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淄段氏家族与地域文化（一）

     临淄段氏家族因为不同历史时期所生存的地域环境的迁徙变化，形成了段氏家族不同时期的家族风貌。在由边陲到内地的迁徙过程中，不同的地域文化对段氏家族都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从而形成了段氏家族由崇武到尚文的转变。与此同时，随着其家族历史地位的上升，段氏家族对后世各地的地域文化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一、地域文化影响下的段氏家族

一个家族的发展盛衰受制于多种因素，除了政治因素的影响之外，地域环境对家族的发展也起着关键作用，一些家族就是在不同的地域环境下形成了家族的社会文化风尚，并且随着家族的迁徙而发生家族风尚的变化，这在段氏家族数百年的历史演变中得到了真实体现。段氏家族从远在西北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下所产生的崇尚武力，至唐代迁居内地后渐进为崇尚文化，以文化立家，显示出地域文化对段氏家族家风的深远影响。

       （一）汉代西北地域文化的风貌与段氏家族的崇武风尚

段氏家族崇尚武力的家族风尚之形成，与段氏家族在西北地区所处的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西北地区复杂的环境造就了段氏家族尚武的风尚。

        汉文帝十四年（前166），北地都尉段卬因为对匈奴作战战死朝那塞，其子段单被汉文帝封为缾侯。这是段氏家族作为边地守将第一次进入历史的视野。关于段卬的籍贯，史书没有具体的记载。但他活动的北地使他处在抗击匈奴的最前线。到了西汉竟宁年间，段会宗进入政坛后又立功西域，维护了西北边陲的安全。而段会宗的籍贯，《汉书·段会宗传》则称其为“天水上邽人也”。其历官先后担任西域都护、骑都尉、光禄大夫、沛郡太守、雁门太守等，其中两次出任西域都护，并在最后病亡于乌孙国。段氏家族在段会宗之弟段贞时迁居武威，所以段颎作为“西域都护会宗之从曾孙”，其籍贯为“武威姑臧人也”（《后汉书·段颎传》）。段颎一生最大的功绩是担任护羌校尉期间，羌人的叛乱，并且立功受奖。段氏家族在两汉时期都是以武功而引起后人关注的，可以说与其家族所处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为了说明段氏家族受地域文化的影响而形成以武立家的家族传统，我们有必要对段氏家族在两汉时期活动的空间加以研究。

        临淄段氏家族与地域文化《史记·货殖列传》在论述关中习俗时称：“其民犹有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这一地区在秦国时期经历从秦文公开始到秦献公的经营，出现了“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的景象。西汉定都长安，“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在介绍关中习俗后，司马迁进一步写道：“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从司马迁的记述可以看出，段氏家族活动的天水地区作为从先秦以来形成的交通要道，对于商业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这里成为富商大贾的云集之地。又由于少数民族的影响，天水地区成为各方习俗的汇聚之地。班固在论及天水、北地的习俗时说：“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故此数郡，民俗质木，不耻寇盗。”（《汉书·地理志下》）班固还指出段氏家族活动的地域以勇武为风尚的将领“不可胜数”，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曰）。宋乐史还据此将武威一带民俗总结为“金气坚刚，人士慷慨”王文楚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五十二《陇右道三·凉州》，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936页。。除了上述带有典型意义的总结之外，在两汉的史书中亦有许多关于这一地区民风强悍的记述。汉武帝出兵进攻匈奴时，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大军进入西域腹地，西域郁成国王不支援汉朝大军，并且杀了“校尉王申生、故鸿胪壶充国等千余人”，李广利命搜粟都尉上官桀前往攻破郁成，郁成王逃奔康居，最后被擒获，当上官桀令四骑士将郁成王押送李广利处时，四人决定杀死郁成王，“欲杀，莫敢先击”，只有“上邽骑士赵弟最少，拔剑击之，斩郁成王，赍头”。因为这个缘故，赵弟被封为新畤侯（《史记·大宛列传》、《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由此可以看出，赵弟作为天水上邽人，也已经濡染了当地的豪侠风气，所以敢于担当。上官桀也是“家在陇西。以善骑射从军”（《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汉昭帝的上官皇后，“祖父桀，陇西上邽人也”（《汉书·外戚上·孝昭上官皇后传》）。关于陇西一带崇尚勇武的风气，《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曰：“秦、汉已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秦时将军白起，郿人；王翦，频阳人。汉兴，郁郅王围、甘延寿，义渠公孙贺、傅介子，成纪李广、李蔡，杜陵苏建、苏武，上邽上宫桀、赵充国，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贤、庆忌，皆以勇武显闻。苏、辛父子著节，此其可称列者也，其余不可胜数。”可以说这些人的生存环境与段会宗是一样的，是恶劣的环境造就了段会宗立功异域的精神品格。再如，武威姑臧地区，是在骠骑将军霍去病击破匈奴右地后，元狩二年秋，“置酒泉郡，后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汉书·西域传上》）元鼎六年秋，“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事详《汉书·武帝纪》。。而在此前这里是属于匈奴族所控制的地域，处于匈奴族铁骑蹂躏下的汉族民众，为了生存只得以武力对付兵火侵袭，所以这里的民众养成了崇尚武力的风习。《汉书·地理志下》云：“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誖逆亡道，家属徙焉。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保边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是以其俗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此政宽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随着汉政府不断向这一地区移民，这里才逐渐摆脱原匈奴族控制之下的社会风习，内地的礼仪习俗才逐渐传播并影响到这一地区，到东汉时期西北内陆地区已经逐步受到汉文化的浸润，成为汉文化盛行的地区。

