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段氏家族的文化转型与地域文化

     段氏家族作为一个在历史上影响巨大的家族，真正实现家族的勃兴则是在唐朝初年，段志玄开其端，段文昌、段成式父子以文守之，并且加以扩大，从而使段氏家族成为声名远播流芳千古的著名家族。探讨段氏家族在唐代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可以发现，其与孕育段氏家族的地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考察段氏家族在隋唐时期的活动情况可以看出，在黄河流域以及长江流域段氏家族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当地的社会环境对段氏家族的社会崇尚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就段偃师和段志玄父子活动的太原郡来看，他们是受北方地区社会习俗的影响而最终参与到反隋战争中的。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五下》云：“四世孙后魏晋兴太守纷。五世孙偃师，徙河南。”究其实，晋兴郡是西晋永嘉五年（311）前凉张轨在晋兴县所设，其辖境相当于今青海乐都县以东和兰州市以西湟水两岸地区，北魏时期废弃。这里所说的段纷曾任晋兴太守，或许是在这一地区担任职务，亦未可知，但也反映出此时期段氏家族仍然活动在西北地区。

      段志玄的父亲段偃师，“隋末为太原郡司法书佐，从高祖起义，官至郢州刺史。志玄从父在太原，甚为太宗所接待”。段偃师从太原郡迁居临淄，是段氏家族史上的重大变化。而且根据段偃师从太原郡起家，跟随李渊父子打天下，可以推测在段志玄身上既有太原地区民情风俗的影响，也有临淄所在地区社会环境的影子。

      《隋书·地理志中》云：太原山川重复，实一都之会，本虽后齐别都，人物殷阜，然不甚机巧。俗与上党颇同，人性劲悍，习于戎马。离石、雁门、马邑、定襄、楼烦、涿郡、上谷、渔阳、北平、安乐、辽西，皆连接边郡，习尚与太原同俗，故自古言勇侠者，皆推幽、并云。然涿郡、太原，自前代已来，皆多文雅之士，虽俱曰边郡，然风教不为比也。这一记述告诉我们，在太原周边的地区因为长期处于与少数民族作战的前沿阵地，加之隋代的兴起，这里的民众“人性劲悍，习于戎马”，具有善战的特点。再加上隋代杨谅在这里的经营，使太原地区成为武风盛行的地方。杨谅曾建议隋文帝杨坚“方强，太原即为重镇，宜修武备”。为了谋反，杨谅“招佣亡命，左右私人，殆将数万”（《隋书·文四子·杨谅传》）。

      这些聚集起来的亡命之徒对于太原地区强悍的社会风俗自然产生很大的影响。段志玄跟随父亲在这里长期生活，应当深受这种风俗的浸润，再加上他本人所具有的“以票果，诸恶少年畏之”的个性，所以才能在隋末动荡的环境下脱颖而出。关于临淄所在的青州之地的社会环境变化，对于此后段氏家族文化风尚的形成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隋书·地理志中》云：在汉之时，俗弥侈泰，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始太公以尊贤尚智为教，故士庶传习其风，莫不矜于功名，依于经术，阔达多智，志度舒缓。其为失也，夸奢朋党，言与行谬。齐郡旧曰济南，其俗好教饰子女淫哇之音，能使骨腾肉飞，倾诡人目。俗云“齐倡”，本出此也。祝阿县俗，宾婚大会，肴馔虽丰，至于蒸脍，尝之而已，多则谓之不敬，共相诮责，此其异也。大抵数郡风俗，与古不殊，男子多务农桑，崇尚学业，其归于俭约，则颇变旧风。东莱人尤朴鲁，故特少文义。

     仔细考察齐地的风俗可以看出，从姜太公开始已经为齐地“尊贤尚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到唐初撰写《隋书》时，这里的风俗依然如此，所谓“大抵数郡风俗，与古不殊，男子多务农桑，崇尚学业，其归于俭约，则颇变旧风”，正反映了“崇尚学业”的风尚，可见代代相沿的传统对于齐地社会价值的取向影响极深。

      对于齐地风俗的演变，《通典·州郡十·古青州》“青州”条云：青州古齐，号称强国，凭负山海，擅利盐铁。太公用之而富人，管仲资之而兴霸。人情变诈，好行机术，岂因轻重而为弊乎!固知导人之方，先务推以诚信。逮于汉氏，封立近戚。武帝临极，儒雅盛兴。晋惠之后，沦没僣伪。慕容建国，二代而亡。今古风俗颇革，亦有文学。自国初立都督府，命亲王镇之。汉氏之制，信可取也。从杜佑的描述中我们看不出临淄所在地的风俗演变，可以肯定的是虽然“儒雅”之风渐缺，但民风中还有“文学”因素，所以在唐人的眼中，临淄地区仍然是受儒家文化影响较深的地区，骆宾王云：“邹鲁旧邦，临淄遗俗，俱沐二周之化，咸称一变之风。”（《全唐文》卷一百九十七《为齐州父老请陪封禅表》）这就是为什么段氏家族会在唐代出现产生巨大影响文学家的原因之一。段文昌所居住的荆州的社会环境与青州相比又有很大的不同。

