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宋朝点外卖，汴京城的“职业跑腿人”

北宋都城汴京（今开封）餐饮业发达，酒楼、食店众多，不仅顾客可随时点餐，店家还会派人送货上门（《东京梦华录》记载 “逐时施行索唤”），部分酒楼还提供类似今日打包或外带的 “就门供卖” 服务。

到了南宋，临安（今杭州）的餐饮业同样繁荣，“市食点心，四时皆有，任便索唤”，并且有专人负责跑腿送餐，被称为 “闲汉” 或 “厮波”（出自《梦粱录》） 。我们现在生活中的外卖小哥处处可见，那你知道吗？外卖文化在宋代就有了雏形；接下来我以第一人称视角带你体验下宋代时期的外卖体验：

一份来自《东京梦华录》的菜单

“客官，今日新到的羊羔肉、酥黄独，可要趁热尝尝？”
我缩在汴河畔的官舍里，窗外的吆喝声飘进来。这是我在汴京当差的第三年，早已习惯了这座“不夜城”的烟火气。晨起懒于生火时，我便学那些富商官吏的做派，推开木窗，朝街对面的“王家酒楼”喊一声：“来一份签头羹、两笼蟹黄包子！”
片刻后，楼下传来店小二的回应：“好嘞！这就差人送去！”
这场景，在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里写得明明白白：“市井经纪之家，往往只于市店旋买饮食，不置家蔬。”原来早在千年前，我这般“懒人”就有了活路——不必烧柴煮饭，只需“逐时施行索唤”，自有人将热食送上门来。

汴京城的“职业跑腿人”

宋代城市中有专门从事代购、送餐的“闲汉”，他们受雇于顾客或商家，负责将食物从酒楼送至指定地点（如住宅、商铺等）。这类服务在富裕阶层中较为常见。

今天送餐的是个黝黑精瘦的汉子，自称阿族。他总挎着个竹编食盒，腰间别一块木牌，上刻“代买送食”四字。后来混熟了，他告诉我：“咱这叫‘闲汉’，临安那边也叫‘厮波’。您若想吃曹婆婆肉饼、张婆子糖水，只管吩咐，汴京城没我寻不到的吃食！”
阿族这类人，是市井里的“万金油”。酒楼老板不爱养太多伙计，便让闲汉们抽成跑腿；富户女眷不便抛头露面，也靠他们传递食盒。吴自牧在《梦粱录》里提过，临安城的闲汉“每日扫街聚饭，见买卖动便上前揽活”，倒像是如今的“众包骑手”。
有一回暴雨，我加钱让阿族送碗热汤饼。他披着蓑衣冲进雨里，回来时汤水竟一滴未洒，只憨笑：“食盒底下垫了棉絮，盖子用蜡封过——咱这行当，讲究的就是汤水不凉！”

宋人外送漆木盒、竹编盒保温

宋代城市街巷布局紧凑，加之夜市繁荣（北宋汴京取消宵禁），短途配送效率较高。而且宋人送餐，最讲究器具。

阿族的竹编食盒轻便，但遇上宴席大菜，酒楼会派伙计抬来朱漆木盒。我曾见隔壁富商家的寿宴，八个雕花食盒一字排开，揭开盖，蒸鱼还冒着白气——原来盒内分三层：上层搁冷盘，中层藏炭炉，底层盛热水，竟如移动的“保温箱”。
寻常百姓家多用荷叶、油纸包熟食，而富贵人家连食盒都要攀比。汝窑青瓷盘、定窑白釉碗，裹上锦缎塞入盒中，送餐成了“送排场”。苏轼被贬黄州时，还写信向朋友抱怨：“此处无闲汉，欲吃江南鲈鱼，竟需自提！”可见连大文豪也离不开这便利。

千年后的今天外卖

若说宋代外卖与今日有何不同，倒像是一曲琵琶与一支电子乐的对比。
阿族没有手机接单，全凭一双腿、一副嗓，在樊楼酒肆间穿梭；现代骑手靠算法调度，却能跨城送一杯奶茶。宋人外送不过十里街坊，如今外卖跨越半个城市亦是寻常。但有趣的是，古今“跑腿人”的生存哲学竟一脉相承：阿族会记住老主顾的口味，悄悄提醒“今日鱼不鲜”；外卖小哥也会在雨天发消息：“您别急，我绕路给您送，餐盒包严实了。”
只是，汴京的闲汉送完餐，总能在巷口蹲着啃两个剩包子；而现代骑手在红绿灯间争分夺秒，头盔下的表情模糊不清。千年之间，那份托着食盒奔跑的温度，终究从市井人情，变成了手机屏上一行“订单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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