        两汉之际，中原地区陷入兵燹之灾，而河西地区则在窦融的保护下，保有了一方平安，“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后汉书·孔奋传》）。窦融曾描述武威一带的情况云，“河西殷富，带河为固，张掖属国精兵万骑”。窦融占领这一地区后，“河西民俗质朴，而融等政亦宽和，上下相亲，晏然富殖。修兵马，习战射，明烽燧之警，羌胡犯塞，融辄自将与诸郡相救，皆如符要，每辄破之。其后匈奴惩乂，稀复侵寇，而保塞羌胡皆震服亲附，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饥者，归之不绝”（《后汉书·窦融传》）。东汉以后，武威作为汉政府的属郡，受汉文化的影响渐深，段颎的身上就融合了边域与内地各种文化因素，“少便习弓马，尚游侠，轻财贿，长乃折节好古学”。能文能武的性格，使他在战时能够驰骋疆场，太平之时可以为政富民。在任辽东属国都尉时，“鲜卑犯塞，颎即率所领驰赴之”，对于追赶的鲜卑士兵，段颎设计诱敌深入，“悉斩获之”。在永寿二年，又了泰山、琅邪等东郭窦、公孙举领导的三万多人的农民起义。从延熹二年任护羌校尉后，在西北地区维护了边疆地区的稳定（《后汉书·段颎传》）。正因为成长经历的环境发生了变化，所以才有段颎凭借羌人叛乱最后进入政坛的事实。

        由此可见西汉时期特殊的外部环境，使这里的民风与先秦时期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为了抵抗少数民族的不时入侵，获得生存空间，民众崇尚武力成为时尚，这一习俗对于生活在此的段氏家族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西汉时期的段氏家族从段卬抗击匈奴、段会宗出使西域立功边疆，都是这种社会习俗影响的结果。而到东汉时期，随着汉王朝对这一地区的占领，汉文化在西北地区逐渐流布，民众或多或少地都濡染了汉文化的因素，讲求礼仪，追求政治上的升迁，这从段颎的人生经历即可反映出来。总之，尚武风尚的形成体现了段氏家族受地域文化影响较大的一面。

       （二）十六国北魏段氏家族与地域文化

        作为活动在西北偏远地域的家族，在魏晋十六国动荡环境下，段氏家族的发展也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至北魏时期段氏家族的文化风貌渐趋鲜明。