     《隋书·地理志下》云：“大抵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昔屈原为制《九歌》，盖由此也。”当地人为了纪念屈原，在每年的五月十五日举行的“竞渡之戏”，为了纪念楚国伐吴“以为教战，流迁不改，习以相传”的“牵钩之戏”，以及当地的丧葬风俗习惯等，都反映了荆州地区社会环境的庞杂性，这些庞杂的社会环境尤其是荆州地区“信鬼”的习俗，对此后段成式的创作应当有一定的影响。杜佑在总结荆州习俗时说：“荆楚风俗，略同扬州，杂以蛮左，率多劲悍。南朝鼎立，皆为重镇。然兵强财富，地逼势危，称兵跋扈，无代不有。是以上游之寄，必详择其人焉。”（《通典》卷一百八十三《州郡十三·古荆州》）因为民风“率多劲悍”之故，再加上地理环境特殊，所以“称兵跋扈，无代不有”，唐朝在这里设立山南东道节度使加以管辖，于是荆州成为长江中游的重要战略要地，因为节度使多文人，所以才有段成式等人汇聚在徐商幕府，吟诗唱和，留下了《汉上题襟集》等诗作的佳话。

       从汉魏以来，荆州地区社会文化的发展无论在政治上，抑或是纯粹意义的文化上，都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汉代末年荆州——襄阳地区以刘表为核心的政治文人集团的形成与发展，及其在中国历史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标志着荆州地区文化的凸显。在刘表集团中以刘表为首的士人群体在汉末儒学僵化的局面下，开辟了儒学阐释的新渠道。学术界的研究表明，以刘表为代表的荆州学派的形成与汉末动荡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东汉末年中原，迫使大批士人或逃亡幽州，或逃亡荆州，并因此开启了中国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的分张，逃往幽州的士人以代表当时正统的名教政治旧学宿儒为主，而逃至荆州的士人则以新经学为主流。这其中以宋忠为代表的士人，在新的环境下以经世致用的精神批判旧儒学创立新儒学，以标新立异来革新政治的创新效应解决社会的政治腐败现象。但是这种努力在东汉末年的环境下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这就是东汉末年社会动荡的深层文化原因鲁锦寰：《汉末荆州学派与三国政治》，《中州学刊》1982年第4期。。可以这样认为，东汉末年的动荡对于此后荆州地区的社会风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也应当是荆州地区社会风俗庞杂的重要原因，也表明秦汉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地域文化变化的重要阶段。这种变化也应当是段文昌父子文化态度转变的深层次原因。这种影响力再次展现了荆州地域文化的无穷魅力。

     东晋南朝时期，荆州成为长江中游地区重要的军事堡垒，也因此聚集了一批在后世颇有影响的文人，他们的存在对于荆州地域文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到了唐朝，荆州地区作为中原通往南方地区的重要交通要道王文楚：《唐代洛阳至襄州驿路》，《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成为往来文人的荟萃之地，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在这里得到了鲜明的体现，也因此引起了风俗的大变。

      宋乐史云：“荆之为言强也，阳胜物坚，其气急悍，故人多剽悍。唐至德之后，流傭聚食者众，五方杂居，风俗大变。然五月五日竞渡戏船，楚风最尚，废业耗民，莫甚于此。”到唐肃宗“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湖，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王文楚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四十六《山南东道五·荆州》，第2833页。。除了这种在时人看来庸俗的风俗外，“江陵，衣冠薮泽。谚云：琵琶多于饭甑，措大多于鲫鱼。”清光绪：《江陵县志》卷二十一《风土一·风俗》引《朝野佥载》，清光绪三年（1877）刻本。

     可知唐代荆州的都会江陵是文人荟萃的渊薮。况且在唐代安史之乱爆发后，襄阳、邓州地区成为唐王朝所依赖的重要物资供应来源，顾炎武云：“安、史构祸，汴、洛沸腾，而襄、邓无虞，故东南之资储得以西给行在。梁崇义拒命于建中间，未几丧败。及淮西寇暴，实藉襄、邓之力为之犄角焉。”顾炎武：《读史方舆纪要》，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700页。这是对襄、邓地区经济战略地位的高度概括，唐王朝在这里设置重要的官员驻守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由于荆州次政治经济重心的形成，文人荟萃使这里也成为重要的文化中心，在这种大的氛围影响下，段文昌、段成式父子在这里生活乃至于活动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