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为什么不留在杭州，反而主动要求去穷困的密州？

　　宋神宗熙宁七年(一○七四)，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期满后，主动要求到山东密州(今诸城，宋时辖胶西、高密、安丘、诸城、莒县五县)任职，担任该州的最高长官“知州”。当时的密州是个贫穷山区，经济萧条，文化落后，百姓生活困苦，政府官员的薪俸也很低。这与有“天堂”之称的杭州不啻天壤之别。正如苏轼在《超然台记》一文中所写：

　　予自钱塘移守胶西，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予之不乐也。

　　身为地方长官，在杭州时出门是舟楫画舫，住的是画栋雕梁，满目是迷人的湖光山色。而到密州后，出行是车马劳顿，住的是木屋草房。出门所见，尽是桑麻遍野，荒山连绵。而且甫一到任，就遇上天灾，庄稼歉收，盗贼遍地，民间纠纷不断……在此情况下，他这密州的“一把手”也一贫如洗，连粮食都不够吃，每天只吃些枸杞、菊花等野菜充饥。他在《后杞菊赋并叙》中进一步写道：做官十九年来，他家中日益贫困，吃穿都不及以往。到密州后，本以为可以吃顿饱饭了，然而厨房里空空如也，吃的仍令人担忧。于是，他天天在公务之余，跟同僚刘庭式一起，到城边荒废的菜园中挖野菜吃。他们边挖野菜边谈笑风生，日子虽苦，但却苦中有乐。

　　苏轼为何愿到这穷地方过贫苦生活?这固然不是庸俗的功利观所能解释，他也不曾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标榜自己，而说他有与民同甘共苦的良知和以苦为乐的胸怀，倒比较符合实际。正是在跟百姓同甘共苦中，他才能及时发现问题，为百姓排忧解难。有一次，他跟刘庭式沿着城墙根挖野菜，忽然在一丛枸杞旁发现一个用包裹裹着的弃婴。他心痛地捡起弃婴，抱回府中抚养，从中更深地了解到百姓生存的艰难。于是他下令州府的官员到野外去捡拾弃婴，自己也“洒涕循城拾弃孩”。

　　几天时间，州府中就收养了近四十名弃婴!他把这些弃婴分别安排到各家抚养，政府按月给抚养费，两年内救活数十名弃婴。两年后，苏轼被贬黄州时，还把收养弃婴的经验传授给鄂州太守朱寿昌。因当时岳鄂民间有“溺婴”的恶俗，许多婴儿刚生下来就被放到水盆里淹死，出生晚的女孩几乎无一幸免。苏轼建议朱寿昌依法禁止溺婴行为，并在黄州成立一个名为“育儿会”的慈善机构，动员人们捐钱捐米救助婴儿。他虽然囊中羞涩，也给“育儿会”捐了十千钱的善款。

　　跟百姓一起吃苦受贫，也使苏轼进一步密切了跟群众的关系，更深入地体察百姓疾苦，从而更有效地帮他们战胜灾荒。他刚到密州时，那里正遭受严重的旱灾和蝗灾，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流离失所，饿殍遍地。目睹此等惨状，苏轼心急如焚，立即采取积极措施，恤民救灾。他一方面开仓放粮，并将州衙官吏的口粮匀出一部分，为断粮的饥民解燃眉之急;同时上书丞相韩琦，如实反映当地灾情，要求朝廷选派官员下来视察，体量放税，或给予补助。

　　在灭蝗中，他亲自出马，带领农民用火烧、深埋等方法铲除蝗害，并动用部分仓米奖励捕蝗有功人员。他还针对当地“盗贼渐炽”的情况，及时作《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上书朝廷，对盗贼产生的根源做了精辟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治盗之策……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密州的灾情基本得到控制，百姓的负担有所减轻，社会秩序也明显好转。

　　苏轼还把他的“以苦为乐”思想，提升为极富教益的人生哲理，用以指导自己，影响他人，改善民生。他曾《后杞菊赋并叙》中说：

　　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或糠核而瓠肥，或粱肉而墨瘦……吾方以杞为粮，以菊为糗。春食苗，夏食叶，秋食花实而冬食根，庶几乎西河南阳之寿。

　　他认为人生在世上，就像手肘一样能伸能曲，所谓贫困、富有、美艳、丑陋，只是相对而言。有的人吃糠咽菜照样白白胖胖，有的人吃山珍海味却瘦骨嶙峋。他以杞菊为食，春天吃苗，夏天吃叶，秋天吃花和果实，冬天吃根，照旧快乐健康，说不定还能因此而长寿呢!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历尽万难而不移其志，身处逆境仍保持乐观，从容地渡过一道道难关，使生命迸发出灿烂的光辉!而作为一笔宝贵精神财富，这闪光的哲理也鼓励人们学习苏轼，不畏贫苦，在艰苦困难中勇往直前，乐观向上地积极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