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为什么不喜欢听臣子拍马屁，如何怒斥拍马臣子

　　大家都知道，阿谀拍马和隐瞒实情是中国古代官场中的两大恶性。这两大恶性都根深蒂固，而且又是相辅相成。其道理不难明白：阿谀拍马不仅可以讨好上司，还可以蒙混上司。倘若上司头脑不够清醒，必定被这种阿谀拍马催哄得昏昏入睡，不再关心实情到底如何;而吹捧者也因而得以蒙混过关，为所欲为，甚至飞黄腾达，从而应了老子的名言：“将欲取之，必先与之”。

　　对于八旗勋贵、朝廷重臣、方面大员、封疆大吏等担任高级职务的官员们的密奏中的那些阿谀拍马之语，他一一予以痛斥。这种密奏和皇帝在密奏上的批示都是不公开的，除了上奏者和批示者外，他人无法看到。因此雍正的这些批示，绝非假撇清，做样子，以示清高。下面，让我们看看。

　　在对李兰奏折的朱批中，雍正明确地表达了他对臣下奏折中的阿谀虚文深为厌恶。该折中有“皇上之洪福”的字样，本是最普通的套语，即使比起“、万岁、万万岁”、“万寿无疆”等常见套语来，也算不上肉麻。但雍正在批示中却明白地警告李兰说：“朕深厌恶此种虚文!” 赵国麟奏折中称自己的意见是“一得之愚”，雍正觉得这是虚伪，批示道：“用愚字多矣!朕岂有肯畀愚人以藩司之职!” 宜兆熊奏折中自称对皇帝如何忠心耿耿、知恩图报。雍正对于有关表忠输诚的马屁字句作了如下批示批(朱批)：“(墨字，即奏折原文)臣虽粉身碎骨(朱批：不必如此)，(墨字)至死以报(朱批：何用如是!)”。蔡良奏折说他对宣传圣谕如何卖力，雍正的批评颇为风趣俏皮：“(墨字)臣每当官兵聚集之公所，必大声疾呼，委曲开导(朱批：因欲众人听闻，大声是矣，疾呼似可不必)”。王士俊得到雍正赏赐屯绢两匹、蜜荔枝一瓶后上折致谢，乘机大大拍了皇帝一个马屁，但却不料拍到了马脚上：“(墨字)赏臣花屯绢两匹、蜜荔枝一瓶。…缝衣有耀，顶踵皆被龙光;怀核亲尝，肺腑长含玉液(朱批：衣只被身，何及顶踵?核岂足尝，难入肺腑。概属套语，浮泛不切!)”。沈廷正奏折中拼命贬低自己，以便吹捧皇帝：“臣自知器小才庸”。雍正看着不顺眼，讥讽地批示说：“将己之态度一语写出如画”。宪德奏折中自称“战栗惶憟”，朱批改为“羞愧汗赧”，令其对己的拍马行为感到羞惭。

　　雍正反对虚文，因为他深知这些虚文“概属套语，浮泛不切”，完全无助于解决实际问题。因此对于那些以阿谀拍马的虚文来敷衍皇帝而不讲实话的官员，雍正在朱批中毫不留情地予以痛斥。例如他骂楼俨的奏折“殊属迂阔不通之至!”斥马觌伯的奏折“满口支吾，一派谎词!”说杨鹏的奏折“洵为大笑谈!果系年老昏聩乎?汝据实奏朕知之!”。对于上此类奏折的官员，也在朱批中严厉责骂。例如骂宜兆熊：“庸愚之极”、“欺诳瞻徇、昏愚无识之督抚!” 骂岳超龙：“汝辈不忠不诚，凡夫俗子之所欺诳也!” 骂石礼哈：“不学无术，躁妄舛谬!” 骂武格：“可谓蠢钝之极!”。这些骂词已够厉害的了，但还有更厉害者。例如朱批中骂管承泽：“可谓良心丧尽，无耻之小人也!” 骂魏经国：“如此负恩背理，老奸巨滑，败坏国家法纪之人!” 骂伊拉齐：“似汝忘本背恩，刚愎自用之辈!” 骂杨名时：“大欺大伪，大巧大诈!” 对沈廷正和黄国材，骂得更无以复加：“(沈廷正)则为木石之无知，洵非人类矣!”;“(黄国材)即禽兽不如之谓也!” 受到这种恶骂的官员，很多也就因此而“下岗”，销声匿迹了。

　　上面提到的这些官员，都是他所委以重任的高官和亲贵，但是他对这些关系密切的人如此不留情面地痛斥，是他知道玩弄这种吹牛拍马的官僚，大多未能履行其责，而妄图用拍马屁来掩盖其无能、失职或偷懒。因此在朱批中，他一再要求官员勤奋工作，认真履行职责。如未尽职，朱批就要责问。不奏报地方实情，自要追问。如问柏之蕃：“地方事宜，如民情吏治，年岁丰歉，何故未见陈奏一字?”问董象纬：“朕谕尔兄，居官惟务巧饰，自到广以来，未具一切实之奏。通省岂无一件可闻于朕之事?”。知情不报，责备更严厉，如责噶尔泰：“江宁城内，正月以来连此被盗，兼有旗兵种种不法举动，朕悉于他处闻之。汝今何颜对朕!若云不知，是乃无耳无目之木偶人也。如知而隐匿不奏，辜负朕恩，有过汝者乎!”。官员只报琐事而不报大事，也不放过。如斥塞楞额：“尔身任封疆，当知大体，似此琐屑不应奏之事渎奏，必有应奏之事隐匿不奏闻者”。官员不认真作调查研究，奏报所奏缺乏根据，很难逃脱被责。如责法敏：“尔甫经到任，尚未周知地方事宜，遂为此未见颜色之瞽折耶!不过据一二属员之书生管见，即率尔道听途说，公然具折上奏，殊属孟浪妄谬之至!”。官员奏报不实，要受严斥。如斥何世璂：“此所奏分数(按：指二麦收成)，皆属太过。似此虚捏，何益之有!”。官员要是想要隐瞒情况，那么更难过关。如说阿克敦：“汝于广东任内有数事欺隐，朕深为寒心!”。奏报而不认真，同样也要受训斥。如训杨鲲：“奏报如此怠慢，甚属不合”。

　　雍正要求官员上奏折要务实，为的是令其尽责。官员奏报失误后如能改正错误，此公倒也常常予以原宥，并不一棍子把人打死。如在朱批中对佟世麟说：“分派营伍一事，如何情由，其据实陈奏。如知改悔，朕犹宽恕”;对杨馝说：“似此认咎直陈，不事文饰，情尚可恕。但当奋兴砥砺，以期无忝此任”。更为可贵的是，如果雍正发现自己批示有误，也不讳言，坦然认错。如在朱批中对宜兆熊说：“朕前谕误矣”;对杨鹏说：“朕严行批谕，系出一时之见。随于各处访询，知尔所奏颇属有理。前谕责汝错矣。候另有旨”。这种因务实而作自我批评的情况，在专制君主中实为罕见。

　　雍正恶“虚”求“实”，不要臣下吹捧，而要他们说真话，在中国帝王中属凤毛麟角。因此他的朱批，也别具一格。当然，由于各方面的局限，他在这方面做得还颇为有限。在各种公开场合，他仍然会心安理得地接受如潮而来的颂圣之词。在接受官员私下呈上的奏折时，也有被狡猾官员的超水平的阿谀文字弄昏头的例子。所以在中国古代那种恶劣的官场文化环境中，即使精明强干者如雍正，也难以真正摆脱这种千年恶习。不过即使如此，这种恶“虚”求“实”的精神，确实也值得大书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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