        段晖、段承根父子早期的成长与生存环境与河西地区的文化氛围就有很大关系。崔浩曾经说：“国家西平河右，敦煌张湛、金城宗钦、武威段承根三人，皆儒者，并有俊才，见称于西州。每与余论《易》，余以《左氏传》卦解之，遂相劝为注。故因退朝之余暇，而为之解焉。”（《魏书·张湛列传》）段承根父子的儒学修养是在河西地区形成，并随着北魏占领河西地区移民至代京而引起崔浩重视的。下面择要对段氏家族所生活的河西地区的文化环境加以评述。

        众所周知，西晋末年中原地区的战乱，使大批民众或逃往江南，或逃至河西躲避战火。永宁元年（301），张轨出任凉州刺史，“以宋配、阴充、氾瑗、阴澹为股肱谋主，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这些人均是对中原文化耳熟能详的士人，由于张轨前凉政权对汉族士人关照有加，结果，“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张轨乃“分武威置武兴郡以居之”（《晋书·张轨传》）。这些躲避战乱的中原人士，有许多是当时颇有影响的学术翘楚，他们带来了中原地区日趋成熟的文化，使这里成为中原文化中衰之后的又一个文化中心。《魏书·术艺·江式传》记载，江式的六世祖江琼，“永嘉大乱，琼弃官西投张轨，子孙因居凉土，世传家业”。延昌三年（514）三月江式在上表中也曾云：“臣六世祖琼家世陈留，往晋之初，与从父兄应元俱受学于卫觊，古篆之法，《仓》、《雅》、《方言》、《说文》之谊，当时并收善誉，而祖官至太子洗马，出为冯翊郡，值洛阳之乱，避地河西，数世传习，斯业所以不坠也。”再比如杜骥的曾祖父杜耽，在西晋末年中，“避难河西，因仕张氏。苻坚平凉州，父祖始还关中”。而杜骥的高祖为西晋的杜预，官至征南将军（《宋书·杜骥传》）。《资治通鉴》胡三省注云：“永嘉之乱，中州之士避地河西，张氏（轨）礼而用之，子孙相继，衣冠不坠，故凉州号为多士。”正是因为中原士人的到来，才使河西地区在十六国中原的环境下，成为学术薪火相传的一方圣地，河西学术成为魏晋十六国时期中国学术鼎盛的又一个重要标志。

        在这种情况下，河西地区的学术呈现出区域范围内的兴盛局面，出现了一批在中国历史上产生广泛影响的学术大家。如在河西地区颇有影响的经学大家刘昞，既具有家学渊源，其父刘宝“以儒学称”，又在15岁时跟随经学大师博士郭瑀学习，“时瑀弟子五百余人，通经业者八十余人”。刘昞学成后，“隐居酒泉，不应州郡之命，弟子受业者五百余人”。他一生著述丰富，“昞以三史文繁，著《略记》百三十篇、八十四卷，《凉书》十卷，《敦煌实录》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铭》一卷，注《周易》、《韩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并行于世。”北魏平定凉州以后，刘昞本应迁往代京，因年老而留在姑臧。刘昞在北魏末年仍然有较大的影响，正光三年太保崔光奏曰：“故乐平王从事中郎敦煌刘昞，著业凉城，遗文兹在，篇籍之美，颇足可观。”魏孝明帝在次年六月的诏书中称刘昞“德冠前世，蔚为儒宗”，使“河西人以为荣”（《魏书·刘昞列传》）。刘昞在河西地区产生如此的影响是与他的家学渊源和跟随郭瑀学习分不开的，而郭瑀则是“东游张掖，师事郭荷，尽传其业”。郭荷是略阳人，其家“世以经学致位”，郭荷“明究群籍，特善史书”。前凉张祚曾征为博士祭酒，“及至，署太子友。荷上疏乞还，祚许之，遣以安车蒲轮送还张掖东山”（《晋书·隐逸传》）。从刘昞受业于郭瑀，郭瑀受业于郭荷，可以看出中原文化西传至河西地区的过程。刘昞的助手索敞，“为刘昞助教，专心经籍，尽能传昞之业”，太武帝平定凉州后，“入国，以儒学见拔，为中书博士。笃勤训授，肃而有礼。京师大族贵游之子，皆敬惮威严，多所成益。前后显达，位至尚书牧守者数十人，皆受业于敞。敞遂讲授十余年”（《魏书·索敞传》）。可见随着河西的平定，河西学术出现了北传平城的潮流。

