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 “生育福利”：举例五个朝代的生育激励制度

7 月 28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从 2025 年 1 月 1 日起，对符合规定生育的 3 周岁以下婴幼儿按年发放补贴，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 3600 元，至其年满 3 周岁。此前出生未达 3 周岁的婴幼儿也可按应补贴月数折算计发。该补贴免征个税，认定救助对象时不计入家庭或个人收入。申领主要通过信息管理系统线上进行，也可线下办理，发放渠道为银行卡等金融账户。各地实施方案将报国家相关部门备案，目前预计 8 月下旬各地陆续开放申领 。

而回溯历史，中国古代的生育津贴制度源远流长。不同朝代基于各自的背景，推出了一系列独特的生育鼓励政策，这些政策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需求，也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启示。这些政策形式多样，包括物质奖励、赋役减免和法律强制措施，展现了古代政府对社会治理的积极探索。从春秋战国到明清时期，不同朝代根据自身需求制定了相应的生育津贴制度，其背后既有现实的人口压力，也有儒家“仁政”思想的体现。

越国：战争后的生育激励

春秋末期，越王勾践在吴越争霸中战败，国家人口锐减，劳动力严重不足。为了快速恢复国力，勾践颁布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系统化的生育津贴制度之一。

根据《国语·越语》记载，越国规定：“生丈夫（男孩），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 生男孩奖励酒和狗，生女孩奖励酒和猪，这种差异可能与古代农耕社会对男性劳动力的需求有关。此外，如果生下双胞胎，官府会提供免费保姆；若生下三胞胎，则由政府指派奶妈抚养。为了保障孕妇的健康，越国还建立了早期的“公费医疗”制度，孕妇临产时需上报官府，政府会派遣医生接生，确保母子平安。

这些政策的效果十分显著。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越国人口迅速恢复，国力增强，最终在勾践的带领下击败吴国，成为春秋末期的霸主之一。越国的生育政策不仅提高了人口数量，也奠定了后世类似制度的基础。

汉代：胎养令与赋役减免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长期稳定的大一统王朝，但由于秦末战乱和楚汉之争，汉初人口凋零，经济萧条。汉高祖刘邦曾下令：“民产子，复勿事二岁”，即生子可免除父亲两年的徭役。这一政策旨在鼓励生育，补充劳动力。

到了东汉章帝时期，政府进一步细化生育补贴政策，颁布了著名的“胎养令”。该政策规定，怀孕妇女可获赐谷三斛（约120公斤），产后免除全家三年赋税，丈夫免一年徭役。这一政策不仅减轻了家庭生育负担，也提高了新生儿的存活率。此外，汉代还特别关注多胞胎家庭，如西汉时期，河南一位妇女一胎生下三个男孩，官府特别赐予钱米资助抚养。

汉代生育政策的背景与儒家“仁政”思想密切相关。政府希望通过减轻赋税、提供粮食保障，让百姓安心生育，从而实现社会稳定。从结果来看，西汉人口从初年的约1500万增长至末年的6000万，东汉鼎盛时期人口更是接近6500万，生育激励政策功不可没。

宋代：精准补贴与贫困救助

宋代是中国古代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但贫富差距较大，许多贫困家庭因无力抚养子女而选择溺婴，尤其是女婴。为了遏制这一现象，南宋政府推出了“胎养法”，专门针对低收入家庭提供生育补贴。

根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南宋规定：乡村五等户（家产不超过40贯）、城市七等户以下（家产不超过十几贯）的贫困家庭，每生育一胎可获4贯钱（约相当于今天的1200元人民币购买力）或1斛米（约60公斤）。 部分地区还实行钱米并行补贴，如福建路曾规定每胎补贴1斛米加1贯钱。此外，孕妇的丈夫可免一年徭役，相当于现代的“陪产假”。

这一政策的资金最初来源于地方“免役宽剩钱”，后来逐渐转为中央财政拨款或常平仓调拨，体现了宋代社会福利制度的完善。从实施效果来看，南宋时期江南地区的人口稳步增长，溺婴现象有所减少，贫困家庭的生育意愿得到提升。

明清：多胎奖励与赋税改革

明清时期，中国人口突破1亿大关，但政府仍对多胎生育给予奖励。明太祖朱元璋规定，“一产三男者，赏钞十锭（约6000文）、米五石”，以鼓励高产家庭。清代康熙时期进一步制度化，凡一胎三子者，赏米5石、布10匹，并免除部分赋税。

更重要的是，清代进行了赋税改革，康熙推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实施“摊丁入亩”，彻底废除了人头税，使生育不再成为家庭的沉重负担。这一改革极大促进了人口增长，至乾隆年间，全国人口突破3亿，成为中国古代人口增长的巅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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