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后，刘禹锡的这个制度，竟然一直沿用至今

　　郑州的荥阳刘禹锡公园内树立着十二个牌坊，分别记载了一代诗豪，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从出生地嘉兴，做官地长安、扬州、和州、洛阳，到去世地荥阳，一段段丰富的人生经历。

　　刘禹锡(公元772-842年)，字梦得，中唐时期著名文学家、思想家，祖籍洛阳，生于浙江嘉兴，曾在郑州荥阳生活过，晚年居于洛阳，逝后葬于郑州荥阳檀山原。

　　刘禹锡生活于安史之乱后的年代，这个时候有三个最尖锐的社会矛盾，一个是藩镇割据，二是宦官专权，三是国家财政严重的困难。唐德宗统治的时期，也就是贞元年间，有一大批中下层官僚子弟家庭出生的知识分子，一直在反思，想要进行改革。

　　这一时期，新文学、新乐府、传奇小说等为代表的新思潮开始涌现，它有着人们期望进行深层次改革的要求。因为，安史之乱使国家财政收支减少，藩镇割据的这些地方不向朝廷输纳贡赋，国家的开支越来越困难，养兵却越来越多，面对这种局面该怎么办?

　　于是，改革的历史使命就落到了当时以刘禹锡为代表的，年龄为二、三十岁的年轻士大夫身上，他们的官位很低，政治资源夜不够丰富，这个时候他们能够想到的改革途径就是紧密地团结在皇帝的周围，利用皇帝的权力来实现他们这种改革的诉求。

　　在文坛已经享有盛誉的刘禹锡，此时在朝廷担任监察御史，官品并不高(正八品)。监察御史虽然级别很低，但是具有上监察宰相，下监察地方各级官吏的权利。刘禹锡倡议实行举报制度，他倡议采取设立缿筩，类似后来举报箱的监督措施，用来监督昏庸的官员，奖励揭发检举违法乱纪之人，打击社会势力，严惩欺下瞒上的人。

　　所谓缿筩，是当时一种口小肚子大的，类似于储钱罐一样的一种制品。刘禹锡设立的这种缿筩，口小肚子大，使人们举报意见，投进去以后，就不容易再被拿出来，起到保护举报人的作用。这种作为举报贪官，举报腐败现象的一种方式，在当时有效，到今天夜逐渐地演变为 我们现在的举报箱制度。

　　刘禹锡在《答饶州元使君书》中说到：“徙木之信必行，不惑，此政之先也;置水之情必励，则人知敬，此政之本也;缿筩之机或行，则奸不敢欺，此政之助也“。也就是说为政者必须要做到诚信，只有做到诚信，才能够不让百姓心存疑虑，这是为政者的首要之所在;其次 作为为政者，一定要做到政治清明，只有做到政治清明，才能够对老百姓产生激励，出台的一些政策措施，才能够获得老百姓的拥护和支持，这是为政者的根本之所在。

　　“天资帝王宅，以我为关钥;能令下国人，一见换神骨;高山固无垠，如此方为岳;丈夫无特达，虽贵犹碌碌“。

　　这首《华山歌》作于公元794年，为青年刘禹锡的明志之作，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人对于国家和民族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们愿意以一腔热血，为国家、民族、社会的进步发展做出贡献。

　　唐德宗晚年，太子李诵希望革新王朝政治，中下层官僚中影响力最大的就是，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位监察御史。

　　贞元二十一年，太子李诵继位，历史上称为唐顺宗，改革开始了。他首先通过加强执掌盐铁转运使，来整顿财政，加强国家的财政收入;其次，是整顿宦官，因为宦官掌管着禁军统帅权。

　　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局面并没有缓解，相反愈演愈烈，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主要根源之一，藩镇割据削弱了中央的统治力，使得中央的政令不能下行，而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藩镇与藩镇之间，时不时地会发生战争，使得人民的生活陷于了水深火热之中，这也是刘禹锡最痛心的。

　　但是，要让那些拥兵自重的藩镇贵族们舍弃自己的权利和既得利益谈何容易。改革遭到了强烈的阻挠，首先是来自地方强藩的阻力，强大的藩镇联名上书朝廷，其实便是宦官，在藩镇和宦官的联合下，新政推行了一百天左右的时间，唐顺宗就被迫把权力交给他的太子李纯。

　　新继位的唐宪宗李纯虽部分地保留了改革措施，但是把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个年轻的官员外派为八个边远州的司马，刘禹锡被分配到了朗州为司马，朗州就在今天湖南的常德，从此刘禹锡开始了长达二十三年的地方官的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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