        除了上述三人之外，索靖与索綝父子、索袭也都是以儒学相传而成为一代名族。另外，中原地区迁居河西地区的名家大族，经过数代的潜移默化也成为当地颇有影响的文化家族。《魏书·儒林传·常爽传》云：常爽，字仕明，河内温人，魏太常卿林六世孙也。祖珍，苻坚南安太守，因世乱遂居凉州。父坦，乞伏世镇远将军、大夏镇将、显美侯。爽少而聪敏，严正有志概，虽家人僮隶未尝见其宽诞之容。笃志好学，博闻强识，明习纬候，《五经》百家多所研综。州郡礼命皆不就。世祖西征凉土，爽与兄仕国归款军门，世祖嘉之。从常爽家族在魏晋十六国动荡环境下的迁徙也可以看出中原文化的西传过程。归附北魏后，常爽“置馆温水之右，教授门徒七百余人，京师学业，翕然复兴。爽立训甚有劝罚之科，弟子事之若严君焉。尚书左仆射元赞、平原太守司马真安、著作郎程灵虬，皆是爽教所就。崔浩、高允并称爽之严教，奖厉有方”。他不仅教授门徒众多，而且著述丰富，被当时人称作“儒林先生”。

        在北魏初年，将河西地区众多儒生迁往平城的浪潮中，段承根父子就是其中的重要人物。还有索敞、程骏、宗钦、阴仲达、赵柔等也是河西地区重要的文化名人，在迁居平城之后开始将河西儒学带往平城地区，以之教化当地民众。过去我们在讨论鲜卑族汉化过程时，往往很少讨论河西儒学发挥的作用，究其实，河西儒学的北传、河西学人在平城以及洛阳地区传播儒学，特别是向北魏上层传播儒学，应当看做鲜卑族汉化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在这一过程中，段氏家族虽然仅仅只是发挥了部分作用，但是，我们应当将段氏家族特别是段承根父子的作用纳入到整个现象的过程中加以考察，只有这样才能够对段氏家族受河西地域文化的影响之深，以及段氏家族对北魏鲜卑族汉化所发挥的作用有深刻而全面的认识。

       （三）唐代段氏家族的文化转型与地域文化

        段氏家族作为一个在历史上影响巨大的家族，真正实现家族的勃兴则是在唐朝初年，段志玄开其端，段文昌、段成式父子以文守之，并且加以扩大，从而使段氏家族成为声名远播流芳千古的著名家族。探讨段氏家族在唐代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可以发现，其与孕育段氏家族的地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考察段氏家族在隋唐时期的活动情况可以看出，在黄河流域以及长江流域段氏家族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当地的社会环境对段氏家族的社会崇尚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就段偃师和段志玄父子活动的太原郡来看，他们是受北方地区社会习俗的影响而最终参与到反隋战争中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五下》云：“四世孙后魏晋兴太守纷。五世孙偃师，徙河南。”究其实，晋兴郡是西晋永嘉五年（311）前凉张轨在晋兴县所设，其辖境相当于今青海乐都县以东和兰州市以西湟水两岸地区，北魏时期废弃。这里所说的段纷曾任晋兴太守，或许是在这一地区担任职务，亦未可知，但也反映出此时期段氏家族仍然活动在西北地区。段志玄的父亲段偃师，“隋末为太原郡司法书佐，从高祖起义，官至郢州刺史。志玄从父在太原，甚为太宗所接待”。段偃师从太原郡迁居临淄，是段氏家族史上的重大变化。而且根据段偃师从太原郡起家，跟随李渊父子打天下，可以推测在段志玄身上既有太原地区民情风俗的影响，也有临淄所在地区社会环境的影子。《隋书·地理志中》云：太原山川重复，实一都之会，本虽后齐别都，人物殷阜，然不甚机巧。俗与上党颇同，人性劲悍，习于戎马。离石、雁门、马邑、定襄、楼烦、涿郡、上谷、渔阳、北平、安乐、辽西，皆连接边郡，习尚与太原同俗，故自古言勇侠者，皆推幽、并云。然涿郡、太原，自前代已来，皆多文雅之士，虽俱曰边郡，然风教不为比也。这一记述告诉我们，在太原周边的地区因为长期处于与少数民族作战的前沿阵地，加之隋代的兴起，这里的民众“人性劲悍，习于戎马”，具有善战的特点。再加上隋代杨谅在这里的经营，使太原地区成为武风盛行的地方。杨谅曾建议隋文帝杨坚“方强，太原即为重镇，宜修武备”。为了谋反，杨谅“招佣亡命，左右私人，殆将数万”（《隋书·文四子·杨谅传》）。这些聚集起来的亡命之徒对于太原地区强悍的社会风俗自然产生很大的影响。段志玄跟随父亲在这里长期生活，应当深受这种风俗的浸润，再加上他本人所具有的“以票果，诸恶少年畏之”的个性，所以才能在隋末动荡的环境下脱颖而出。

