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英宗后称：不是弟弟的错 都是小人从中作梗

　　也先送英宗回京师后，在明朝并没有受到真心实意的欢迎。景泰帝坐在皇位上不想下来，于是加强防范，惟恐自己失去皇位。 英宗虽然身为太上皇，但他居住的南宫却是冷宫。景泰帝拒绝了一切朝见太上皇或为太上皇过生日的请求，一切与太上皇的往来都受到怀疑和监视。太监阮浪在南宫侍侯太上皇，阮浪门下有个小宦官王尧，王尧要到卢沟桥办事，阮浪就把太上皇所赐的镀金绣袋和束刀送给了他。王尧偶然在锦衣卫指挥卢忠家喝酒，在玩蹴游戏时脱了外衣。卢忠见到束刀和绣袋不同于一般的规制，认出那是太上皇的东西就命妻子将王尧灌醉，解下了他的刀和绣袋跑到宫里报告说：“南宫谋复皇储，遗刀求外应。”景泰帝当即怒杀阮浪、王尧，并且穷追不已。

　　宫外为易储的事闹得沸沸扬扬，许多官员由于为复储的事说话而受到严厉惩罚，一些侥幸进用之徒也趁机讨好景帝——有人建议增高南城城墙，用铁灌铸宫门之锁;御史高平进言南城多树，恐怕事出不测，于是就把南宫的大树都砍了。当时正值盛暑，英宗常倚树休息，有一天忽然发现树被砍了，当他得知砍树的原因之后，顿时大为恐惧。 英宗虽然回到了北京，反倒不如在也先部落中受到优待。皇权的争夺抹杀了一切温情，功名利禄败坏了人们的良心，而正是这种争夺，让一些小人看到了机会：英宗与其在屈辱中活着，不如拼搏以求一逞。 景泰帝加强防范限制的政策适得其反，太上皇的愿望和宵小们的投机心理一拍即合。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元旦朝贺被取消。因为从前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起，景泰帝就病了。正月十二日，景泰帝为行祭天礼，带病住在南郊(今北京天坛)斋宫。他把石亨召到榻前，命他代行祭天之礼。石亨看到景泰帝病得厉害，退下后与都督张軏、左都御史杨善及太监曹吉祥商议，如果景泰帝死去，立太子不如让太上皇，这样可以邀功赏。张軏、曹吉祥又把此意告诉了太常卿许彬。许彬认为这样可以建立“不世之功”，立即建议去找“善奇策”的副都御史徐有贞。这个徐有贞是谁?就是在土木之变发生后主张南迁的侍讲徐呈。徐呈在国家危难时主张南迁因而遭到群臣的鄙视，甚至景泰帝一看到他的名字就感到讨厌。于是他就改了名字，叫徐有贞。 石亨等人连夜到了徐有贞家，徐有贞大喜，认为机会来了。他说，这件事一定要让在南宫的英宗知道，而且一定要得到确切答复才可以。

　　石亨等人十六日又到徐有贞家碰头，说：“我们已得到太上皇的确切答复，你说下一步怎么办吧?”徐有贞于是爬到屋顶，仰观天象后，马上又爬下来，说：“时在今夕，机不可失!”当时，守备边境的官员曾向朝廷报警，徐有贞说，就利用它做借口，以防备万一为名，调兵进入大内，。徐有贞临行前焚香祝天，与家人诀别说：“事成社稷之利;不成门户之祸。归，人;不归，鬼矣!” 徐有贞与石亨、张軏找到太监曹吉祥等，收了各宫门的钥匙。夜四鼓，他们打开长安门，率领群从子弟家兵千余人，混在守御官军中进了宫。

　　进宫以后，徐有贞又锁上了门，把钥匙投进水中，说：“万一内外夹攻，事去矣。”——大家看，这分明是一种破釜沉舟的赌徒心态!石亨、张軏一切都听徐有贞安排，不知该怎么办。 这时天色还不亮，张軏等心里没底，不免惶惑，徐有贞催促快走，张軏说：“事成了吗?”徐有贞说：“肯定能成。”他们走到南宫城，门锁着打不开，敲门没人应。一会儿，隐隐听到城中开门声，徐有贞让众人将大木悬挂，数十人举木击门，又让壮士跳墙进入，内外配合拆毁宫墙，破门而入。徐有贞冲进宫，见到太上皇坐在烛光下。太上皇被眼前的阵势吓得不轻，问道，你们要干什么?众人一起跪在太上皇面前，合声请太上皇登位。徐有贞命士兵抬过乘辇，扶太上皇登辇。士兵们都心惊胆战抬不起来，徐有贞等人见状，便亲自帮着抬走。

