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还在裹小脚：偏远地区缠足陋习甚至延续至1940年代

1928年早春的北平，正阳门外的绸缎庄前，几位身着新式旗袍的女性步履轻快地走过，她们裸露的双足穿着精致的皮鞋，与街角老茶馆外那些裹着小脚、步履蹒跚的老妇人形成鲜明对比。这一年，南京国民政府刚刚颁布《禁止妇女缠足条例》，一场席卷全国的“天足运动”正以雷霆之势冲击着延续千年的缠足陋习。这场以“放足”为核心的变革，不仅是中国女性服饰与身体解放的起点，更成为近代女性追求独立与自由的重要注脚，只是这场革命的光芒，在城市与偏远乡村之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亮度。

缠足陋习始于北宋，兴于明清，“三寸金莲”被视为女性美的核心标准，却也成为禁锢女性身体与精神的枷锁。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思想的传入和民族救亡运动的兴起，先进知识分子率先发出废除缠足的呼声。梁启超曾在《戒缠足会叙》中痛斥缠足“害于家，害于国，害于种”，将缠足与民族危亡紧密关联。进入民国时期，政府成为推动天足运动的核心力量。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伊始，便颁布了禁止缠足的法令，将放足纳入移风易俗的重要议程；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进一步细化条例，规定“未满十五岁之女子，已缠足者应立即解放，未缠足者禁止缠足”，并设立专门的“放足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放足政策。

在政府的强力推动与新思想的浸润下，城市成为天足运动的前沿阵地。北平、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率先响应，放足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深入街巷，张贴标语、发放传单，向民众宣讲缠足的危害。学校成为重要的宣传载体，女学生们带头放足，穿着宽松的布鞋走进课堂，她们的身影成为街头巷尾最鲜活的变革符号。上海的《良友》画报曾刊登多篇倡导天足的文章，配上女学生运动的照片，将天足与新女性、新时尚紧密绑定。不少开明绅士和商人也积极响应，有的商家推出“天足鞋”，打出“穿天足鞋，做新女性”的广告；有的地方甚至规定，放足女性可在购物时享受折扣。

城市女性的生活因天足发生了深刻改变。摆脱了缠足的束缚，她们不仅能够更自由地行走、运动，更获得了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在上海，一批放足后的女性走进工厂，成为产业工人；在北平，女学生们组织演讲队，深入社区宣传放足理念；在广州，女性开始参与体育赛事，天足让她们得以在运动场上展现活力。服饰与足部解放相伴相生，缠足时代的弓鞋逐渐被平底布鞋、皮鞋取代，服饰的设计也更加注重实用性与舒适性，宽松的旗袍、连衣裙开始流行，进一步凸显了女性身体的自然之美。这种变化不仅是外在形式的革新，更折射出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她们开始以独立的姿态参与社会生活，打破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桎梏。

然而，与城市的热烈景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偏远乡村地区天足运动的艰难推进。直到20世纪40年代，在山西、陕西、贵州等偏远省份的乡村，缠足陋习依然根深蒂固。这里的民众受传统观念影响极深，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缠足才是好媳妇”，不少家庭依然坚持为年幼的女儿缠足。一位曾在山西乡村支教的教师回忆，当地的女孩大多在五六岁时便被母亲强行缠足，“哭声震天，却无人理会”，而那些已经放足的女性，反而会遭到邻里的嘲笑和排挤，被认为“不守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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