        关于临淄所在的青州之地的社会环境变化，对于此后段氏家族文化风尚的形成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隋书·地理志中》云：在汉之时，俗弥侈泰，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始太公以尊贤尚智为教，故士庶传习其风，莫不矜于功名，依于经术，阔达多智，志度舒缓。其为失也，夸奢朋党，言与行谬。齐郡旧曰济南，其俗好教饰子女淫哇之音，能使骨腾肉飞，倾诡人目。俗云“齐倡”，本出此也。祝阿县俗，宾婚大会，肴馔虽丰，至于蒸脍，尝之而已，多则谓之不敬，共相诮责，此其异也。大抵数郡风俗，与古不殊，男子多务农桑，崇尚学业，其归于俭约，则颇变旧风。东莱人尤朴鲁，故特少文义。仔细考察齐地的风俗可以看出，从姜太公开始已经为齐地“尊贤尚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到唐初撰写《隋书》时，这里的风俗依然如此，所谓“大抵数郡风俗，与古不殊，男子多务农桑，崇尚学业，其归于俭约，则颇变旧风”，正反映了“崇尚学业”的风尚，可见代代相沿的传统对于齐地社会价值的取向影响极深。对于齐地风俗的演变，《通典·州郡十·古青州》“青州”条云：青州古齐，号称强国，凭负山海，擅利盐铁。太公用之而富人，管仲资之而兴霸。人情变诈，好行机术，岂因轻重而为弊乎!固知导人之方，先务推以诚信。逮于汉氏，封立近戚。武帝临极，儒雅盛兴。晋惠之后，沦没僣伪。慕容建国，二代而亡。今古风俗颇革，亦有文学。自国初立都督府，命亲王镇之。汉氏之制，信可取也。从杜佑的描述中我们看不出临淄所在地的风俗演变，可以肯定的是虽然“儒雅”之风渐缺，但民风中还有“文学”因素，所以在唐人的眼中，临淄地区仍然是受儒家文化影响较深的地区，骆宾王云：“邹鲁旧邦，临淄遗俗，俱沐二周之化，咸称一变之风。”（《全唐文》卷一百九十七《为齐州父老请陪封禅表》）这就是为什么段氏家族会在唐代出现产生巨大影响文学家的原因之一。

