位于安徽省西南部，长江下游北岸，皖河入江处，安庆有“万里长江此封喉，吴楚分疆第一州”之称。当时，安庆是安徽省的省会，与徽州一起组成了安徽省的省名，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更为关键的是，安庆是南京以上，太平军最后一座坚强的堡垒。

　　清廷和太平天国都深知安庆的重要性，所以这里长期成为双方最重要的拉锯战对象。

　　不过，当时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1860年，经过李秀成和陈玉成的联手，他们击败了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成果扭转了自天京事变以来，太平军的颓势，也打破了咸丰皇帝的如意算盘：即依靠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出苦力，来消耗太平军，但在攻破南京城时，一定要让由满洲人控制的江南、江北大营来坐收渔翁之利。

　　因为江南大营、江北大营再次被攻破，手里实在无人可用，无兵可出，出于无奈，清廷只好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加钦差大臣衔，督办江南军务。

　　太平军方面，由于李秀成锐意进取江浙，对清廷的财富之区造成巨大的压力和破坏。有鉴于此，清廷下令曾国藩东援江浙。不过，曾国藩抗命不从，他认为：“自古平江南之策，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若仍从东路入手，内外主客，形势全失，必至仍蹈覆辙，终无了期。”也就是说，他认为自古平定江南的办法，一定要从上游顺流而下，乃能成功，如果从东路打，结果就无法预料，所以坚决不同意。清廷也无可奈何，只得由他。

　　太平军方面，也知道安庆的重要性。当时安庆是太平军和皖北捻军的联系纽带，也是屏障天京、保障粮食供应的战略要地。

　　洪秀全的族弟、总理朝政的干王洪仁玕就说：“长江者，古号为长蛇，湖北为头，安省为中，而江南为尾。今湖北未得，倘安徽有失，则蛇既中折，其尾虽生不久。”可以说，安庆为长江的七寸要害，一定要守住。当时他们制定的策略是：“取苏杭后，发兵一枝，由南进江西;发兵一枝，由北进蕲、黄，合取湖北，则长江两岸俱为我有，则根本可久大矣。”不过，由于当时的太平军两位主帅陈玉成和李秀成各有私心，在此战略上意见相左。陈玉成的大本营在安徽，故他的军事行动都是着眼于解安庆之围;而李秀成锐意江浙，觉得占领江浙比劳师远征湖北更为划算，所以他对解安庆之围抱消积态度，也是拒不出兵。

　　所以洪仁玕特意批评李秀成：“抚有苏杭两省，以为高枕无忧，不以北岸及京都为忧。”

　　由于李秀成拒不出兵，出兵后又放弃原定计划，导致安庆未能解围。1861年9月，安庆被曾国藩攻陷，太平军长江上游重镇全失，天京失去最后屏障。

　　随后，陷入被动的陈玉成于1862年春，被苗沛霖诱捕，押至胜保军营。当胜保要求陈玉成下跪时，陈玉成怒斥胜保：“本总裁三洗湖北，九下江南，尔见仗即跑。在白石山踏尔二十五营，全军覆没，尔带十余匹马抱头而窜，我叫饶尔一条性命。我怎配跪你?好不自重的物件。”6月4日，陈玉成在河南延津被杀，年仅26岁。

　　李秀成仍然按他的计划直取浙江，但未被弥补皖北战争及天京的被动。此后，他遭遇了一系列挫折。

　　1862年5月，李秀成攻上海未果。

　　11月，解天京之围失败。

　　1863年1月，攻常熟失败。

　　12月，苏州陷落。

　　在这种情况下，李秀成建议洪秀全“让城别走”，结果遭到洪秀全的怒斥：“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何慎之有?……朕铁统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

　　1864年6月3日，洪秀全死，长子洪天贵继位为幼天王。7月19日，天京陷落。幼天王突围至江西，后被捉杀害。李秀成也在天京东南荒山中被俘。他写下几万字的供词，在写完供词当天被杀。

　　曾国藩死攻安庆，终获成果，成为中兴第一名臣;李秀成不识安庆重要性，最后兵败被杀，留下扑朔迷离的《自供》。

　　可以说，如果从战略水平来看，曾国藩确实要高出李秀成一大截。（原文来自平行线的头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