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 “大清子民” 到 “我是中国人”：族谱里的民族觉醒史

案头的族谱已泛黄，宣纸上“张氏宗谱”四个楷体字被岁月浸得温润。指尖抚过光绪年间修谱时留下的朱红印记，曾祖父名下“光绪二十一年，随宋庆军守营口”的小字骤然清晰。这行简短的记载，恰似一把钥匙，打开了“我是中国人”这一身份认知的历史长卷——原来“中华民族”这沉甸甸的称谓，并非与生俱来的烙印，而是在百余年风雨中，与家族命运交织着逐渐成型的精神图腾。

祖父曾说，我们这支张姓，明末从山西洪洞迁徙至直隶，清初又随垦荒潮迁往辽东。翻遍族谱前半卷，明清两代的记载多是“某某公，配某氏，子三人”“某岁大旱，合族共渡”，那时的祖辈们，或许会说自己是“大明人”“大清人”，或是“山西人”“辽东人”，却从未有过“中华民族”的清晰概念。康乾盛世时，曾祖的曾祖父作为旗人庄园的佃农，曾因劳作勤勉获过盛京将军的嘉奖，族谱中留存的那纸嘉奖令上，“尔乃我朝顺民”的字样，道尽了彼时的身份逻辑——王朝子民的归属感，远重于超越朝代的民族认同。

这种认知的裂痕，始自光绪年间的炮火。族谱中关于曾祖父的记载突然变得详实：“甲午之役，营口失守，公负重伤归乡，断左臂，常对子孙言‘洋寇不灭，国无宁日’”。祖父回忆，曾祖父晚年总在村口老槐树下，给孩童们讲战场上汉、满、蒙各族士兵并肩作战的故事，说“旗兵的马刀和汉兵的长枪，都朝着一个方向”。那时的中国，在列强坚船利炮的冲击下，“天朝上国”的迷梦破碎，梁启超在《新民说》中疾呼的“中华民族”概念，正悄然在底层民众的血泪中萌芽。曾祖父或许不懂“民族”二字的学理内涵，但他口中“咱们中国人”的称谓，已取代了昔日“大清子民”的说法，这是山河破碎时，各族人民在苦难中凝结的共识。

族谱中民国初年的那几页，字迹换了新的笔迹，是祖父的伯父所写。1912年的记载格外醒目：“共和肇建，五族共和，族中蒙族女婿阿拉坦，与吾等同修族谱，共祭先祖”。原来清末时家族与附近蒙古族部落通婚，此前族谱中仅记“娶蒙古女”，至此却明确写入女婿全名与族属，还附上了蒙古族的祭祖礼仪。这小小的变化，折射出“中华民族”概念的深化——不再是汉族的专属称谓，而是涵盖汉、满、蒙、回、藏等各族的共同体。祖父的伯父曾参与冯玉祥的西北军，族谱中夹着的一张泛黄合影里，他与汉、回、维吾尔族战友并肩而立，背后横幅写着“共赴国难，振兴中华”，那是1933年长城抗战前夕拍摄的。

抗战时期的族谱记载最为简略，却字字千钧。1942年那一页，只写着“侄辈三人，赴滇缅作战，一死一伤一归”。归来的是祖父的堂叔，他带回了一块刻着“忠勇”的木牌，说是傣族向导用生命换来的。他常说，在滇西的丛林里，各族民众送粮引路，汉族士兵与彝族土司的武装并肩冲锋，“那一刻才懂，中华民族不是写在纸上的，是刻在骨头里的”。正是这场全民族的抗战，让“我是中国人”的认同，跨越了地域、民族、阶层的界限，成为亿万国人的共同心声。

如今，我握着祖父传下的修谱笔，在族谱中添上新生儿的名字。窗外，社区里汉、回、满各族邻居正一起筹备中秋联欢会，蒙古族的大妈教大家跳安代舞，回族的大叔给孩子们分油香。翻到族谱末尾，祖父写下的话映入眼帘：“族之根，在血脉；国之根，在民族。身为中国人，当守此根脉，传此精神”。

从清朝时“王朝子民”的模糊认知，到清末苦难中“中国人”的初步觉醒，再到民国时期“五族共和”的实践，直至今日各民族共同体的巩固，“中华民族”的概念，早已融入族谱的每一页记载，融入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身份，是曾祖父断臂时的呐喊，是祖父堂叔带回的木牌，是各族邻居共庆佳节的欢颜，更是我们这代人传承的责任。我是中国人，这不仅是一个称谓，更是一部在苦难中凝聚、在传承中升华的民族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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