        段文昌所居住的荆州的社会环境与青州相比又有很大的不同。《隋书·地理志下》云：“大抵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昔屈原为制《九歌》，盖由此也。”当地人为了纪念屈原，在每年的五月十五日举行的“竞渡之戏”，为了纪念楚国伐吴“以为教战，流迁不改，习以相传”的“牵钩之戏”，以及当地的丧葬风俗习惯等，都反映了荆州地区社会环境的庞杂性，这些庞杂的社会环境尤其是荆州地区“信鬼”的习俗，对此后段成式的创作应当有一定的影响。杜佑在总结荆州习俗时说：“荆楚风俗，略同扬州，杂以蛮左，率多劲悍。南朝鼎立，皆为重镇。然兵强财富，地逼势危，称兵跋扈，无代不有。是以上游之寄，必详择其人焉。”（《通典》卷一百八十三《州郡十三·古荆州》）因为民风“率多劲悍”之故，再加上地理环境特殊，所以“称兵跋扈，无代不有”，唐朝在这里设立山南东道节度使加以管辖，于是荆州成为长江中游的重要战略要地，因为节度使多文人，所以才有段成式等人汇聚在徐商幕府，吟诗唱和，留下了《汉上题襟集》等诗作的佳话。

        从汉魏以来，荆州地区社会文化的发展无论在政治上，抑或是纯粹意义的文化上，都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汉代末年荆州——襄阳地区以刘表为核心的政治文人集团的形成与发展，及其在中国历史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标志着荆州地区文化的凸显。在刘表集团中以刘表为首的士人群体在汉末儒学僵化的局面下，开辟了儒学阐释的新渠道。学术界的研究表明，以刘表为代表的荆州学派的形成与汉末动荡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东汉末年中原，迫使大批士人或逃亡幽州，或逃亡荆州，并因此开启了中国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的分张，逃往幽州的士人以代表当时正统的名教政治旧学宿儒为主，而逃至荆州的士人则以新经学为主流。这其中以宋忠为代表的士人，在新的环境下以经世致用的精神批判旧儒学创立新儒学，以标新立异来革新政治的创新效应解决社会的政治腐败现象。但是这种努力在东汉末年的环境下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这就是东汉末年社会动荡的深层文化原因鲁锦寰：《汉末荆州学派与三国政治》，《中州学刊》1982年第4期。。可以这样认为，东汉末年的动荡对于此后荆州地区的社会风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也应当是荆州地区社会风俗庞杂的重要原因，也表明秦汉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地域文化变化的重要阶段。这种变化也应当是段文昌父子文化态度转变的深层次原因。这种影响力再次展现了荆州地域文化的无穷魅力。

        东晋南朝时期，荆州成为长江中游地区重要的军事堡垒，也因此聚集了一批在后世颇有影响的文人，他们的存在对于荆州地域文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到了唐朝，荆州地区作为中原通往南方地区的重要交通要道王文楚：《唐代洛阳至襄州驿路》，《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成为往来文人的荟萃之地，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在这里得到了鲜明的体现，也因此引起了风俗的大变。宋乐史云：“荆之为言强也，阳胜物坚，其气急悍，故人多剽悍。唐至德之后，流傭聚食者众，五方杂居，风俗大变。然五月五日竞渡戏船，楚风最尚，废业耗民，莫甚于此。”到唐肃宗“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湖，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王文楚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四十六《山南东道五·荆州》，第2833页。。除了这种在时人看来庸俗的风俗外，“江陵，衣冠薮泽。谚云：琵琶多于饭甑，措大多于鲫鱼。”清光绪：《江陵县志》卷二十一《风土一·风俗》引《朝野佥载》，清光绪三年（1877）刻本。可知唐代荆州的都会江陵是文人荟萃的渊薮。况且在唐代安史之乱爆发后，襄阳、邓州地区成为唐王朝所依赖的重要物资供应来源，顾炎武云：“安、史构祸，汴、洛沸腾，而襄、邓无虞，故东南之资储得以西给行在。梁崇义拒命于建中间，未几丧败。及淮西寇暴，实藉襄、邓之力为之犄角焉。”顾炎武：《读史方舆纪要》，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700页。这是对襄、邓地区经济战略地位的高度概括，唐王朝在这里设置重要的官员驻守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由于荆州次政治经济重心的形成，文人荟萃使这里也成为重要的文化中心，在这种大的氛围影响下，段文昌、段成式父子在这里生活乃至于活动就不难理解了。