　　这时，天已经亮了，太上皇坐在辇中顾看左右，各人纷纷报上自己的官职姓名。行至东华门，管门的不让进，太上皇说：“我太上皇也。”于是进门，众人把太上皇拥到奉天殿，黼座还在角落上，众人把它推到中间，扶太上皇登座，大鸣钟鼓，并打开所有的门。这时，百官正在宫墙下等候景泰帝上朝，忽然听到殿上鼓噪，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惊愕中，徐有贞出来向大家喊话：“太上皇复位了!”说完催促大家入贺。百官在惊骇中入宫拜谒，太上皇说：“卿等以景泰皇帝有疾，迎朕复位，其各任事如故。”他命徐有贞入内阁，参预机务，改元大赦，以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这一天是正月十七日，宫廷政变成功，史称“南宫”，也叫“夺门之变”。

　　夺门之变是一场宫廷，它虽然没有改变明朝的国策或大势，但在君臣格局上却是一次大的反复。 正统十四年间，身为帝王，英宗未曾做过什么失德之事。只是因为当时急于建立功业才导致“土木堡之变”的发生，等到英宗回到北京，住进南城做太上皇时，老百姓还念着他当年的好处，“天下人心向慕不衰”。特别是在景泰帝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时，臣民们对他开始失望。所以，当明朝人一听说太上皇了，无不“欢忭鼓舞”。但是，身为夺门功臣的石亨、张軏等人在英宗后却居功自傲，窃弄威权，导致老百姓对英宗也产生了失望的情绪。

　　对于这一事件，徐有贞、曹吉祥、石亨、张軏这些小人本来是为着自己的功名利禄而谋事的，从始至终他们都抱着赌徒的心态，“冒九死为之，机尽危，胆识尽大”。首辅李贤认为，如果景泰帝真的病得不行了，他们可以率领文武百官出来请英宗复位，何必如此兴师动众?有人评价李贤的观点说，这是痴人说梦之言!以前的人说，在朝堂之上，“呼吸之际有雷有风”，唐武宗、宣宗与宋理宗登极时的事难道不值得借鉴吗?在那个关键时刻，东宫之事还没安排好，皇位的归属自然成为一切政事的焦点。景帝病重的时候，自然有图谋富贵的人要预谋起事。 英宗复得帝位后的二三日间，英宗文武首功之人列侍文华殿。英宗很高兴，对诸臣说：“朕的弟弟病好了，现在已经可以喝粥了。这件事不关他的事，是小人从中作梗。”

　　明英宗第二天(十八日)，就下诏逮捕少保于谦、王文，学士陈循、萧、商辂，尚书俞士悦、江渊，都督范广，太监王诚、舒良、王勤、张玉下狱。他又命副都御史徐有贞以本官兼翰林院学士直内阁，典机务寻进兵部尚书，兼职如故;将前礼部郎中章纶从狱中释放，提拔为礼部侍郎——因为章纶曾经上书建议恢复英宗长子朱见深的太子地位。 二十二日，明英宗下诏，杀害于谦、王文，籍其家，罪名是意欲迎外藩继大统。明英时，徐有贞嗾使言官弹劾王文倡议迎立外藩，并且污蔑于谦。王文、于谦等被关入监狱。但经过勘察，说于谦、王文迎立外藩并无实据，因为要迎立外藩必须动用有关金牌符敕，而金牌符敕并未动用，仍在宫中。当时景泰帝执意要废掉原太子，当自己的儿子成功被立为太子后，景泰帝赏赐廷臣，王直得到赐金扣案顿足，说：“此何等事，吾辈愧死矣!”景泰帝病重时，所谓于谦等要迎立外藩，也是要恢复原太子的储位，并非如所传要迎立襄王世子。但是徐有贞说：“虽无显迹，意有之。”司法官员萧维桢等阿附石亨等人，竟以“意欲”二字定案。“王文嗔怒，目如炬，辩不已”。于谦对他笑一笑说：“辩生耶?无庸。彼不论是有无，直死我耳。”定案后，英宗于心不忍，说：“于谦曾有功。”徐有贞直奔英宗面前，说：“不杀于谦，今日之事无名。”英宗这才下了决心。将王文、于谦与太监王诚、舒良、王勤、张玉处斩，妻子戍边徼。 对于明朝来说，于谦有再造之功。英宗陷于北庭，廷臣有主和者。于谦说：“社稷为重，君为轻。”所以说也先抓了一个无用的人质，英宗也因而得以回还，但是于谦也就此种下了祸根。

　　以上内容来自《毛佩琦细解明朝十七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